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0-4-8 17:17 编辑
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祯在扬州 引言
我正在进行的扬州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希望借着一些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历程，来呈现扬州城市文化的丰富面貌。去年的研究以郑板桥为例，讨论了一个不甚得意的文人、艺术家、官员，如何以一种疏离而伤感的笔调，记录下有别于盐商和李斗笔下的城市生活。
王士祯（1634-1711）比郑板桥（1693-1765）早生半个多世纪。他任官扬州时，这座曾经在明末”富甲一方”的名城，刚刚从战争的劫乱中缓步复原，离十八世纪的全盛荣景还有极长的距离。王士祯初赴扬州任推官时，心情并不得意，认为未达亨通之境。但他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七岁任官扬州，和郑板桥的半生蹇塞，不可同日而语。而他过人的才气，和在清初文坛的领袖地位，更让他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清初扬州，营造出一个丰盛的文化世界。
王士祯在扬州的生活，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一）在繁忙的公务外，犹能维持闲逸潇洒的步调，或是纵情于山光水色，或是与宾客刻烛赋诗，清言不绝。（二）与文人、官员、名士的频密往返、诗词唱和。扬州地处要冲，再加上王士祯的声名，使得访客川流不息。这些人因为升官、罢官、旅游及各种公私原因，总喜欢在扬州居停，成为王士祯日常生活和交游网络的重要一环。（三）对王士祯和过往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扬州引人之处，不仅在它的山光水色和物质享受，还因为当地特有的文化、历史传承。这些传承和符码固然构成了清初士大夫的共同文化、历史记忆，但因为个人性情和成长背景等差异，不同的士人可能选择不同的符码，来寄托对山水、城市的感怀。郑板桥偏好用玉勾斜、随炀帝、荒冢，来表达他的沧桑、幻灭之感。王士祯则对苏轼产生强烈的认同，并借着诗文酬唱，在同侪间建立起与苏轼等量齐观的声名。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将讨论王士祯的日常游晏、节庆活动和宗教体验，希望能藉此建立另一个比较全面的士大夫生活史的个案。 王士祯是清初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门人在为他作传时，说他”诗歌为当代称首，维持风雅数十年，代表了当时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祯在清初诗坛的盟主地位，或是对广陵词坛的影响，仍然是学者研究的重点。由于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从文学史的技术性问题出发，讨论他的贡献和成就，自然就成为王士祯研究中的主要课题。
但对历史学者来说，王士祯丰富的诗作和笔记小说，其实也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梅尔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她仔细分析了王士祯如何透过红桥修褉等文化活动，及在江南各地的旅游，来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时，扬州和红桥的声名也因为王的诗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这篇文章中，则试图从生活史的角度出发，检视王士祯在扬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细节：从就任前的犹疑，在公务上的努力与挫折，官员与诗人两种角色的转换，络绎于途的访客，到日常的诗酒酬酢、节庆的晏游及对扬州与江南山光水色的流连，都将一一触及。在我们习惯了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文学史、政治史的角度，来探讨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后，从生活的细微末节出发，究竟能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值得拭目以待的。我曾经以郑板桥为例，讨论了一个半生蹇塞的文人、艺术家对扬州生活的回忆。王士祯以其过人的才华、精力和声名，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清初扬州，营造出一番大异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细加品味。
一、挥泪下扬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仅二十五岁的王士祯通过殿试，成为新科进士。前一年，他才因为在济南明湖和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诗》誉满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龄，进士及第。想象着锦绣般的前程，这时的王士祯，应该是踌躇志满的。但第二年的扬州推官之任，却让他有着英雄气短之慨。
按照原来的规定，进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师任职，但顺治十五年起，却改成外放。对这样的改变，王士祯虽然显得失望，却也极认命的接受。原来在发表这个官职前几个月，他特地前往京师前门，“夙称奇验”的关帝庙求签，得到如下的签诗：“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刚看到这个签时，王士祯完全无法猜透其中的玄机。等到选中扬州推官，他才了解所谓的”未亨通”是什么意思。根据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顺治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扬州任官。在当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十月才迁为礼部侍郎。签诗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从庚子到甲辰年。扬州在江边，所以说”江头作钓翁”。至于”玉兔重生”，是说王在崇祯七年（1634）闰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闰八月，他受皇帝拔擢为国子监祭酒。所谓庚申、江头、玉兔重生的种种预言，均一一应验。他因此结论道：”谚云：饮啄前皆定，讵不信夫？”
王显然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次神秘经验深信不疑，不但在带有笔记小说性质的《池北偶谈》中提及，在自己写的年谱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记载下来，可见他对这些奇怪可异议之论的重视。对怪力乱神之说的喜好，是中国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笔记小说则是最常使用的文类。和王士祯一样以诗词称霸清代文坛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语》和《续子不语》中，以虚实相杂的笔法，将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迹，写得神出鬼没，让人半信半疑。王士祯不同之处，是一方面在笔记中，以简约而近乎史实的笔法，记叙神怪的事迹；另一方面，在较正式的行状、传记中，也不避谈神怪之事。神秘的经验，似乎和宗教信仰一样，都是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顺治十七年初（1660），王士祯启程前往扬州，他的母亲孙太夫人对他”少年为法吏”，心存畏惧，但因为扬州是王的祖父旧游之地，所以勉励他”务尽职守，以嗣前烈。”与亲人赋别的诗文中，充满了伤感之情：”靡靡即长道，郁郁难具陈””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车不成别，泪下如悬丝。”泪如雨下的场景，固然因离别而发，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未亨通的仕途，和带有疑惧的前程的郁闷之情的投射。
孙太夫人担心王士祯年少气盛，无法胜任法吏的重担。已经以诗作扬名的王士祯，反而担心没有办法继续写诗。根据他的老友汪琬（1624-1690）的叙述，在听到推官的任命后，”王子愀然有忧色。客或谓予曰：王子之忧也，忧夫以吏治之故而废其诗也。”汪琬对这样的忧虑不以为然，认为以王士祯的才华，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绝对不会因公废诗：”然则居刑官之职，何尝至于废诗而不暇以为哉？王子可以无忧矣！使诚能以清静治之，吾见王子之才必君优，其簿牒必加少，国中之盗贼亦必加衰止，如是而不能为诗，吾不信也。”
事实证明，王士祯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虽然原因并不在他采用了汪琬所建议的清静无为之治。在扬州五年，他不但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还进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坛的领袖地位。王的一位传记作者反而担心他在诗词上的表现，会让人忽略了他的政绩：”耳食者徒以公为有明三百年来诗人之冠，不知其清风政绩卓卓如是者。”对不明究里的”耳食者”来说，这样的担心当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学作品、川流不息的访客和频繁的酬唱、宴游，都让人怀疑王是一位不戮力本业的轻薄文人。但对和王士祯有深切交谊的当代俊彦来说，王最令人羡慕、称许之处，正是他在刑官与诗人两种角色间优游裕如的转换。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前，我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在推官任内的表现和挫折，以便对王生活、情感的各个面相，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顺治十八年（1661），王到任后的第二年，海寇进犯长江沿岸。宣域、金坛、仪真等地都有潜谋通乱者。朝廷派出户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员到江宁负责审理这些通敌的重大案件：”朝命大臣谳其狱，辞所连及，系者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指，皆坐故纵抵罪。”王士祯则以审慎的态度，将没有证据的官员、人犯释放，将随意告讦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狱。因此活人无算。
王士祯公正不阿的办案态度，由此可见这种敢于坚持己见，不怕忤逆上司的态度，虽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并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却在第二年招致降级的处分：”山人居官公正严肃，不畏强御。每疑谳重狱，据案立决，牍无留滞。时失出法严一事，被部驳辍至镌级。”对这样的挫折，年谱中只平淡地记叙了孙太夫人的劝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沈非所计也。”王士祯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亲的劝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许多冤案。
但从他和冒辟疆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却可以猜测这次惩处，让王士祯感到极度的沮丧。事实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为一项”极没要紧事”，被部议罚俸一年，而发出”弟本无宦情，只得浮沈任之耳。”壬寅年（康熙元年）他被降级处分后，更觉得人生了无生趣：”弟近况益恶，非笔札所能悉其万一。庚子山云：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老世翁桥梓爱我最深，何以教之。栈豆宁复可恋，甘作驽骀，岂不可笑。”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说”尔来诸事拂（？），无复人理。”]短短几个字，仍然透露出他极端不满的情绪。同样的怨怼，在第二年又作了一次宣泄：”迩来事事拂逆，告贷无门。殆如少陵所云：心死作寒灰，无复人理。”
另一封写于壬寅年五月的书信显示，王士祯不但感到人生了无生趣，甚至和妻子及二哥王士祜（字子侧）一起开始长斋事佛：”弟与子侧及内人悉已长斋奉佛，鹤柴竹亭，萧然僧舍。”虽然这封信并未说明吃长素的理由，但从时间来推断，很可能和仕途上的挫折有关。事实上，对王氏兄弟来说，在仕途遇到困顿时吃斋礼佛，似乎成了标准的应对模式。康熙三年，王士禄因为礼部命题案移刑部时，王士祜正好因为省试下第，留在京师。一家人过者疑惧困窘的生活，”皆震怖雨泣”。只有士禄坦然以对，每天靠着写经和茹素维持心理的平静。他还写了一首长斋诗，说明因由：”我从忧患来，每食惟茹素。”又特别请人画了一幅”长斋绣佛图”。在苦难中表达出虔诚的宗教信仰。
二、官员、诗人的角色转换
王士祯的挫折感固然真实而强烈，但和自己的兄长、同侪，或是扬州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郑板桥）相比，王的仕途其实相当平坦顺畅。从私人信函中，我们看到王偶尔宣泄的幽暗情绪。但在众人的描述中，王却总是以一种从容、优雅的姿态，出入在两个不同的场域。在这个人人赞叹的公众形象中，我们看不到一丝前述的阴霾情景。他的长兄王士禄所说的：”贻上早负夙惠，神姿清彻，如琼林玉树，朗然照人。”可以说是对这种公众形象最恰当的诠释。
为了避免大量诗词作品和频繁的酬唱宴游所可能引起的误解，王的赞誉者在描述他的文化活动时，必先强调扬州的难治和王在政务上的杰出表现。惠栋首先就在《年谱》中记录了王士祯为弥补扬州积欠朝廷税赋所作的努力。从顺治二年到十七年，扬州积欠的税款有两万多两，许多官员和官员的亲族因此下狱，”囹圄填溢”。王士祯看到这些多半因为株连下狱的人”鸠形鹄面”，心中不忍，行文他的上司、下属，希望藉众人之力，弥补这些亏空。这些人多半曾经在顺治十八年海寇入侵时无辜牵连入狱，因为王的搭救而平反，所以慷慨解囊，协助将扬州积欠的税款交清，系狱的人犯也因此得到释犯。惠栋藉此来说明扬州推官的难为：”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
冒辟疆则用鲜活的笔调，描述王士祯异乎寻常的办案效率，如何让手下十余人手腕脱臼：
广陵为江南剧郡，大吏有疑难事下之藩皋，藩皋复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书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齚指，推为神异。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
更让人羡慕的是，王在繁剧的公务外，又同时扮演了一个出色文人的角色。在王士祯赴任前，对他多所鼓励的汪琬，在为王的诗集作序时，不只一次的称赞他的绝才：”贻上自莅广陵以来，凡至白门者再矣。一以庚子岁同考试官，一以谳大狱。皆当奔走不遑之日，而贻上独出其暇力，访三山之名胜，吊六代之故墟。凡为诗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得以不废，此非有绝人之才，不能至也。””以广陵之凋敝，刑官之冗示 多事，此虽日勤其职，犹惧有所不给。顾贻上方用政事自奋，而又能饰以风雅，有登临啸歌之乐。吾然后知其才之绝人 也。” 从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三年，王士祯在三年间写了三百多首诗，数量惊人。陆圻在为这三年的诗集作序时，也一再将他在政事上的表现和”卓尔不群”的诗作相提并论。王士祯在厅堂上手题唐人的诗句”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来表明自己的风格，陆圻进一步引申，说王”虽案牍旁午，常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致。”正是因为词人兼法吏的双重角色，才使王士祯的诗作成就，超乎一般的寻常文人。
陆圻认为王的许多诗作都是在公余后，”吏散人稀”之际，在一种”焚香扫地，门径萧然”的幽静环境中写成。但其它的记载，多显示王是在与宾客酬酢晏饮的热闹场合中挥洒成篇。惠栋的年谱在描述完王缴清扬州的积欠后，紧接着说：”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他并同意吴伟业的描述：”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是如实的记载。
吴梅村”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的形容，简捷有力地点出王士祯五年扬州生涯的梗概。同样以诗作称雄文坛的吴伟业，此时虽然已是迟暮之年（吴生于1629年，卒于1671年），但他和钱谦益一样，对这位后生晚辈的才华，给予高度的推崇。他在另一个场合，对王士祯白天、夜晚的两种角色，作了更详细的记载：
吾友新城王贻上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誉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坐客见而诧曰：”王公真天材也！”
在众人的交相传颂之下，王”刻烛赋诗”的浪漫不羁，就和他日理繁剧，酬应若流的神异能力一样，成为扬州城的一种传奇。而王显然也乐于日以继夜的在两种身分间流转。在现有的记载中，王大概只有两三次因为公私繁忙，而露出疲态。一次在顺治十六年（1661），他说自己”三四日来应酬判牍之外，听断日至十余件，寝食不遑。”[一次在康熙四年（1665）春天，他到如皋参加众人在冒辟疆水绘园举行的修褉盛会，先是因为有堆积如山的公务要处理，而婉拒冒辟疆的邀约：”昨夕畅聆乐君之论，不独声色丝竹之妙也，谢谢。连日簿牒如山，稍一料理，以便明日赴曲水之招，甘金谷之罚。今日万不能蹑屐，奈何！”接着，在四个晚上的彻夜清谈和白天繁忙的公务后，因为体力不支，头脑混沌，只好再次告假：”连日夜坐几于达旦，又以公事迫促，几不成寐者四夕矣。今日佳招，本拟趋命，并践鉴赏书画之夙约，乃头目岑岑，殊不可耐。辞则非情，赴又不能勉强，奈何！奈何！”
因为公务的需要，王士祯在扬州任内，有不少机会往来于邻近的城市。即使在这样来去匆匆的旅程中，他也不忘同时扮演好官员、诗人两种角色。像水绘园修褉这种”头目岑岑”的狼狈光景，只能算是特例。多半时候，他都能利用公出之便，好整以暇地游山玩水：”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每谳事毕，辄肩舆往乌龙潭、灵谷瓦官诸寺，城南高座、长干诸古剎，探幽访古，而公事未尝废也。”这些在扬州境外”探幽访古”的活动，成为王此时诗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像是《过江集》、《入吴集》等结集的诗篇，都是这个时期游览的成绩。康熙三年（1664）十月，王士祯”有事于江宁”，事后遍访金陵一带的名山古剎，并写了许多篇游记和记叙文字。剧作家尤侗在为这一卷题为《金陵游记》的文集作序时，盛赞王的文字成就超越了谢灵运、柳宗元。他的旅游原本只是自己公余之暇的赏心乐事，但他的文字记叙却成为山川的幸运：
山川文字每有不相遇者，岂非恨邪。独阮亭使君官于扬州，既领竹西瓜步之胜，而金陵铁瓮襟带左右，江声山色应接不暇。使君以参衙余日，扁舟两屐相羊相间，搜幽剔险，一一载之子墨，盖兼谢柳所不能兼者，使君之乐江山之幸也。
三、对苏东坡的认同 尤侗”使君之乐，江山之幸也”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客套成分，却不是纯然的饰辞。至少在扬州，王士祯寻幽访胜的文化活动和文学记叙，确实为山川古迹带来了实质的贡献。梅尔清对红桥因为王士祯的传颂而名垂青史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禅智寺的苏轼残碑，因为王的造访和品题而重现生机，则是另外一个例子。
在红桥之外，隋帝国的残迹、欧阳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扬州记叙中，最常见的文化符码。借着这些众所周知的象征符号，士大夫阶层建构了一个对扬州城的共同记忆，并得以超越时空的障碍，和这座古城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最辉煌的铭记接轨。但在一些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码外，我们发现个别的文人、士大夫，因为个人的特殊际遇和性情，常常会选择某一组符码或人物来投射自己的感怀。郁郁不得志的郑板桥，在红桥、平山堂外特别偏好隋朝古冢、遗迹所蕴含的荒凉、沧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对盛世扬州的疏离。相形之下，才气纵横的王士祯，选用苏轼来彰显他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时，不但反映了个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许，也显示他企图借着对苏轼的认同，来重新书写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系谱。
王士祯虽然出生在明崇祯年间，但明室覆亡时，他只有十一岁。他的整个仕宦生涯，完全是在清朝建国之后展开。他虽然和一些知名的前明遗臣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我们却不能据此假设他必然会面临到政治或种族认同的问题。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进一步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透过文化系谱的建立，或是对各朝各代名公鉅卿的认同，像王士祯这种处在政权交替时期的士大夫，其实可以很容易地跳脱政治、族姓的纷扰，透过历史、文化的传承，为自己当下的情境和存在，创设出更丰富的意义。
王士祯到扬州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1661）上元节，和友人一起游览平山堂，顺便到城东北蜀冈上的上方禅智寺探访苏东坡写的一块残碑。上方禅智寺一名竹西寺，隋阳帝时，曾经梦到自己游兜率天宫，听弥勒佛说法。醒来后，就把自己的离宫施舍为寺，即上方寺。宋元佑七年（1092），苏轼知扬州时，和宗亲苏伯固陪同即将出使岭南的李孝博，一起游蜀冈。苏轼写了《次韵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使岭表》一诗，并刻在上方寺的石碑上。王士祯造访时，上距苏轼出掌扬州，已经近六百年，”寺荒废，而碑复零落剥蚀于颓垣败瓦间”。王士祯访求到断碑后，”拂拭出之，摩娑三叹，如与公晤言，酬唱于当日。”并和其韵，刻石于断碑之侧：
昔出蜀冈道，黄叶鸣秋蝉。今来上方寺，绿萼破春烟。坦步宝带侧，延眺隋城颠。古剎龙象寂，残碣蛛丝悬。缅思峨嵋人，文釆真神仙。赠诗日南使，宾佐皆豪贤。邈然竟终古，漱墨留春泉。老笔欲飞动，妙态殊便娟。空堂响人语，怖鸽飞联翩。后游慨今昔，凭吊当同然。
上方禅智寺在王士祯首次造访时，已经破败到鸽子联翩飞舞，残碑上也结满了蜘蛛网，但却丝毫不妨碍他对这位”文釆真神仙”的先贤的仰慕之情。在摩娑三叹的感怀之后，称霸清初诗坛的王士祯，似乎不必遥想千古的风流，就可以进入苏轼当年的世界，把酒言欢。
王士祯除了赋诗凭吊外，还将原碑的残石放置在禅智寺的寺壁间。此后四年内，他常常想将原碑”屏当补缀，俾还旧观”，但一直没有空处理。康熙四年冬天，王确定自己即将内迁礼部，”行有日矣”，对修碑一事”耿耿于心”，特别在第二年春天命学生宗元鼎将东坡诗刻在禅智寺壁上。
王士祯上任后不久，特地前往倾颓的古寺寻访破碑的举动，赢得他的老友汪琬的赞扬：”隺影蝉声懋径长，髯翁遗墨冷斜阳。游人尽爱迷楼景，谁访残碑蹋蜀冈。”如果不是出于对苏东坡的特别情感，王大概是不会舍楼景而蹋蜀冈的。他在即将升迁到京城为官之际，犹念念不忘补缀残碑的宿愿，并终于在告别扬州前完成，可以进一步左证他对苏东坡的认同。
这个时候，上方寺的住持是从灵隐寺来的硕揆上人。清明节当天，石碑刻成，王氏兄弟和硕揆上人赋诗纪事，冒辟疆、陈其年等诸名士唱和，成为一时文化盛事。江南一带并将王士祯和硕揆间的唱和，比于苏东坡和了元和尚的故事。
一方残碑固然可以用作建立扬州文化系谱的接口，兄弟间的别离和仕途的挫折，也可在苏东坡的诗文和人生历程中找到投射。康熙二年除夕，他将过去一年的诗作编次成卷，在序言的一开头，就提到他小时和几个哥哥在家乡读苏东坡集，悲伤得不能终卷：
尝读东坡先生集，云少与子由寓居怀远译，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有感慨离合之意，嗣是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八九。每秋风起，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所感，盖三十年矣。故其述旧诗曰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牖，子起寻夹衣，感叹执我手。……予每循览，怆然不能终卷。
不过当初读的时候虽然不能终卷，但因为并未体验过离别之苦，所以”未知此语之可悲也。”等到弱冠以后，”以世网奔走四方，回忆旧时家园之乐不可得，然后知两苏公诗之可悲，有什倍于畴昔者。”
兄弟别离，让王士祯想到苏轼、苏辙兄弟感慨离合的应答之作。康熙三年，王士禄因礼部磨勘案下狱，也马上让王士祯想到苏东坡的湖州诗案，并为自己不能像苏轼那样代兄赴阙讼冤感到愧咎：
家兄平地波澜，魂飞汤火，不啻子瞻湖州诗案。而弟曾不能舍此鸡肋，如昔子由赴阙讼冤，以身请代，而犹且饱食安居，偃仰在床，岂复可腼颜人世乎哉？
王士禄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也分享了士祯对苏氏的强烈认同：”念予兄弟即才具名位不逮两苏公，然其友爱同，其离索同，其不合时宜同，其轗轲困踣为流俗所指弃又无不同。”
王士祯服官扬州的经历，在清初文坛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对苏东坡的自我认同，很容易就建构出他和苏氏在文化系谱上的传承关系，并进而获得其它人的认可。在这个建立认同和认可的过程中，禅智寺残碑的探访和唱和，扮演了重要的功能。王岩在＜蜀冈禅智寺唱和诗序＞里，就首先将苏、王二人等量齐观：”先生政事不减苏公，而文章风雅，远被江淮，不减苏公之在扬。”被比为了元和尚的硕揆，则对二人的共通之处，作了更淋漓尽致的阐述：
自坡公迄今六百余年，何以独至阮亭而始和之？阮亭文章诗词，为当代所宗尚，与东坡同。其任扬州也，廉爱精敏，百姓食其德，与东坡同。见一善如己有，而奖训士类，有古贤公卿下士之风，复与东坡同。虽古今时代不一，然究不以时代分古今也。
作为一名讲求因果轮回的禅师，硕揆认为士祯不仅和东坡精神相通，根本就是东坡的转世：
阮亭初李扬时，即舣舟步往，寻公遗迹。微阮亭至，则苏碑已与寺俱毁。苟非精神相通，微显一致，何以若此？曾谓阮亭非髯后身乎？
硕揆这段为唱和诗所作的阐释文字，写在康熙四年清明。王士祯在了却缀碑的宿愿后，去了一遍如皋，参加冒辟疆的水绘园修褉，随即从扬州束装北上，到京师就任新职。硕揆的结论，无疑是为王士祯扬州任内所建立的文化系谱，作了最有力的背书。 四、交游 顺治二年（1645），王士祯十二岁时，南下的清军用飞炮轰击扬州城西北隅，攻陷东、西二城，并大肆屠杀。扬州从明万历以来所营造出的富甲天下的荣景，遭到惨重的打击。王士祯在劫乱之后十五年前往扬州任官时，社会秩序虽然已经恢复，但下距郑板桥卖画扬州（1723）时鉅商云集的荣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王士祯在扬州五年的交游和文化活动中，不见盐商的踪影，适足以说明此时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 但是扬州的交通枢钮地位，王士祯在文坛日渐窜起的声名，却使他迅速建立起一个包括遗民、文人、官员以及下层士人的交游网络。而这个广阔的交游网络，又进一步将他的声名传播开来。这些人因为补官上京、罢官南皈、返乡葬父或是旅游、路过、专程造访等各种理由，路过扬州。其中除了少数人像朱彝尊一样，与王士祯错身而过，其它多都和王在不同的场合见面。 在官员中，汪琬和王士祯有极深的情谊，汪琬过访，自不能等闲视之。根据蒋寅的考订，汪琬在顺治十八年（1661）秋天，从刑部员外郎一职罢官后返回苏州故里，中间经过扬州，阻风逗留。王士祯得到消息，特地出城相迎：”芜城暮雨闻君到，急访扁舟出郭来。”从汪琬自己的记叙，我们可以想见众人高谈晏饮的场景：”朱筵接席坐，紫陌联镳腾。雄文夸艺苑，高论摧谈僧。”在第三天的宴席上，王士祯因为”扬州之鹤甲天下”，而自己刚好养了十集，就将其中两只送给汪琬，来衬托他耿介孤高的特质。汪原本固辞，在同席的冒辟疆、陈其年力劝下，欣然接受。 汪琬返回苏州故里后，没有闲置太久，第二年春天又补官上京。清明节后，再度路过扬州，和王士祯短暂会晤后，王士祯因公北上淮阴，邀请汪琬一起到邵伯湖泛舟，然后各奔前程。这个时候，王士祯虽然还没有因为审案过严而遭到降级处分，但大概颇为公事烦心。在送汪琬入京的诗中，他除了追忆汪琬两次路过扬州时，两人在寒烟、细雨中共游的情景，以及赠鹤、赏梅的近事，也表达了无限的离情和感激之意：”淼淼江湖春水生，淮南风景过清湖，故人恰向愁中至，感激真从难后平。竹外寒烟瓜步镇，花时细雨广陵城，谢公埭下通宵语，酒冷残香十载情。””南徐载鹤横江去，西碛看花压帽皈，此去故人京洛少，莫教远道尺书稀。” 除了偶尔亲自出访老友外，对像汪琬这样在仕途遭到挫折的同侪，王也从不怠慢。就在汪琬罢官南皈之后没有多久，和王士祯同一年考上进士的丘象升由翰林侍读贬到琼州府担任通判，王士祯在平山堂为之饯行，丘象升在十五年后回忆起来，还有无限的感怀：”高会平山十五年，燕云楚水各风烟。两家兄弟还相忆，霜后持螯晚菊天。”王士祯面对老友”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境遇，虽然有着人世沧桑的感触，还是勉力予以道德上的劝勉：”学士文章洛下尊，岭南此别怆离魂。舟浮琼海于重浪，春到＊人第几村””相逢寄语江陵子，放迹珠崖是主恩。” 王士祯虽然从二十多岁起，就展开了顺遂的仕宦生涯，但他的交游圈却未划地自限，落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窠臼。在扬州五年期间，他或是主动出击，在寻幽访胜之际，对困居陋巷的下层文人施予援手；或是用诚意感动邻近区域的文人，专程至扬州致意。 在这些往来的不仕文人中，丁胤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少习声伎，对南曲有特别的造诣。由于居住在秦淮河畔，对妓院风流也知之甚详。顺治十八年，王士祯到南京时，就住在他家里。他带领王士祯漫游秦淮，并为他解析曲中遗事，成为渔洋《秦淮杂诗》的素材。丁胤是钱谦益的老友，由于他的怂恿和居间传话，王钱二人得以建立一段文字因缘。 相对于丁胤风流雅致的生活模式和交游，邵潜大概更符合我们对布衣的想象。邵潜是通州处士，”性傲僻不谐俗，好嫚骂人，人多恶之。”五十岁娶了第二位妻子，”嫌其贫老，弃去，一婢又为势豪所夺，遂只身客如皋城西门”。这样一个性情古怪傲慢，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屑一顾的穷酸书生，却受到王士祯的抬爱。康熙四年，王赴如皋，专程造访。由于邵居住的巷道过于狭窄，不容车骑。王特别下车徒步入蓬门。在这个茅屋三间，”黝黑如漆”的陋室中，王发现邵潜刻的书版占满了整个房间。邵为了招待贵客，出市买酒。王帮他斟满酒杯，”尽欢而罢”。如皋县令听到王造访邵潜的消息后，立刻下令免掉他的徭役。 骨子里仍有几分年少轻狂气质的王士祯，大概对邵潜的狂傲不驯，有特别的契合之感。在登门拜访后，还特别邀请他参与在冒辟疆水绘园的修褉活动。 林古度（1580-1666）是著名的遗民诗人，和丁胤交游甚密。万历年间，他在北京结识了王士祯的先祖，一起讨论写诗的门径。顺治十八年，丁胤为王士祯导览秦淮风光时，年过八十的林古度应邀作陪，见到了故人之后。王将自己的诗作送请林古度过目，林备极赞叹，认为他将家学门风发展到极致：”先生妙年高第，履官从政，如宝剑之出新型，琼花之吐鲜萼，其一片精锐之力，森秀之才。”两人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了半个多世纪，但因为对彼此诗作的赏识，很快就建立起频繁的互动关系。林几次专程从南京到扬州拜访王士祯，并参与了红桥修褉和平山堂的宴集。 康熙三年（1664），林将他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来六十年的诗作，带到扬州请王士祯删定。王选了其中一面五六十首”清新婉缛，有六朝、初唐之风”的作品。路过扬州的友人读到王为林拣选的作品，惊叹道：”世几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子真茂之知己也。”第二年，王士祯在南京碰到林古度时，他两眼已经失明，”垂涕而别。”不久后，林亡故。这位前明的遗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结识了王士祯这位少年知己，毕生的心血之作，也因为王的品题，而为当代人所注目。 以王士祯此时在诗坛的地位，受到他赞扬的人，想必会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的感觉，泰州布衣吴嘉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士祯在为另一位诗人汪楫的诗集所写的序言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他如何经由汪楫的辗转引介而得以认识吴嘉纪这位贫困隐晦的诗人，有动人的描绘： 予居扬州三年，而后知海陵吴嘉纪。嘉纪贫士，所居滨海斥卤之地，老屋败瓦，苦竹数亩，蔽亏之。蛇虎蒙翳，猩鼯啼啸，人迹昼绝，四方宾客之所不至。嘉纪苦吟其中，不求知于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广陵去海陵百里，嘉纪所居去海陵又百里，虽见其诗而无由见其人。 居住在这样一个白天都不见人迹的滨海盐乡，即使空有诗名，如果不是经由王士祯这种显赫之士的品评，吴的声名大概永远不会传播到百里之外，甚至连他的家人和乡亲也不会了解：”才如嘉纪，天下之人不知之，乡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骇异唾弃之。”经由汪揖的推荐，而为曾任户部侍郎的周亮工知悉。周在读完吴的《陋轩诗》后，许为近代第一，并立刻刊刻。康熙二年（1663）年初，周亮工路过扬州，将他请人刊刻的《陋轩诗》送给王士祯。王在寂静的雪夜拈灯品读后，自动帮他写了序言，并在第二天遣人飞书致意：”一夕，雪甚，风籁 窱，街鼓寂然。灯下简箧中故书，得嘉纪诗，读且叹，遂为其序。明日，遣急足驰二百里寄嘉纪于所居之陋（？）”吴嘉纪接到王的天外来函，”大喜过望，买舟至广陵谒谢，遂定交。” 这些折节下交的故事，当然可以解释成一种刻意的策略和姿态，以营造出气度恢宏，兼纳百川的公众形象。但王历历如绘的动人描述，直到今天读来，仍能充分感受到其中的诚意。个性上的慷慨宽厚和诗坛祭酒的巩固特位，让王士祯可以挥洒自如的以诗歌为桥梁，跨越阶层、地域、城乡的疆界，建立起一个以扬州为基地的交游网络。 在官员和处士之外，王士祯与一些知名的明遗臣或遗民，也有程度不等的接触。其中像是钱谦益、吴梅村，因为辈份、年龄的差距，和王士祯并没有不拘形迹的密切交往，但都对王的成就赞誉备至。特别是钱谦益，不但在诗风上对王士祯有极大的影响，对王诗坛盟主地位的奠定，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从蒋寅的研究中，我们看出两人的交往经过了一番曲折。王士祯初抵扬州时，虽与其它的遗民颇多往来，但对钱谦益的负面形象却有所忌惮。一直到第二年（1661），钱谦益八十岁生日时，透过丁胤的传话，让钱谦益感受到王对他的善意与眷念，两人才开始有良性的互动。钱首先帮《渔洋山人集》作序，又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在扇面上，托丁胤交给王士祯。在附带的信中，钱对王士祯明确地表达了推崇的意思：”微斯人，其谁与皈？””余八十昏忘，值贻上代兴之日，…岂不有厚幸哉。”受到钱这样的推许，以后每当有人攻击钱谦益，王士祯就出来加以维护，在往来书信中，也表达了对钱的敬爱。但王后来居官京师，地位日益崇隆，对钱谦益贰臣的恶名又愈发忌惮，开始尽力与钱画清界限，并对他的创作观点多所批评。 王士祯对与钱谦益交往的迟疑、反复，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社会与士人公论的顾忌，并不能反映他在政治认同上的立场。他和夙负清誉，名列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的往来，就说明了他并不畏惧和拒不仕清的明遗民建立紧密的私人情谊。 顺治十八年（1661），冒辟疆和朱克生一起到扬州拜访王士祯，一行人饮于公署，酬唱到夜半：”王郎斋阁晚香焚，相对题诗坐夜分”，碰到端午节庆或王士祯的生日，冒辟疆也经常遣人致送贺礼或贺仪。康熙四年春天，王士祯在公事之余，参与了冒辟疆在自己的水绘园中举办的修褉活动。四个晚上不眠不休的晏饮畅谈，更说明了王和这位明遗民代表人物的情谊。 除了和活着的前朝名士维持良好的关系，王士祯也不吝对采取激烈抗清手段的贞烈之士加以颂扬。清兵南下时，被史可法任命为扬州知府的任民育全力拒敌，终以身殉。王在为任民育写的小传中，对任民育的殉城有着动人而戏剧性的描述：”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御，日夜纂严。……会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绯衣坐堂皇，天兵至，谕降，民育不可，饮刃死。扬人闻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陨于署，枥马皆惊。”对一个壮烈殉明的官员作这么正面的描述，不但反映了时代氛围的相对宽容，也显示王可以自由出入两种政治认同中而毫无扞格。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士祯则记载了家乡济南新城一位张处士的生平概略：”处士生万历中，时海内无事不乐，仕宦独喜赋诗饮酒。以善酿闻乡里。…中更世变，益屏迹逃俗，褒衣博带，婆娑回野，以终其身。…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谒官府。”这篇文章大概写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张处士亡故之后。王的官职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以这样的身分公然赞扬一位誓不入城的处士，并特别提到他出生的前期，原是一个”无事不乐”的太平盛世。这样的记叙，同样让我们对清初的政治气氛和王跨越疆界的特质，留下深刻的印象。 冒辟疆也许正像梅尔清所说的那批遗民一样，固守对明文化价值的信念，并透过各种文化活动（如红桥修褉），来重建他们对晚明文化的想象。但是对王士祯来说，不仅政治认同的区别不是问题，他和明遗民的交往，有多少是出于刻意的对明文化的怀念、追忆，或收编，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事实上，从王的各种作品和交往中，我们发现明清易帜对他来说，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带来困扰，也没有构成任何的断裂。王一方面和在北京一同参加科考，随后仕宦各地的同侪及其它的新朝官员，维持温暖、密切的情谊，一方面又和拒不仕清的名士、布衣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即使扬州屠城还只是不及二十年前的往事，在王士祯的日常交往中，却似乎没有任何可资辨识的印记。 作为清初诗坛的盟主和广陵诗派的领袖，王士祯的交游圈中，自然也吸引了一些在诗词戏曲上有特别兴趣或成就的文人。李渔、尤侗等都前来扬州向王致意。但最引注目的则是名词人陈维崧（其年）和王的交往。陈维崧（1625-1682）的父亲陈贞慧，和冒辟疆同列为明末四公子。由于这样的故人之情，陈维崧得以和冒辟疆宠爱的男伶徐紫云在水绘园结识、热恋。冒辟疆得悉两人的恋情后，慷慨地将紫云送给陈其年作礼物，用来交换陈的一百首咏梅绝句。陈因此和这位名动公卿的男伶云郎，维持了十七年的同性恋情。 陈其年和伶人紫云的爱情，在当时江南的文化圈是一件众人瞩目的艳事。紫云后来离开陈其年，结婚成家，不久去世。这些人纷纷赋诗感怀，后来结集成《九青图咏》与《云郎小史》两本诗集。 王士祯对陈其年和歌郎紫云的同性恋情当然知之甚详。康熙四年和冒辟疆、邵潜、陈其年等人修褉水绘园时，王士祯特别要求用诗作交换紫云捧砚：”余与诸名士修褉冒辟疆园，分体赋诗。余戏谓其年曰：“得紫云捧砚乃可。”紫云者，冒歌儿，最姝丽，为其年所眷。许之，余坐湘中阁立成七言古诗十章。” 冒辟疆为了得到陈其年的百首绝句，将宠爱的歌童送给陈其年作礼物。其它的文人、士大夫为了维持与陈其年这位名诗人的关系，对他和歌郎间的风流韵事，也不停地加以颂扬，渲染。在这一方面，王士祯和其它的士大夫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值得注意之处，是王和这位以男风知名于世的诗人间，却维持了一种较其它往来文人更强烈、浓郁的情感。两人在描写彼此的交往和感情时，也都使用了超乎寻常的表现手法。 王士祯初到扬州的第一、二年，陈维崧就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始庚子、辛丑间，余在维扬，日与王先生阮亭游。……日与览平山、红桥诸胜，酒酣乐作，仰而赋诗，颇极杯酒倡酬之盛。”此后，陈维崧就不断地往来于扬州、如皋与阳羡之间，或是帮冒辟疆传送端午贺礼，或是前来庆贺王士祯的生日；再不然就是参与王的红桥修褉或《冶春诗》唱和。而从对王士祯《冶春诗》的唱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王的风釆和才华的仰慕：”两行小吏艳神仙，争羡君侯断肠句。””官舫银镫赋冶春，廉夫才调更无伦。玉山筵上颓唐甚，意气公然笼罩人。” 王士祯对和陈其年的相处，也充满了依恋之情。1662年，王士祯29岁生日时，陈其年到扬州流连三、四日，”明烛连茵，颇极缠绵之致。”这年冬天，王说自己”日坐愁城苦海中”，希望能得到冒辟疆的书信，并期盼冒辟疆的儿子能和陈其年一起来探视他：”其年、青若不来，虚我十许日梦想。上元节前，能把臂妙绝！”1664年夏天，陈其年再度到扬州看望王士祯：”其兄在此流连，极欢，无日不相见。”在王士祯广泛的交游圈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陈其年那样，和他维持如此频繁、深刻的互动关系：”其年与弟交，若有夙因，其淡漠之情，缠绵之致，别后令人梦寐不忘，岁杪皈阳羡，幸必皈邗江，一申契阔。” 1665年，王士祯参加了水绘园修褉后，即将束装北返，结束在扬州五年的仕宦酬唱生涯。临行之际，冒辟疆、陈其年等人相送于河岸，并且赋诗惜别。陈其年在诗中对两人的情谊，作了更细腻伤感的描述： 念彼王琅琊，于我夙所敦。目我为上流，怜我非寒门。对床啖茗粥，促坐敷栞尊。当其缠绵时，能不销人魂。忆昨曲水戏，款款情弥温。十日九见诣，延眺穷郊园。……临水伤情多，愿契前达言，人生非麋鹿，焉得同朝昏。 诗文酬唱，固然往往藉用一定的格套或夸张的修辞，将喜怒哀乐的情绪，作过度或程序化的陈述。但王士祯重复使用”缠绵之致”或”虚我梦想””梦寐不忘”的语句来描述两人的交谊，却显然超过了他自己或一般酬唱文字中常见的格套，而陈其年的诗句，除了印证两人的情投意合，更透露出无比的爱恋。在最后一首告别诗中，其年压抑不住满腔的伤痛和绵绵无绝的怅惘，追忆起两人在扬州共同度过的轻狂岁月。这些美好的回忆，让一生为多情所困的陈其年，更无法接受故人在秋凉时节所带来的讯息： 王君三十何堂堂，出利瓦伊扬耀朱襮。两人相见便抵掌，坐上狂歌歌自若。马 清谈街鼓动，哀丝豪所竹春灯落。作官祗办设茗荈，对客何曾噉蒜酪。六年游处无事无，口不能言记犹昨。今秋七月凉风盛，王君告我适京洛。云帆破浪谁不羡，况复同舟载花萼。嗟余一生情苦多，别人每作数日恶。矧君与我比胶漆，此意谁能喻轻薄。昔游翻悔识君非，茫茫从此无皈着。 王士祯认为他和陈其年的交往，”若有夙因”。陈则认为六年无事不与的交往，让两人建立了如胶似漆的感情。一般的别离，也许带来短暂的伤痛。但他对王君阮亭的用情之深，反教他后悔起”相见便抵掌”以来，相知相惜的种种因缘。 “神姿清彻，如琼林玉树”的王士祯，固然可以和陈其年建立缠绵悱侧的情谊，却未必是陈其年所期待的那种强烈的同性恋情。但另一方面，陈其年天下皆知的同性恋情，却没有对二人的交往带来任何的障碍。陈虽较王年长十岁，但和父执辈的冒辟疆或七、八十岁的钱谦益、吴梅村、邵潜、林古度比起来，陈其年在年龄、气质上，显然更容易和王建立起纯粹酬唱之外的私密情谊。
五、小结
不论是作为一名推官，香奁诗的代表人物或广陵词坛的领袖，王士祯都坚持一种以公义、是非或风格、流派为判准的区辨立场。这种场合下的王士祯，不论是在断案、创作或从事文学批判、建立文学理论，都充满了敌我、对错意识，给人严肃、好战的感觉。但一旦走出这种特定的情境，王士祯却是一个最能打破对立，超越藩篱、疆界的浪漫诗人和风流名士。对诗文、酬唱、晏饮、游览的喜好，让他可以轻易超越政治认同、朝代、地域、阶层、年龄、城乡、贵贱和性向的差异，建立一个以扬州为基地的交游网络。 从王士祯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所建立起的这个推论，当然未必适合他所交往的每个文人士大夫。遗民诗人的文化、政治认同，和对前明文化价值的效忠，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就像梅尔清所说的，过去对明末遗民的种种区划，未必能用在王士祯所交往的这批文人士大夫身上。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扬州社会远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为复杂。特别是忠诚的概念，很可能是乾隆朝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的建构。 王士祯的个案，提供更多的素材，让我们想据以想象一个和现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风貌和生活型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或后现代的分析范畴或认同概念，对我们理解明清士大夫的生活到底有多少帮助，其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反省探索的问题。当我们细检视王士祯在扬州五年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并设法将自己饱满地浸淫在这些细节所反映的文化风貌和生活型态后，再反过来用我们所熟悉的分析概念、范畴再一次检视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特色时，我们对这个”异”文化的想象，也许能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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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8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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