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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叶秀嫦 于 2019-1-26 09:32 编辑
诗话,是中国式的诗论。不象西方诗论那样体系化。中国诗话总是从具体诗作出发,三言两语,迸放出智慧的火花。所以,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起始,历代诗话,虽为吉光片羽,却也蔚为大观。与西方诗论的理性求索相比较,中国诗话更偏于感性体验,这反而更有利于培养读者对诗的某种“悟性”——中国诗话是更接近诗的本性的。
我一生爱诗,也爱读中国诗话与西方诗论,因此,想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将两种论诗的观点与两种论诗的方式结合起来,谈一些关于诗的常识问题。
现在,将它在网上重新发表,目的是求得对诗歌问题的商讨,以补自己学识之不足。
笔者竟陵人氏,故本篇名之曰“竟陵诗话”,以示对故土“竟陵派”的追怀与崇仰。
泱泱诗国
诗歌,人类进步的路碑,国民心灵的火光,民族智慧的花朵。
越是古老的国度,越是拥有丰富的诗歌资源。
越是文明的种族,越是以自身有过的诗的成就而自豪。
昔日的英帝国曾不无骄矜地向世界扬言: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同样,当我们将《〈楚辞〉集注》作为礼品,赠与东来的邻国元首时,中国人感到的不是寒伧,而是无与伦比的富赡和优越!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先人所创造的诗的业绩而骄傲。
当公元前12—前8世纪,作为欧洲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面世之际,我国文学源头之一的《诗经》,也几乎同时盛行在东方的中国。
国际公认的诗剧大师莎士比亚,活跃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共写出传世作品37部时,我国元代的诗剧大家关汉卿却在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初叶,写出脍炙人口的剧目60多种,时间早了三百多年,剧作多了近一倍。
我们有万世师法的爱国诗人屈原;
我们有声情并茂的汉代乐府;
我们有风骨高亮的建安诗章;
我们有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我们有珠玑璀璨、名家辈出的唐诗、宋词、元曲……
我们有漫漫泱泱、壮阔无极的诗长河,从远古到现世,它从未干涸,从不绝响。
华夏子孙不应仅仅沉湎于历史的荣誉,而要接续前辈,再创辉煌。
我们愿意从这里出发,开始谈论关于“诗”的话题。
“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最早的一个理论命题。这句话的原形(按:《左传》中还有“诗以言志”的提法),出自《今文尚书·尧典》。汉代学者郑玄注释说:“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言”,是动词“说”、“表达”的意思,领会上不会产生歧义,问题在于“志”。闻一多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在“诗言志”中,当然只能作“怀抱”讲,这与郑玄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诗”的早期功能,侧重于表达人的思想、意志,抒发情感还不是主要的。这有三点可以证明:(1)《论语》记孔子让其学生“各言尔志”,这里的“志”,当然不是抒情,而是陈诉“怀抱”(即关系到政教的某种观点或抱负);(2)后周曾流行一种说法:“不学《诗》,无以言。”。可见那时唯一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范本,也是生活、交际乃至政治活动的规范,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西方的《圣经》;(3)当代有一位哲人说过:“《诗经》大部分没有诗意”,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这并不否认《诗经》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优美抒情的篇章。
至于后来,“诗言志”的“志”,外延越来越广,有所谓“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唐·孔颖达),干脆把“志”当作“情”来看。但这已非上古“诗论”中“志”的本来面目了。
无论如何,本源意义上的“诗言志”,表明了“诗”的一种严肃的社会功能,表明了诗作者的人生责任感,激励着诗人的一份人格意识的清醒。尽管它削弱了、淡化了诗的艺术本性,但在漫长的中国诗史上,它起着积极的作用,支撑着历代有为诗人的脊骨,因此,始终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今天的诗作者,也同样不应漠视和背弃镌刻在历史诗碑上的这三字箴言。
“诗缘情”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是古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的深化,是诗的主体性的真正呈现,也是诗的创作主体精神上的大解放。
“诗缘情”,就是说诗是情感的产物,因而,写诗要遵循情感的逻辑。语出西晋文论家陆机的《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理论都是实践的总结、概括与升华。
诗的抒情本性,即使在“诗经”时代已见端倪。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国风·桃夭》),具体的描绘,传达了男女嫁娶时的一派喜气。“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国风·氓》),把一位多情女子渴望见到情人的那种痴迷状态表达得何等传神!到了汉代,从民间采风而得的乐府民歌,更凸显了诗的情感本性。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抒情主人公的情感简直象火山爆发时喷出的炽烈的熔岩!这已经完全突破了“诗言志”的拘囿。甚至,文人创作的、被后人奉为圭臬、所谓“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也敢于大胆地抒发感情:“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这样,就连儒家的训诫:“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可以不去理睬了。
如此大量存在着的文学现象,到了晋代,即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堂而皇之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归结为“诗缘情”,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诗者,根情……”更从发生学的角度去阐释诗,也得到社会全体的认同。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和高视千古的伟大成就,与这一观念成为主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吟咏情性”(《诗大序》)是诗的天职,是诗之所以为诗,是诗之所以受到广泛珍爱的理由。
进入“诗”,就是进入一个感情的王国。如果读一首“诗”,感觉不到情感的波动,那它就根本不是“诗”。
无论是诗的读者,还是作者,都不能不了解这一点。
“性灵”
——诗与真
清人沈德潜说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强调“真诗”与“襟抱”、“学识”有关,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真诗”,还应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真情”。
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认为“诗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挚”,诗的生命就是这种“真挚”的感情。诗缺少了“真情”,就失去了或弱化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在中国古代,第一个高张起“真”的理论旗帜的诗论家,是清代的袁枚。他力排众说,标举“性灵”。
“性灵”分开来讲,就是性情和灵气。
性情即出乎本性的真情,诗必须由是而生,如苏轼说的那样:“诗从肺腑出”(《读孟郊诗》)。
还记得20年前《小草在歌唱》这首诗吗?
诗人雷抒雁在其中写道:“我曾苦恼,我曾惆怅,/专制下,吓破过胆子,/风暴里,迷失过方向,/……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自责如此深刻,批判如此尖锐,在当时冰河初融,寒气犹在的政治气氛中,没有一颗真诚的心,能写得出来么?这首诗正是以它的“真”,感荡了千万读者的心灵,为人赞赏,为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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