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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3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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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罗 辉
丙申元日，湖北省黄冈市诗词学会、东坡赤壁诗社副会（社）长夏爱菊同志来电话拜年，并要求我为她主编的《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撰写序言。若是平常，恐怕我就推辞了，因为给诗词集撰写序言不是非专业人士之长，应由诗词专家代劳。然而，夏爱菊同志来电话的时间又不寻常，是中国人最为在乎吉利的大年初一，所以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应允下来了。随后，就收到了夏爱菊同志寄来的《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的清样。当我初步浏览了本书收集的一百六十六位当代女诗人的二千多首诗词作品后，青眼为之一亮，丹心为之一震，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巾帼不让须眉”这句古话。
众所周知，中华诗词是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常常以其悠久而独特的诗词文化魅力彪炳于世。尤其是自唐宋以来形成的格律诗词，更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体式。中华诗词不仅在声韵、格律、修辞等语言文字方面具有别开生面的艺术特征，而且在积极心理特质、积极形象思维与积极修辞手法等方面具有崇高的审美价值；还由于中华诗词意象丰富、意境深邃、意味无穷，进而让其具有琅琅上口，便于诵读、记忆、运用与推广等方面的传承价值。如果说在女性地位受到严重压抑与摧残的封建社会，也不乏女性诗人的耀眼身影，那么在男女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女性更是撑起了中华诗坛的“半边天”。这也印证了伟人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与首卷一样，充分体现了题材广泛、作者广大、区域广阔的特点。其中，既有“体现言志的诗词”，也有“体现缘情的诗词”；既有“突显‘大我’的诗词”，也有“突显‘小我’的诗词”；既有“作为文学的诗词”，也有“作为大众文化的诗词”。然而，尤其激发笔者兴致的，却是那些咏花诗词。当仔细品尝很多咏花诗词的韵味之后，笔者还情不自禁地口占一绝，且试图将这方面的体会写出来，并代为序。
读女子咏花诗词感怀
试比须眉花咏花，千红万紫自当家。
五颜六色经风雨，纤手补天追女娲。（一）
我国第一首咏花诗，当推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橘颂》。诗中以橘之“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表达了诗人的自况与对不逐流俗高尚品格的追求。同时，屈原还在《离骚》、《九歌》中大量地歌咏兰、荷、菊、桂等花卉，写出了“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会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等诗句，开创了咏花诗之寓有寄托的先河，是咏花诗的良好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历代的咏花诗词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也不乏女诗人咏花的诗词。
例如，宋代李清照吟咏桂花的词《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又如，宋代朱淑真吟咏菊花的七绝《黄花》：“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还如，近代民主革命家、女诗人秋瑾就经常通过咏花诗来抒情言志。这里，选录秋瑾三首咏花七绝于后。其一《梅（十首选一）》：“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其二《兰花》：“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一从夫子临轩顾，羞伍凡葩斗艳俦。”其三《菊》：“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夭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再往后，一直到当代，中华诗坛上女诗人的咏花诗词更是别具一格，婀娜多姿。
实际上，从对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华女子诗词的研究可以表明，告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诗人对“花”的钟情程度全不亚于男性诗人。在她们的心中，以“花”为“象”的诗情画意既体现为共同“大我”的时代特色，也体现为各自“小我”的个性特征。笔者在浏览《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很多诗人的咏花诗词时，再一次品尝到这种历久弥新的特色。例如，在秋瑾咏花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历代中华诗词的精神主线，是神州“大我”的不绝追求。同样，这根主线与这种追求也在《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所收集的咏花诗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例如，谢长虹《踏莎行•三月十六日杭州太子湾见樱花开》：“隔岸云光，遮空雪树，繁樱乍满江南路。清幽不足一枝看，寒烟吹过粘愁雨。 汉水曾逢，钱塘又遇，春风好梦流莺误。平生最恨此花开，当年种在伤心处。”该词情景相融，看似写樱花，实际上却饱含着中华儿女对抗日救亡这段历史的永恒记忆。“樱花”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恶的一种象征，让国耻难忘，家恨难消，进而催生出“平生最恨此花开，当年种在伤心处”这样的词句。又如， 陈军《牡丹》：“雍容富贵送幽香，朵朵枝头泛彩光。浓艳娇姿观者醉，古都未必胜新乡。”全诗末句压轴，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遍地“新乡”生活的热爱。还如，陈清琦《山野花》：“世事无忧放胆开，路边地角簇丛来。赤橙黄绿倾情绘，肥瘦高低任意裁。瘠土扎根生硬骨，甘泉炼魄脱凡胎。埋名不恋繁华境，志在冰清远浊埃。”显然，这首诗是作者自比“山野花”，对自身一生的真实写照，饱含着诗人一路走来鲜为人知的透彻感悟与不懈追求。
（二） 花卉是咏花诗词的审美对象，是寄寓诗人内在之“意”的外在之“象”。一年四季，花开花落，进而让不同季节的花之“象”，分别赋予诗人不同的感情色彩。我国第一本诗集《诗经》中的咏花诗句，就点到了四季的花。例如，《桃夭》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是春季之花；《泽陂》之“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就是夏季之花；《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是秋季之花；《终南》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就是冬季之花。历代诗人以四季百花为“象”，融入了各自五彩缤纷之“意”，进而催生出千姿百态的诗词“意象”。古往今来，咏花诗词几乎成了诗人表达主观性灵与情感的特殊手段，诸多咏花诗词所创造的“意境”与“神韵”，往往是诗人主观上的无形之“神”，通过诗词作品客观上的有形之“象”来传递。从某种意义上讲，咏花诗词创作犹如绘画中的“写意”，其特点不仅体现为“形神兼备”，还体现为“略貌取神”、甚至还体现为“遗貌取神”。
例如，秋瑾《杜鹃花》：“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齐。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含凄。”该诗有“形”、有“声”、有“神”，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寄寓了诗人深厚的爱国情怀。当时，诗人目睹了清朝统治者丧权辱国、国是日非的严峻形势，但又报国无门，便借咏杜鹃花，用“应是留春留不住”与“夜深风露也含凄”这两句诗，既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又流露出无限惆怅的苦闷心情。如果与秋瑾的那首《满江红》一同鉴赏，就可更加感受到诗人报国志向的炽烈。该词云：“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时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娥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该词风格豪迈而沉郁，让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感跃然纸上。
当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同时期、不同诗人的咏花诗词，会传递不完全一样的信息。对于当代才女笔下的咏花诗词，必然会喷发出新时代的信息。这本《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中的诸多咏花篇章，用“意象”创造“意境”，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才女赋诗填词的艺术水平，也从某个侧面展示了当代社会的新生态与新风尚，反映了现代女性群体与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思想风貌。例如，乔本琳《鹧鸪天•诗乡赏桃花》：“冠首三春第一芳，千娇百媚溢馨香。静晨薄缦闻莺语，绽蕊夭林披艳装。 观美景，步晴光，轻歌曼舞闹农庄。今朝处处桃源在，诗韵声声现汉唐。”该词通过三春时节来到诗乡观赏桃花时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新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
又如，王小燕《菊展感怀》：“却向云山觅旧园，重阳初近菊纷繁。半丘红紫今犹昨，几处亭楼静未喧。费却官家千万贯，吆来远客两三圈。西风吹叶篱东去，花不能言孰代言？”该诗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咏花，诗中的意象可以说是为“讽”提供伏笔的。诗人的主旨不在咏花，而在鞭挞有些地方浪费财力，搞花架子的现象。“费却官家千万贯”与“花不能言孰代言”等诗句，让诗人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丁鸿《题旅加同窗〈落花图〉》：“闲游野趣绿萝纱，拾得朝云伴晚霞。煮酒东篱春渐远，倚酣细认旧风华。”该诗题在《落花图》上，让诗情与画意相得益彰，让弦上之音与弦外之音相谐共鸣。
（三） 咏花诗词与其他咏物诗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咏物而不滞于物。”正如张戒《岁寒堂诗话》所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这就是说，咏花之意不在“花”，而在寄托咏花者的主观情感。当然，诗人的主观情感是通过以“赋比兴”为主要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来实现的，据此也可将传统诗词的意象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赋”为主要特色的“描述性意象”；另一类是以“比”为主要特色的“引类性意象”；再一类是以“兴”为主要特色的“感发性意象”。从《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所收录的诸多咏花诗词可以看出，当代才女们都能娴熟地运用这三类意象，进而通过不同的意象创造与意象组合来构筑诗词意境，突显咏花诗词创作的艺术风格。
例如，魏春华《迎春花》：“金英带雪开，媚眼唤春来。红紫梳妆晚，何须惹蝶猜？”该诗以描述性意象开头，即首句以写景作“起”，开门见山；第二句作“承”，运用引类性意象，以拟人化手法，说迎春花用“媚眼”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而作为“转”的第三句，则是通过引类性意象赋予更多的内涵，并为下一句打下铺垫；末句运用“感发性意象”发出诘问，一句“何须惹蝶猜”，也许作者早有答案，也许读者另有答案……这些都是传统诗词通过意象组合来创造诗词意境的魅力所在。
又如，于娟《夏日荷塘》：“依依杨柳绕池塘，脉脉芙蓉散妙香。一对白鹅相吻颈，篆成心字水中央。”该诗也主要是通过描述性意象与引类性意象的巧妙组合，以创造诗的意境——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再如，王淑梅《踏莎行•兰》：“不慕仙乡，能居陋圃，相思寄与风和雾。纵难知遇悦心人，仍将芬馥幽幽度。 一朵娇花，千珠雨露，瑶华淡却情如故。嘉容不染世间尘，春晖解意频频顾。”该词则主要是通过引类性意象与感发性意象的相互融合，寄寓了作者对兰花品行的赞美与崇尚，也是作者人生观与世界观的艺术写照。
诗学理论与实践表明，一首诗词的意境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词中是否有优美的意象创造与意象组合。让意象发声，可将不能用语言说明的道理、不能用语言叙述的事项、不能用语言抒发的情感，统统蕴涵在诗词作品之中，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达到意余象外，音余弦外的艺术美境。对于一个诗词爱好者来说，为了尽快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加强诗学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诗词修养，实现从简单的诗意之“悟”向深刻的诗学之“悟”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诸多咏花诗词所折射出来的“意象”群落，让我们看到当代女诗人正在诗学园地茁壮成长。
（四） 《围炉诗话》云：“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比较研究古今不同诗人的咏花诗词，尤其对诗中“三有”（即“有境”、“有情”、“有人”）这段诗话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实质上，“一人有一人之诗，一时有一时之诗，故诵其诗，可以知人，论其世也。”（《诗学纂闻》）品尝与鉴赏传统诗词的经验表明，“诗”与“人”是不能分开的。有时候，只有知晓其“人”，才能读懂其“诗”；有时候，只有读懂其“诗”，才能知晓其“人”。当然，知晓其“人”，自然包括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相关情况。
例如，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的七绝《柳絮》：“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只有了解诗人所处的社会与个人境况，才能理解诗中的深刻寓意。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是遭受摧残最重，压迫最深，而仍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失其坚韧顽强、勤劳勇敢的女性。其中的一些才女，就习惯于用诗来呐喊与申诉。该诗看似咏物，其实是诗人通过杨花形态“轻复微”、行为“惹人衣”的细微描写，在咏物中寄托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慨；进而用“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这两句，看似在“指责”杨花，实则是针对当时社会对“水性杨花”这种无端指责的一种侧面回应与委婉申诉，进而在描摹中“传神”与“取神”，表达了一个沦为社会底层的柔弱女子对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
这里，可以比较一下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显然，诗人的“存在”决定着诗人的“意识”。苏轼于咏杨花词中所折射出来的情感与薛涛就不相同，其主旨是通过“遗貌取神”，借杨花叹息人生飘零，这也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
其实，历代不同诗人的诗词都会打上自己的心灵烙印，这也是传统诗词的独特魅力之所在。这里，让我们再看几首《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中的几位诗人的咏花诗词吧！例如，程菊仙《咏莲》：“轻舟小桨拨漪涟，拂面春风湿紫烟。浴日清魂红照影，凌波淡月碧浮仙。能成水上同心结，始信人间并蒂缘。蝶梦翩翩诗溢趣，丹青常为尔情牵。”这首七律出自女性诗人笔下，表达了对人间贞情洁爱的赞美与向往。
又如，宋玉萍《落花诗》（五首之一）：“落尽芳菲不事春，蝶衣片片可扶贫。皈依妙水尤怀善，解散风情也见仁。不为残躯嗔造化，却凭枯蕊展精神。洗心何计青蚨少，饮罢原知是故人。”该诗作者年过花甲，诗如其人，通过吟咏落花，充分展示了一位退休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再如，马文斐《浪花》：“伫立潮头感万端，浪花犹胜百花妍。晨风迭翠迎红日，夜月铺银涌白莲。未有浓香招蝶顾，更无媚态乞人怜。柔情尽道真如水，谁识波涛可载船？”该诗别开生面，以别样的“传神”与“取神”，让诗中出现不一样的“境”、“情”与“人”。至此，笔者借写一首读后感，谨祝贺《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付梓。
读女诗人《浪花》感怀祝《中华女子诗词》（第二卷）付梓
不咏烟花咏浪花，只缘追梦向天涯。
莫言辫子分长短，但系清流济万家。
最后，笔者借此机会提一点建议与广大诗友共勉。那就是当代诗坛应高度重视对当代诗词的研究与评论工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催生精品力作。正是因为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聂绀弩诗词奖组委会与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组委会共同创办了以当代诗词研究与评论为特色的公开性期刊——《心潮诗词评论》（双月刊），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有才之士、有志之士成为该刊物的热心作者与热情读者。
就咏物诗词而言，古今“诗论”、“诗评”或“诗话”中的一些真知灼见，就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创作。例如，《柯亭词论》所云：“咏物词，贵有寓意，方合比兴之意。寄托最宜含蓄、运典尤忌呆诠，须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方合。”又如，《远志斋词衷》云：“咏物须神似。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当然，“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沧浪诗话》）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认真学习与研究古人诗论、诗评、诗话的同时，以当代诗词为对象，不断重视与推动当代诗论、诗评与诗话工作，传统诗词的传承与发展一定能够立足于新的起点，开拓新的局面，创造新的未来。与此同时，乘着中华诗词持续发展的强劲东风，《中华女子诗词》未来卷的艺术水平也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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