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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特征 摘要：《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它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其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也体现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注重实证。这些不仅为后人开展唐宋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也为后来的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是宋代诗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它分前后两集，其中《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虽然是一部诗话总集，但在其以选代论，选论结合的形式中却显示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如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与接受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等。前人对此颇有疏略，故笔者不揣浅陋，以求入里。 一、注重大家名家研究 胡仔首先注重对诗歌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家名家的研究。从该书目录，他主要推崇唐代的李、杜、韩、白和宋代的欧、王、苏、黄等人。他在《后集序》中也坦言：“开元之李、杜，元韦占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虽然古今诗坛，名家辈出，但“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相较而言，“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辞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看来胡仔虽然不废古今各家之所长，但其倾心的还是唐宋的几大名家(此处韩、柳并举只是沿用了后人论文的习惯，实际上他对自居易的推尊甚于柳宗元)。 盛唐诗人，胡仔将李、杜两家并举，但在书中所占的比例上，明显是杜胜于李。尽管他在《前集》卷五赞叹过太 白诗歌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但从接受心理及对宋诗的影响而言，他更推崇工部。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他编纂《丛话》时，以杜诗为宗法；--是他通过对各种杜诗集注本的辩证考异，择善而从。其目的都是便于后人观览，进行相关的批评研究。 苕溪渔隐日：“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凡诸公之说，悉以采摭，仍存标目，各志所出。今更拾遗，类次为一，以便观览焉。” 苕溪渔隐日：“子美诗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则润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 ⋯《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不知余所未见者，更有何集，继当访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实》，及李歇所注《诗史》，皆行于世。其语凿空，无可考据，吾所不取焉。” 可见，胡仔以选代论的方式中，实际上透露着鲜明的诗学批评倾向。这种倾向也是对宋代诗学发展、批评与接受状况的一种积极回应。 韩、白两家虽然皆为中唐诗坛的新变者，但二人在书中所占比重有别。宋初学白体之平易者虽不乏其人，但昌黎“以文为诗”的习气却深刻地影响了宋四家。欧得其气格，苏得其雄豪。苏、黄等人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思想更是深受其影响。介甫虽然不满昌黎的“力去陈言”，但后山认为其诗学精神实一脉相承。 《后山诗话》云：“荆公诗：‘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谨也。” 对于宋四家，他认为欧、苏“二公人物文章，俱为天下第一。”胡仔最推崇苏轼，《丛话》中专论苏轼的，有十四卷之多，超过了杜甫。涉及到他的人格风范、诗学精神、诗的题材、内容、语言、审美思想等方面的新变等，可谓详尽。胡仔对王、苏、黄三家在用字、用事、句法方面的才艺颇为推重，他模仿处也甚多。至于说他推重山谷，师法江西，则无需赘言。 唐宋之外的大家，胡仔最推崇陶渊明。一是唐前作家只将他一人单独成卷，二是有三卷之多。较之唐宋诸贤 ，亦为可观。这不仅缘于相似的生活境遇使胡仔产生了异代知音之感，陶渊明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冲淡自然的诗歌风格更令其不胜向往。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陶的人格诗风对宋代诸贤的影响。苏轼由慕陶渊明其人而喜其诗，晚年大量和陶诗，诗风也归于平淡。黄山谷之诗欲以人工而臻天巧，以达到不凡绳削而自合，陶诗的自然恰恰成了以他为首的江西诗人所追求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二、重视流派风格研究 除了对作家进行个案研究 ，胡仔还注重流派风格研究。这种倾向在《丛话》目录中就体现的十分明显。他将盛唐的王摩诘、孟浩然安排在同卷，显然是注意到他们诗歌题材、内容方面的山水田园色彩以及风格上的清淡自然等。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山水田园诗派。中唐诗人，韩吏部之后，胡仔将孟东野、贾浪仙、玉川子等列为一卷，一是肯定了昌黎在该派诗人中的领袖地位，二是注意到他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硬语盘空的创作特征。 《隐居诗话》云：“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其自谓‘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而退之荐其诗云：’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何也?” 宋初则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胡仔将他们相提并论，在于其共同的师法对象和创作特色，诸人以其典丽精工，一改白体之平易浅切。杨、刘等人的名章佳句可以比肩义山，该派后学喜于在义山故纸堆中作诗，生吞活剥，牵率成文，成为时人的笑谈。 《古今诗话》云：“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日：‘吾为诸馆职捋挎至此。’闻者大噱。然大年《咏汉武诗》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忍令乞米向长安。’义山不能过也。” 黄山谷引领的江西诗派是宋代诗坛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久远的一个诗歌流派。胡仔经过考察发现：吕居仁《宗派图》所列的江西诗人虽多，但真正名实相符者寥寥无几。 苕溪渔隐日：“吕居仁 ⋯⋯ 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 ⋯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 三、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 作家的创作虽然植根于现实生活，但其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风格、审美思想等方面自然会受到前人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他又可能对后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使整个诗歌发展呈现出相继性与渐进性。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也是胡仔诗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唐宋诗学影响最为广远的是陶渊明。其诗在唐代已经有了众多的接受者，如王右丞、韦苏州、白乐天、柳柳 州等人。王得其自在、韦得其清闲、柳得其枯淡、乐天得其闲适，却皆不能兼善。 《诗眼》云：“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 《后山诗话》云：“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 韩子苍云：“予观古今诗人，惟韦苏州得其清闲，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独得之，但恨其少遒尔。⋯⋯惟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 到了宋代，陶渊明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无论其人还是其诗都倍受推崇。苏轼肯定其真率自然的性情，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胡仔对此也深有同感： 东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贫，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苕溪渔隐日：“余尝三复斯言，可谓至论。” 由慕其人而好其诗，苏轼发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独超众类，因此晚年大量作和陶诗。 东坡云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杨时、黄山谷、陈后山等人肯定了陶诗的冲淡自然，当巧而不用、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艺术美。 《龟山语录》云：“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也。” 山谷云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日：‘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 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 《后山诗话》云：“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 对唐宋诗学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杜工部。中唐时期既有学杜的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前者取其以生划为刻画，以排界臻妥帖，追求苦吟，注重主观，走向险怪；后者从平易处学杜，走向写实、尚俗、务尽的道路。晚唐诗人学杜者唯义山一人得其神髓，其沉郁顿挫之致不减老杜。 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亡以过也。” 杜诗为宋人接受相对较晚，即便其诗风行于世时，宿学旧儒仍不肯深许之。 蔡宽夫《诗话》云：“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 宋四家对老杜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也牵扯到李杜之争的问题。首先是欧阳修。他称道太白的英风豪气，对老杜则少所许可。王安石尊杜的倾向在《四家诗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认为太白诗近俗，多写女人与酒，杜诗则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于忧患意识深重的宋人来说，后者显然更符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他还认为：太白诗虽然豪放飘逸，但风格却缺少变化，不如老杜能变态百出。 《逐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日：‘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苏、黄二人从思想情操方面肯定了老杜虽落拓江湖，却一日不忘君忧的品行。 东坡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潘子真《诗话》所云 ：“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王、黄两家在句法上自觉师法老杜，所得处甚多，这恰恰显示出杜诗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雪浪斋日记》：“王荆公诗云：‘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钟老梧青。’山谷《蟹诗》云：‘已操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苕溪渔隐日：“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细味之，其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此深得老杜句法。” 江西后学无李白、苏轼之雄才豪气，只能从法度、规矩人手，杜工部自然成了他们学诗的不二法门。 《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 学杜无成，不失为功。” 潘郐老、高子勉等江西后学，诗歌取法老杜且各有所得。 王直方《诗话》云：“潘大临，字邡老，⋯ ⋯邻老作诗，多犯老杜，或若邻老为之不已，老杜亦难为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妙。” 《石林诗话》云：“高荷，荆南人，学杜子美诗，颇得句法。” 上述多属一个作家影响多人，多个作家都受一人影响的情况。同样还有多个作家都影响了同一人，一人接受了多人影响的情况。且不说杜诗的集大成与其学习六朝诗人杜审言、沈俭期等人密切相关，韩愈参透李、杜诗歌之关键，苏轼诗歌受李白、刘禹锡、陶渊明的影响，还有秦少游对唐代诸贤之诗的自觉模仿。 苕溪渔隐曰：“余阅《淮海后集》，秦少游有《秋兴九首》，皆拟古人，如韩退之、李贺、杜牧之、自居易、李太 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韦应物，内拟子美诗云：‘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悲风有意摧林叶，落日无情下水滨。车马憧憧谁道义，市朝衮衮共埃尘。觅钱稚子啼红颊，不信山翁箧笥贫。”’ 此外还有同时期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如韩孟诗派中韩愈与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人之间的互动影响，苏轼与四学士之间的相互影响，江西诗派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限于篇幅，此处不拟展开)。 四、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 除了影响与接受研究以外，胡仔也关注作家在诗歌语言、题材、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注重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如李杜、杜韩、杜白、韩柳、苏黄等的比较研究，这些无疑都会加深我们对作家创作特征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体认。 李、杜比较：李、杜之诗都体现出了盛唐特有的气象但又各具风神。胡仔除了引用王安石论二人诗风差异之语外，还引用了他和苏轼的题画诗，对李、杜的人生际遇、人格风神，诗歌的气韵、格调等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这也显示出胡仔对其人其诗的推崇。 苕溪渔隐日：“李、杜画像 ，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 山老人之诗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气盖世，千载之下，犹可叹想，则东坡居士之赞尽之矣。半山老人诗云：‘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东坡居士赞云：‘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一笑君应闻。”’ 王、苏、黄比较：三人皆为北宋诗坛的翘楚。胡仔主要考察了他们诗歌在用事、造语等方面的共同特征。 一是用事皆能不着色相、妙合无垠。 《冷斋夜话》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日：‘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名也。东坡《答子由诗》日：‘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日：‘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 二是造语工妙，善于在句中作眼。 《冷斋夜话》云：“造语之工，至于荆公、山谷、东坡，尽古今 之变。荆公‘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晚作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日：‘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红烛照新妆。’又日：‘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日：‘此诗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胡仔也注意到苏、黄之诗在用韵方面争难斗巧的情况，从中可见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苕溪渔隐日：“东坡《送子敦诗》，有‘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之句。山谷和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或云：‘东坡见山谷此句，颇忌之，以其用事精当，能押险韵故也。’然东坡复自和云：‘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盖诸公饯子敦，以病不往，押韵用事，岂复不佳。山谷亦再和，有‘发政恐伤民，天步薄冰履’之句，押韵又似牵强也。” 他还体察到二人创作法度的差异：一雄放，一谨严。学者当以二者互参，而不能有所偏废。 《吕氏童蒙训》云：“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书不可偏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 二人诗歌风味也有明显的差异：黄诗格韵高绝，苏诗清奇雄放。或过于尚奇，或失于检约，可谓得失互见。 苕溪渔隐日：“元祜文章，世称苏、黄。⋯ ⋯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 五、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 胡仔论诗时注重诗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结合，他比较强调创作主体的人格操守，常常将诗人的诗学品质与其人格风神贯通而论。他在《后集序》中坦言“欲扶持诗道”，其实他是将弘扬“人道”置于“诗道”之上的。“诗品即人品。有第一等的襟怀抱负，才有第一等的真诗。’’叶燮说：“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胸襟，即指作者高尚的思想、情操、审美观等。王国维先生也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因此，我们可以诗观人，从诗品观作者之人品。如陶诗之所以高妙即与其超迈之胸怀密不可分，乃其真率自然个性的流露。 《雪浪斋日记》云：“陶、谢诗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 胡仔对此深有同感。他并不满意于钟嵘仅把陶渊明视为一个隐逸诗人，而是充分肯定了他卓尔不群的词章，真率放旷的个性，安贫乐道的人生情怀等。 苕溪渔隐日：“钟嵘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 同样，杜诗之所以感动人心，在苏、黄看来，与其满腔的忠君爱国之志密不可分，乃其民胞物与的“诗圣”情怀感发而然。 东坡 云：“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时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 潘子真《诗话》云：“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至于欧、苏等人，其声望之隆厚，诚可以矫激薄俗，为天下风范。 蔡宽夫《诗话》云：“文忠与赵康靖公概同在政府，⋯⋯两公名节，固师表天下，而风流襟义又如此，诚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渔隐曰：“余谓二公(欧、苏)人物文章，俱为天下第一。” 子瞻之声名，不仅震动朝野，其诗还远播蛮貊，为夷虏所爱服。 苕溪渔隐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此《栾城集》中诗也。《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除了正面褒扬 ，胡仔还反面讥刺了那些不忠不义之徒。如蔡京知伐燕无功，却不直言谏上，反自矜于诗句以为荣，此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诗说隽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鲁公寄诗云：‘百年盟誓宜深虑，六月王师盍少休，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苕溪渔隐日：“蔡京知伐燕之役为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诗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欤!” 六、注重实证 胡仔不仅注重搜罗各家品人论诗之语，更注重具体的实证，以使自己的诗学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如他对作家的行年、作品本事、作品归属、版本等，都做出了精细的考证：或辩异、或证伪、或补充、或修订，无不显示出其审慎的学术态度。 重作品创作时间、背景的考证。如他根据《唐书》对李商隐《九日》诗创作时间的断定，显然要比《古今诗话》有说服力，也更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理解党争漩涡中义山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 苕溪渔隐日：“《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满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人得再窥。’ 《古今诗话》云：‘李商隐依令狐楚以笺奏受知，后其子绚有韦平之拜，寝疏商隐；其后重阳日，商隐造其厅事，题此诗，绚观之，惭恨，扃锁此厅，终身不处。’又《唐史》本传云：‘令狐楚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后从王茂元之辟，其子绚以为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绚当国，商隐归穷，绚憾不置。’则商隐此诗，必此时作也。若《古今诗话》以谓‘绚有韦平之拜，寝疏商隐’，其言殊无所据，余故以本传证之。 重作品真伪的考证。如王建《宫词》，虽颇有盛名，但胡仔认为，真正绝佳者无多，伪人其间的既有杜牧的作品，也有白居易、王昌龄等人的作品。通过对作品归属的正伪，无疑会使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更加准确深刻。 苕溪渔隐日：“予阅王建《宫词》，选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其间杂以他人之词，如 ‘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又如‘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此并杜牧之作也。‘泪满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此白乐天诗也。‘宝仗平明金殿开，暂将纨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此王昌龄诗也。” 重版本的考证。版本是研究作家创作的基石，其精良与否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正误。大家名家的别集尤为重要。不仅李白、韩愈、白居易等唐人诗集中有庸众的伪作，苏轼、黄庭坚 等宋人的诗集也是真伪相参，难免此厄。 苕溪渔隐日：“《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其后居世英家刊大字《东坡前后集》，最为善本。⋯⋯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诗文最多，其间不无真伪。其后洪玉父别编《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诗文虽少，皆择其精深者，最为善本也。” 重作家行年的考证。作家的行年是其一生出处行藏的直接呈现，对理解作家作品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盛唐骄子李白的传奇一生，胡仔于《前集》卷五旁搜了曾子固的精细考察：从其出生、漫游江南、初婚到隐居东鲁，入长安为翰林、赐金放还、漫游燕赵、抵洛、游梁园，人永王磷幕、流放夜郎、病卒当涂。同时，他还述及李白晚年人永王磷幕一事。这些使我们对太白其人其诗的理解更为深入：从单一走向复杂，从平面走向立体，从而具有了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胡仔也十分关注那些学界颇存争议之事。如他在《前集》卷十四探讨了杜甫卒年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具体时间的断定，还关涉到具体地点确定，出峡人湘的路线，甚至病卒的原因等问题。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互证，对杜甫居夔州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探究。这对理解杜甫晚年的生存状况及其晚期的诗歌艺术风貌，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峡年月，则诗中自可见，其日：‘九钻巴峡火，三蛰楚祠雷’，则往来两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渔隐日：“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句，《诗谱》以谓公以干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计，起明年庚子，至是为十暑，时巳在湖南，独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云安，云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为五霜，而云三者，独以峡中言之。” 综上所论，我们不难看出，胡仔《丛话》注重大家名家研究、风格流派研究等，为唐宋诗歌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至于胡仔《丛话》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等诗学批评特征，笔者在《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一文中有专论，此处不再展开)；他又注重作家的影响与接受研究、比较研究等，也为唐宋诗学批评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因此，如果仅就《苕溪渔隐丛话》作为诗话总集的文献价值作论，显然是难以尽显其内在的诗学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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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4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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