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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原诗》的理论特色 摘 要：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的《原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系统而辩证的诗学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叶燮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和以前的许多诗话著作相比，别开生面，自成体系，很有特色。本文拟就《原诗》的理论特色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分析：1.以“胸襟”为核心的严密理论体系；2.辩证思想的闪光；提倡创新、求变的开明的文学流变观。
关键词：叶燮；原诗；胸襟；辩证；求变 叶燮，字星期，号己畦，人称横山先生，是清代著名的诗论家，所作《原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系统而辩证的诗学理论著作，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说：“清人之言诗者，未之能先也。”它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和王夫之的美学体系一样，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性著作。
《原诗》集中反映了叶燮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和以前的许多诗话著作相比，别开生面，自成体系，很有特色。本文拟就《原诗》的理论特色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以“胸襟”为核心的严密理论体系
叶燮在《原诗》中建立了一个“理”、“事”、“情”―“才”、“胆”、“识”“力”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当代学者金克木认为叶燮的《原诗》“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它不但全面、系统、深刻，而且将文学观与宇宙观合一”，“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叶燮之前，最早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就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于是其后的诗话很多都沿着“资闲谈”的路线发展，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却缺少理论，不能一以是之，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性。而《原诗》共有四篇，分为内、外篇，其中又各有上、下篇之分。沈衍在《原诗叙》中说：“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虽然每一篇的侧重点不同，但合起来则成为既有理论探讨亦有批评实践的严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学的本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变（文学的历史发展）到创作论中的形象思维等诸问题，以及其他具体的艺术批评实践，无不涉猎。恰如沈衍所言：“然自古总共宿将所以称诗之说，仅散见评价间，一支一节之常耳；未尝有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开其悟。”
笔者认为《原诗》所表现出的创作与诗歌发展两方面的理论建树，是通过“胸襟”而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或者可以说，“胸襟”正是叶燮完密诗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所在。通观《原诗》全篇，叶燮并未对“胸襟”一语做出直接明确的阐释，但在《原诗.内篇上》指出：“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并以杜甫作《乐游原》、王羲之作《兰亭序》为例，强调了“胸襟”与作品价值的关系，明确指出：“有是胸襟以为茎，而后可以为诗之。”可见，是否具备“胸襟”是能否跻身于作家之林，取得卓越成就的必备条件，是“胸襟”决定了作者成就的高下，有胸襟，则“无适不可”，无之则必将“为风雅所摈。”（《原诗.外篇上》）
总之，《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限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核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构建起了《原诗》的整个理论体系。
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评道：“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银河中，王夫之美学体系和叶燮美学体系这两颗巨大的恒星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所瞻仰。”
二、辩证思想的闪光
《原诗》是叶燮的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探讨诗歌艺术的著作，其中有着许多辩证的思想因素在闪光，这使他的美学思想也具有着重要的价值。不能说叶燮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也至少他能辩证地看待文学史的“正变盛衰”，也辩证地论述了“气”与“理、事、情”在万物中的关系。
虽然叶燮也同意“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主也”的观点，但他能够超越于传统观点的地方在于他仍欲从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含混境地中寻见出一种“名言所绝之理为主理”、“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的理、事、情来。
叶燮在《原诗》中讨论了诗之本源，即艺术美的源泉问题。他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酸，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是发为文章，形为诗赋”。
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叶燮不为时俗所局限，不受腐孺所影响，他看到了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僵死的，而是运动变化的。他说:“夫古今时会不同，令尚有因时而变通之，若胶固不变，则新莽之行用礼矣。奈何风雅一道而踵其谬决。”由于揉进了这样的发展变化的思想，叶燮的以唯物论为核心的美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更为可贵的是，在其所购建的理论体系，还有不少具有对立统一的思想。例如，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源与流、本与末、正与变、盛与衰等等，都是一组组统一中相对立的概念，并且对这些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原诗・外篇》中说:“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之后，无事无物不然”，“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为了论证这个基本观点，叶燮以生死、贵贱、贫富、香臭为例进行了分析，已经有着明显的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了。在我国美学史上，能这么明确而深刻地论述这种辩证的美学思想的理论家，是不多的。
三、提倡创新、求变的开明的文学流变观
历来论诗者总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或者就是定一高碑而漠视其后者，前者如《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篇，刘勰感叹“竟今疏古，风末气衰也”；钟嵘《诗品序》中亦慨叹江左以来“建安风力尽矣”；后者则如前后七子之高论，唐以后诗文概不足观……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宿命观：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是最佳的，是“正”，其后的文学则是“变”，而且越变越糟。
叶燮却反行其道而行之，认为诗歌只有通过“变”才能继其盛，复古者的“正”其实亦是由“变”而来，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盛衰循环论：“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灼见，它不再封闭于对某一时期的叹为观止，而给了后代作家参与到一种伟大传统的创造中的可能性。
叶燮非常精辟地把中国诗歌史比喻为一不息的长河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有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他认为前代必然发展演进成各具特色的后代诗歌，而且不同的发展阶段，诗歌的内容形式有高低之分。“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末以返本”。中国诗歌永远处于既前后相继又陈旧布新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递盛递衰、盛衰交替的形态。所以，诗必须“因时而变”，“变能启盛”，“惟变以救正之衰”。救衰的办法就是“变”，即创新。前后相继、陈旧布新是“变”,递盛递衰、盛衰相继也是“变”,“变”是叶燮诗歌发展观的核心。
他认为“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诗歌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变”才能使诗歌创作走向繁荣的境地，因而他极力推崇诗歌变革的时代以及力主变革的诗人，如杜甫、韩愈和苏轼等，这实质上就是对强烈的艺术独创精神的肯定。
“变”与“创”是相互作用、互为统一的，只有有了“变”才能体现出“创”，才能创其一家；只有有了“创”的精神，才能有“变”的结果。当然“变”的灵魂还是“创”。在叶燮的诗歌发展观中，处处流露出对艺术独创精神的肯定与赞扬。
文学贵在独创。谈文学的创造性，并非始自叶燮，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像他这样把其阐发得细致、透彻又系统的却不多见。可以说，在古与今、因袭与创新、传统与现代之间，叶燮确实有非常开明的文学史观，较其同代、前代人都更具慧眼，心胸更为开放，能够不拘一时一代来看文学的发展问题，既驳得复古者体无完肤又使自己的体系牢固扎实。可能也正是这种整合传统的意识，使得现代学者敏泽和叶朗、金克木都极为推崇叶燮，把他看作是中国古典文论美学中最高的体系总结者而与王夫之相提并论。直至今日，他的诗歌理论仍历久弥新,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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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4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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