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题目的世俗化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扬之水

从诗歌题目的世俗化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一、以世俗化的内容为诗题是“以文为诗”最明显的标志
    关于“以文为诗”，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材料来自北宋。陈师道有言“退之以文为诗”。文与诗是不同的文学体裁，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文学风格，而题材是制约和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因素。自然，文与诗的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题材的表现上，但本文关注的首先是文与诗在题材选择和表现上的差异。陈师道的时代，正是单行散体的古文盛行的时代，朱自清“宋以来可以说是我们的散文时代”便是明证。加上韩退之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和影响远大于其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己所擅长的创作散文的经验和意识用于诗歌，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陈师道所谓“文”当指单行散体的古文，这一点应没有多大异议。古文不受声律韵脚的限制，在文字的使用表达上更加自由便利。艾青说：“散文的自由性，给文字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又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此语虽是针对现代散文而发，但散文与古文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世俗的生活内容与“文”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而诗，则不然。黑格尔说：“为着要和日常语言有别，诗的表达方式就须比日常语言有较高的价值。”显然，诗歌的语言与日常语言是不同的，较高的价值在于何处？刘昭禹有言：“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沽不得。”“贤人”指的是异于日常语言的高度典雅化的语词，如风、花、雪、月等。“屠沽”自然指生活中的俗字俚语，唐代有名的诗豪刘禹锡，做诗时不敢用俚俗的“糕”字，便是不着“屠沽”的生动例证。刘昭禹的话虽然是针对近体诗而言，但近体诗是从古体诗发展而来，诗歌语言的典雅化可以视为对所有诗歌的要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周裕楷先生指出“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俚语进入诗歌殿堂的”气
可见，隋唐以来的传统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典雅化的特色。这种对诗歌典雅化风格的追求必然影响到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风格要典雅化，自然要求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诗歌的题材是典雅的，或者是宜于典雅的，这其实从诗歌的题目中就能明显感到。和唐人对诗歌语言雅化的要求相一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叭唐人显然认为，衣食及生活琐事是不宜入诗的，更不能作为诗歌题目了。表现这些日常世俗生活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文的身上。可见，隋唐通行的观念：文与诗的差异，首先就在于文所表现的题材无所限制，和世俗化的内容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相反，诗只能表现和世俗生活有一定距离的题材。
    “以文为诗”本是北宋人所概括出来的韩愈诗歌的艺术手段之一，包含的内容自然是丰富而细致的。但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上，文对诗的影响。即文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联系影响到诗歌，诗歌开始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并形于题目，显现出诗歌题目的世俗化。
   二、韩愈：以世俗化内容为诗题的先行者
    从题目来看，作为“以文为诗”的先行者，韩愈的诗歌中已经有了对世俗日常生活的表现。民以食为天，所以《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蟆》是将吃的食品引入诗中。酣睡、落齿也是平常的生理现象，《嘲酣睡二首》《落齿》正是正面描写不登大雅之堂的生理现象。传统诗歌显然是不会讲上述题材入诗，更不会形于题目。韩愈都写入诗中，形于题目，显然与唐代通行的观念和诗歌创作有别。叶燮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韩退之一人”气韩愈面对李杜的创作高峰，只能另辟蹊径。当然，韩愈变的内容和范围很多，本文所关注的是韩愈将世俗化的生活引入诗歌、形于标题。先行者的步子难免踉跄。韩愈虽然大胆将世俗化的内容引入诗歌，但也只能先在古体诗的领域内着手，以上诗歌皆为五古。而且，这些以世俗化的生活内容作为诗歌题目的作品在韩愈诗歌中毕竟是少数，不过寥寥四首。而且在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韩愈在将世俗化的内容作为诗题时，往往是就事论事，比如《落齿》：“去年落一齿”前六句首叙落齿现象，接着写落牙时的心理活动。然后又写因落齿带来的不便：“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嘲酣睡》也只是比较单一地用比喻来形容酣睡：“乍如彭与黥，呼冤受俎醢。又如圈中虎，号疮兼吼馁”，最多在比喻上比较大胆，与诗意却无关。“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其余数十种，莫不可惊叹”《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答柳柳州食虾蟆》〉等类似的诗句只会让读者兴味索然。显然，这些诗歌的艺术价值不大，既不能代表韩愈的诗歌成就，也未曾体现出韩诗独有的艺术特色，但这种看起来粗糙的尝试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提示后人，面对前人的艺术成就，可以以世俗化内容入诗甚至为题来另辟蹊径。韩愈有面对盛唐诗歌高峰的困窘，宋人更是如此。
   三、苏轼：以世俗化内容为诗的发展者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面对唐诗的艺术成就，作为宋诗代表人物的苏轼当如何？清人赵翼曰：“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沿着韩愈努力的方向，更多的将世俗化的内容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形于题目。世俗化题目的诗歌不仅范围增大，数量增多，而且艺术上也进一步成熟，充分体现了“以文为诗”的发展。下面加以考察：
    以日常饮食为题目：五古:《食雉》《竹鼠卯》《食槟榔》《狄邵州煮蔓菁芦菔羹》《元修菜》《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七古：《豆粥》《薄薄酒二首》《蜜酒歌》《真一酒》《真一酒歌》《泗州除夜中黄师道送酥酒二首》《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渎陂鱼》；五律：《竹叶酒》《鳊鱼》；七绝:《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走笔谢吕行甫惠子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戏答王都尉传柑》；七律:《送牛尾狸与徐使君》《丁公默送蝤蛑》《杜介送鱼》《送煮菜赠包安静先生》《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棕笋》《食甘》《新酿桂酒》。
    以生活琐事为题目：五古：《夜烧松明火》《贫家净扫地》《雨后行菜圃》《籴米》《浚井》；七绝：《撷菜》。
    以生理现象为题目：五古：《客位假寐》《安国寺浴》《谪居三适》之《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次韵子由浴罢》；七绝:《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七律:《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
    从数量上看，苏轼以世俗化为题目的诗有四十五首，是韩诗数量的十一倍。世俗化的内容更丰富了：鳊鱼、蝤蛑等是肉食；为甚酥、豆粥、玉糁羹、蔓菁芦菔羹等是主食及小吃；煮菜、元修菜、柑与槟榔是菜蔬及水果。在以前的诗歌中，酒经常出现，但只是作为环境与诗人情绪的烘托，也不曾出现在诗歌题目中，但苏轼诗中，酒不再是道具或诗人情绪的烘托，而是诗歌正面描写的对象。《蜜酒歌》“一日小沸鱼吐沫”三句是在具体描绘酒发酵的过程;《真一酒》“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是对酿酒原料米、麦、水及酿酒器具的描绘。《新酿桂酒》“盎盎春溪带雨浑”写出了自家所酿酒的混浊。“麦门冬"、“芦菔羹”则是有保健作用的汤饮。扫地、烧火、摘菜、籴米、到菜园中漫步等日常琐事也是苏轼诗题中不曾遗漏的。在日常饮食、日常琐事之外，苏轼诗题中还涉及到日常生理现象，如洗澡、打瞌睡、理发、洗脚以及手臂痛这样的小病。
    可见，苏轼的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目的诗歌在数量上增多了、所描写范围更加丰富而充实了，几乎已经涉及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对韩愈有意识以世俗化内容作诗题的一大发展。
    更重要的是，虽然以世俗内容为题，但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和韩愈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韩愈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歌都是五古，形式单一、艺术水平粗糙。苏诗则不然。苏轼的同类诗歌，数量多、范围广，形式多样。既有五古、七古，又有七绝、七律。近体诗是最为精粹的形式，尤其是律诗。苏轼的这类诗歌不乏属对工整之作：如“通印子鱼犹带骨，披锦黄雀漫多脂”(《送牛尾狸与刘使君》：)，“清泉簌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嘿人《食甘》：)，“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丁公默送蝤蛑》：)，“病妻起斫银丝鲐，稚子欢寻尺素书”〔《杜介送鱼》〉，《泗州除夜中黄师道送酥酒二首》中“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被赵翼大加称赞，认为乃是此联称心而出，不假雕饰，自然意味悠长，充分体现了苏诗独有的艺术成就。輰輰所以，这类诗歌能够代表苏轼独有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属对精切的对偶使得世俗化的内容有了雅致工整的外在，那更有价值的就是世俗化的内容在经过诗人加工后所包含的诗意和哲理。
    “以文为诗"、以世俗化的内容作为诗题，是否只能如韩愈开创时那般了无诗味？题材与风格之间是否是固定呆板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吴乔在辨析诗与文的界限时，曾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之不变米形”，而“酒之变尽米形”的论述。輥輥饭或酒都是由米加工而成，而米也就是常说的题材，饭是米煮好后的状态，形状没变，而米酿为酒后，形质皆变，这就是文与诗最核心的区别。那么，如何将米酿为酒呢？胡风曾经说过：“题材本身的真实生命不通过诗人底精神化合就无从把撮也无从表现，更何况诗的生命还需要从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的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呢。”輥輥也就是说，即使是世俗化的题材内容，经过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熔铸后也会有变化升华，这种升华会超越世俗题材的平庸与熟烂，苏轼正是以自己超旷乐观的人格对世俗化的题材加以熔铸，从而呈现出一种诗意。“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举苏轼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輥輥苏轼以世俗化为题的诗歌都可见出其性情面目。平常生活的乐趣与哲理：
    《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是一首七绝：“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错著水”、“为甚酥”都是日常生活语言，是调侃朋友所酿之酒味淡薄，像是不小心加了水，为甚酥，即为啥子这么酥脆。但用入诗中，让人觉得饶有生活趣味。《薄薄酒》也是如此，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薄薄酒”，即味道极淡的酒，“丑妻恶妾”实在是太口头化了，但在诗中，这样的鄙俗之言不过是表达了苏轼从世俗生活中体会的哲理:热爱生活，珍惜所拥有的。“芦菔生儿芥有孙”(《撷菜》〉，是秋天菜园热闹鲜活的场景，是诗人对生命的赞叹与咏歌;“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安国寺浴》：)，是诗人从洗澡中得出的感悟;当手臂痛时，“不妨更有安心病”(《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是诗人的自慰。四、困苦生活的超旷与洒脱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其间生活条件恶劣，面对苦难，苏轼以达观超旷的心态笑对生活，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往往是这种超旷人格的集中反映。东坡贬谪海南时，经常食不果腹，不得已以红薯作羹。这样的困窘生活反映在诗中没有一点酸腐气，《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的诗题就体现了诗人乐观的胸怀、奇伟的想象。山芋，其实就是红薯、甘薯。苏东坡把这上不了台面的红薯羹写得天上有、地下无的，让人顿生向往之心。海南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缺医少药，年老难免多病，《夜卧濯足》见出苏轼的面目：“长安大雪年”四句是回忆过往的舒适生活，“得米如得珠”四句刻画出目前生活的艰难和物质的匮乏及寒夜四处透风的住处。“瓦盎深及膝”两句正面写洗脚的容器及不断添加热水的过程。民间有俗语“穷人烫脚，当吃补药”。在海南这样瘴气严重的地方，用滚烫的水洗脚也是医疗措施了。这样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苏轼超旷豁达的人格魅力。
    韩愈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歌，题材与韩愈本人的内在精神缺乏深层次的交感化合，所以诗歌缺少一种豁然贯通的诗意。同样是写日常食物，苏轼笔下的
    “为甚酥”传达的是热爱生活的态度、情味盎然。“薄薄酒”表达了用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意蕴。在被贬谪的环境中，红薯羹、洗脚这样的琐事反应的也是诗人面对苦难的乐观与超脱。世俗的材料在经过诗人内在精神的熔铸后焕发出诗的光彩，世俗的生活经过诗人的加工成为甘洌的佳酿，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由精神灌注生命的有机体的统一体才是真正的诗。
    要之，同样是以世俗化的题材为诗题，相较于韩愈，苏轼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与发展。首先，数量增多，范围增广。其次，技巧上有了发展，苏轼的这类诗众体皆备，既有古体，又有近体，既能体现出苏轼的一贯诗歌风格，也能够代表诗人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是，苏轼此类诗并不因题材的世俗和日常化而消解其诗意，世俗日常的题材在经过诗人内在的精神熔铸后，显现出浓烈的诗意，和苏轼其他作品的基调是一脉相承的。“以文为诗”，以世俗化的内容为诗题，由韩愈倡行，而苏轼则对其大力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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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的传统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典雅化的特色。这种对诗歌典雅化风格的追求必然影响到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风格要典雅化，自然要求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诗歌的题材是典雅的，或者是宜于典雅的，这其实从诗歌的题目中就能明显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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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通行的观念：文与诗的差异，首先就在于文所表现的题材无所限制，和世俗化的内容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相反，诗只能表现和世俗生活有一定距离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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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来看，作为“以文为诗”的先行者，韩愈的诗歌中已经有了对世俗日常生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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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变的内容和范围很多，本文所关注的是韩愈将世俗化的生活引入诗歌、形于标题。先行者的步子难免踉跄。韩愈虽然大胆将世俗化的内容引入诗歌，但也只能先在古体诗的领域内着手，以上诗歌皆为五古。而且，这些以世俗化的生活内容作为诗歌题目的作品在韩愈诗歌中毕竟是少数，不过寥寥四首。而且在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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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的艺术价值不大，既不能代表韩愈的诗歌成就，也未曾体现出韩诗独有的艺术特色，但这种看起来粗糙的尝试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提示后人，面对前人的艺术成就，可以以世俗化内容入诗甚至为题来另辟蹊径。韩愈有面对盛唐诗歌高峰的困窘，宋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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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沿着韩愈努力的方向，更多的将世俗化的内容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形于题目。世俗化题目的诗歌不仅范围增大，数量增多，而且艺术上也进一步成熟，充分体现了“以文为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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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的内容更丰富了：鳊鱼、蝤蛑等是肉食；为甚酥、豆粥、玉糁羹、蔓菁芦菔羹等是主食及小吃；煮菜、元修菜、柑与槟榔是菜蔬及水果。在以前的诗歌中，酒经常出现，但只是作为环境与诗人情绪的烘托，也不曾出现在诗歌题目中，但苏轼诗中，酒不再是道具或诗人情绪的烘托，而是诗歌正面描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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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目的诗歌在数量上增多了、所描写范围更加丰富而充实了，几乎已经涉及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对韩愈有意识以世俗化内容作诗题的一大发展。     更重要的是，虽然以世俗内容为题，但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和韩愈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韩愈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歌都是五古，形式单一、艺术水平粗糙。苏诗则不然。苏轼的同类诗歌，数量多、范围广，形式多样。既有五古、七古，又有七绝、七律。近体诗是最为精粹的形式，尤其是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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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世俗化的题材内容，经过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熔铸后也会有变化升华，这种升华会超越世俗题材的平庸与熟烂，苏轼正是以自己超旷乐观的人格对世俗化的题材加以熔铸，从而呈现出一种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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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生活的超旷与洒脱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其间生活条件恶劣，面对苦难，苏轼以达观超旷的心态笑对生活，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往往是这种超旷人格的集中反映。东坡贬谪海南时，经常食不果腹，不得已以红薯作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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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以世俗化内容为题的诗歌，题材与韩愈本人的内在精神缺乏深层次的交感化合，所以诗歌缺少一种豁然贯通的诗意。同样是写日常食物，苏轼笔下的     “为甚酥”传达的是热爱生活的态度、情味盎然。“薄薄酒”表达了用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意蕴。在被贬谪的环境中，红薯羹、洗脚这样的琐事反应的也是诗人面对苦难的乐观与超脱。世俗的材料在经过诗人内在精神的熔铸后焕发出诗的光彩，世俗的生活经过诗人的加工成为甘洌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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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以世俗化的题材为诗题，相较于韩愈，苏轼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与发展。首先，数量增多，范围增广。其次，技巧上有了发展，苏轼的这类诗众体皆备，既有古体，又有近体，既能体现出苏轼的一贯诗歌风格，也能够代表诗人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是，苏轼此类诗并不因题材的世俗和日常化而消解其诗意，世俗日常的题材在经过诗人内在的精神熔铸后，显现出浓烈的诗意，和苏轼其他作品的基调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