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别解

扬之水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别解

    [摘要]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内容的丰富、宫廷诗风的形成、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诗运转关”也由此而生。

    [关键词]礼乐；兴衰；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与以太康诗歌为代表的西晋诗坛和以元嘉诗歌为代表的刘宋诗坛相比，处于西晋、刘宋之间的东晋诗坛整体上较为沉寂，以玄言诗为主体。晋末宋初，诗歌内容和形式发生重大转变，清人沈德潜概括为：“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对于这一转变的内外动因，古今学者多有探讨，研究成果丰富。笔者认为，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晋宋之际“诗运转关”也由此而生。

    一、“百度草创，旧礼未备”：东晋礼乐之衰

    永嘉之乱后，西晋政权迅速覆灭，中原地区长期为胡人统治，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一大灾厄，精通礼制、音乐的士人和乐工很多死于战乱，幸存者也流散四方。东晋政权立国江左，“百度草创，旧礼未备”，礼乐衰微，未能恢复西晋旧貌，“属永嘉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下面主要依据《晋书·礼志》与《晋书·乐志》具体论述。

    由《晋书·礼志》可知东晋礼仪多不如西晋全备。例如郊祀、明堂之礼，“吉礼之大，莫过祭祀”，西晋立国不过两年，南郊、北郊、明堂俱备，然而，历经西晋末年战乱，江东草创，东晋郊祀、明堂长期未备。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19年）始立南郊祭天，“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  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始立北郊祭地，“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西晋有明堂祭祖配上帝之礼，然终东晋一代未修建明堂，《晋书·礼志》云：“晋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寻复还以文帝配，其余无所变革……江左以后，未遑修建。”

    如，耕籍礼与蚕礼，晋武帝司马炎曾于泰始四年（264年）、泰始八年（268年）、泰始十年（270年）三次行藉田礼表达重农之义，东晋元帝欲重行耕籍礼，却因礼仪残缺不详而止，“江左元帝将修耕籍，尚书符问：‘藉田至尊应躬祠先农不？’贺循答：‘汉仪无，止有至尊应自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与耕籍礼相似，西晋皇后躬蚕桑，行蚕礼表达重农之义，西晋太康六年（266年），“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东晋蚕礼亦废而不行。

    再如，山川祭祀之礼，东晋偏安江左，北方名山大川多不在其实际控制范围内，传统的山川神灵祭祀多缺失废滞，因而东晋穆帝升平年间（357-361年）何琦认为：“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缺，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繁滋。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

    三如，天子宗庙之礼，《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之礼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郑玄认为：“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大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孔颖达疏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庙不毁，以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亲庙四，故为七也。”西晋立国第二年即立天子七庙，东晋天子宗庙则长期未备，“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毁主权居别室。”

    四如，东晋废巡狩、晨贺、朝觐之礼，“然终晋世，巡狩废矣”，“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

    我国古代礼乐联系紧密，很多音乐直接用于礼制。与礼制衰落相应，东晋音乐衰微。永嘉之乱造成西晋乐工、乐器大量流散，以致东晋立国时雅乐残缺，音乐机构不全，甚至一度取消太乐。“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此后东晋中前期虽屡有恢复雅乐之举，但一直未全备，郊祀、宗庙等礼长期无乐相配，直到淝水之战（383年）破苻坚之后，方有宗庙歌诗之作，然郊祀依旧无乐。“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今列其词于后云。”

    二、“遵圣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晋末宋初礼乐之兴

    礼制建设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故有“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之说。东晋末年，刘裕逐渐掌握军政大权，最终代晋立宋（420年），此时距永嘉之乱已有一百余年，江左偏安已久，礼乐渐备，远较东晋为盛。

    由《宋书·礼志》可知，刘宋礼仪较东晋全备。例如，东晋郊祀、明堂、天子七庙长期阙省未备，刘宋则较为全备。刘宋立国当年即立南、北郊以祀天地，“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刘裕即位后即兴建天子七庙，“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庙。初祠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五庙之礼也。既即尊位，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明堂之制，东晋废置已久，“按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宋孝武帝重建明堂，祭五时之帝，并以文帝配，“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官有其注。”

    终东晋一代百余年未行耕籍礼，刘宋则恢复这一礼仪。元嘉二十年（443年）宋文帝行耕籍礼表达重农之义，礼仪隆重，《宋书·礼志》载：“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此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亦行藉田礼。魏晋以来耕籍礼仪局限于中央，宋文帝则将其推广至地方各郡县，“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蚕礼与耕籍礼相似，皇后躬蚕桑表达重农之义，东晋废蚕礼，大明四年（460年）宋孝武帝恢复蚕礼，“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东晋不行巡狩礼，“然终晋世，巡狩废矣”，刘宋立国不久重新恢复这一礼仪，如宋文帝曾在元嘉四年（427年）、二十六年（449年）两次大规模东巡，“宋武帝永初元年，诏遣大使分行四方，举善旌贤，问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东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觐园陵。三月甲戌，幸丹徒离宫，升京城北顾。乙亥，飨父老旧勋于丹徒行宫，加赐衣裳各有差，蠲丹徒县其年租布之半，系囚见徒五岁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战及先大将军并贵泥关头败没余口。老疾单孤，又诸战亡家不能自存者，并随宜隐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东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谒二陵。丁巳，会旧京故老万余人，往还飨劳，孤疾勤劳之家，咸蒙恤赉，发赦令，蠲徭役。”

    东晋舆服之制较为简略，“检晋江左逮至于今，乘舆出行，副车相承五乘……江左五乘，俭不中礼。”“晋氏江左，大驾未立，故郊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于仪服，二驾不异。拜陵，御服单衣帻，百官陪从，朱衣而已，亦谓之小驾，名实乖舛。”刘宋则参古酌今，兴车舆之制，宋孝武帝仿《周礼》建玉、金、象、革、木等五路，《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礼图》，金路，通赤旗，无盖，改造依拟金根，而赤漆飐画，玉饰诸末，建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施羽葆盖，以祀。即以金根为金路，建大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羽葆盖，以宾。象、革、木路，《周官》《舆服志》《礼图》并不载其形段，并依拟玉路，漆飐画，羽葆盖，象饰诸末，建立赤旗，十有二旒，以视朝。革路，建赤旗，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驾玄，木驾赤，四马。旧有大事，法驾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宋明帝解释不同舆服使用场合云：“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朕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玉辂，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金路，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又以饰冠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绣冕三彩缫，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宾，讲武校猎。又以宏冕二彩缫，青衣裳，乘木辂，耕稼，飨国子。又以通天冠，朱纱袍，为听政之服。”此外，刘宋又将东晋帝王5乘改为12乘，“江左五乘，俭不中礼。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贰车九乘。侯伯七命，车七乘。子男五命，车五乘。’然则帝王十二乘。”

    东晋立国时雅乐残缺，甚至一度取消太乐，直到淝水之战破苻坚之后，方有宗庙歌诗之作。与东晋不同，刘宋立国之初宋武帝刘裕即兴雅乐，支持宗庙歌诗创作，“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歌）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6年）进一步明确了郊祀所用乐舞，“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刘宋乐制承前启后，为一代之胜，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认为：“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

    三、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礼乐衰于东晋中前期而兴于晋末宋初，而诗歌亦衰于东晋中前期而兴于晋末宋初，两者具有共时性关系。礼乐盛衰与文学兴变联系紧密，两者常呈现正相关性。礼乐之兴常能提供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契机，有推动文学创作之功，礼乐衰微对文学发展则多有不利影响。晋宋之际“诗运转关”也与礼乐兴衰联系密切。东晋“百度草创，旧礼未备”，礼乐衰微，“属永嘉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郊祀、明堂、宗庙、耕籍、巡狩、晨贺、朝觐等礼仪多不全备，雅乐残缺，音乐机构不全，乐工、乐器大量流散，郊祀、宗庙等礼长期无乐相配，“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然郊祀遂不设乐。”与此同时，东晋诗坛整体上较为沉寂，以玄言诗为主体，诗歌数量不多，文学成就不高，不如以太康诗歌为代表的西晋诗坛和以元嘉诗歌为代表的刘宋诗坛。关于东晋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独特性，自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以来，研究者论述详备，本文无意重复，这里仅就东晋礼乐衰微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影响谈三个原因。

   （一）礼乐活动的缺省不备使得东晋诗歌取材范围缩小，内容较为狭窄。礼乐活动是西周之后、东晋之前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诗经》、《楚辞》、汉、魏、西晋诗歌作品中多有关于吉、凶、宾、军、嘉五礼或者说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的描写。东晋一代礼乐衰微，郊祀、宗庙不备，明堂未建，山川祭祀多简缺，舆服之制“俭不中礼”，耕籍、巡狩、晨贺、朝觐等礼仪皆废，雅乐残缺，音乐机构不全，乐工、乐器大量流散，郊祀、宗庙等礼长期无乐相配。这些阙省不备的礼乐活动本是东晋之前诗歌的主要取材来源之一，而东晋诗歌中却很少描写这些礼乐活动。可见，礼乐活动的阙省不备使得东晋诗歌取材范围缩小，内容较为狭窄，限制了诗歌题材的扩展和内容的丰富，反向促成了诗歌内容走向玄言诗。

   （二）皇室礼仪的弱化阻遏了东晋宫廷诗风的形成，迟滞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总体上看，周、汉、魏、西晋诗歌创作多以王室或皇室为中心，例如，周、汉、魏、西晋文学主要以姬、刘、曹、司马氏王室或皇室为中心，宫廷诗风色彩明显。宫廷诗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皇室礼仪。皇室礼仪的举行可以聚集文学人才，提供诗歌的创作内容，推动宫廷诗风的形成。宫廷诗歌常多人同题而作，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诗歌语言和形式常有生新，如梁、陈宫体诗和初唐宫廷诗。东晋礼乐活动阙省不备，郊祀、明堂、宗庙、耕籍、巡狩、晨贺、朝觐等皇家礼仪弱化甚至废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阻遏了东晋宫廷诗风的形成，迟滞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导致东晋很少有应制、应诏一类的诗歌。

   （三）礼乐分离导致东晋诗乐关系的疏远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衰落。东晋雅乐缺失，音乐机构不全，乐工、乐器大量流散，与音乐相关的礼仪活动很少，郊祀、宗庙等长期无乐相配，“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然郊祀遂不设乐。”这种礼乐分离导致东晋诗乐关系的疏远，诗歌中很少描写音乐。如永和九年（353年）兰亭雅集为东晋一大盛事，这次集会上有26人作诗，编为《兰亭集》，共收录37首诗，却无一首描写音乐，王羲之《兰亭集序》亦云“无丝竹管弦之盛”。 诗乐关系的疏远也导致东晋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衰落。据郭茂倩《乐府诗集》统计，东晋文人乐府诗主要有曹毗《歌高祖宣皇帝》等11首、王珣《歌太宗简文皇帝》等2首、陶潜《挽歌》等4首、梅陶《怨诗行》1首、杨方《合欢诗》5首、谢尚《大道曲》1首。而西晋、刘宋乐府诗创作则远胜东晋，如西晋傅玄存乐府诗91首、陆机存乐府诗37首，刘宋谢灵运存乐府诗19首、鲍照存乐府诗87首。与此相反，刘宋时期礼乐复兴则促成了诗歌创作走向繁荣，“诗运转关”也由此而生。

    首先，礼乐活动的兴盛拓宽了刘宋诗歌的取材。刘宋立国后不久，南北郊祀、天子七庙全备，恢复了东晋废置不用的明堂、耕籍、蚕、巡狩等礼制，兴雅乐，支持宗庙歌诗创作，确定郊祀所用乐舞，这些礼乐活动很多成为诗歌的描写对象，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如颜延之《拜陵庙作诗》写宗庙祭祀、谢庄《侍东耕诗》写耕籍、鲍照《侍宴覆舟山诗》写宴飨等，刘宋诗歌内容不局限于玄言诗也得益于诗歌题材的扩展。

    其次，皇室礼仪的强化推动了刘宋宫廷诗风的形成，促进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刘宋兴郊祀、明堂、宗庙、耕籍、巡狩等皇家礼仪。皇室礼仪的举行可以聚集文学人才，提供诗歌的创作动机、写作内容，推动宫廷诗风的形成。刘宋诗坛以皇室（包括皇帝与同姓藩王）为中心，如王宏、傅亮、王韶之等文士以宋武帝为核心，谢灵运、颜延之、王僧绰等文士以宋文帝为核心，谢庄、鲍照、江智渊等文士以宋孝武帝为核心。刘宋时期诗歌多有应诏、应制类作品，如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谢庄《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等。宫廷诗歌常多人同题而作，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诗歌语言和形式常有生新，如元嘉十一年（434年）宋文帝行袱稧礼于乐游苑，“有诏会者赋诗”。又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行太子释奠礼，宫廷文士多为之赋诗，今存王僧达《释奠诗》、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何承天《释奠颂》等诗歌。经过宫廷创作的技巧训练，以元嘉诗歌为代表的刘宋诗歌重视声律工巧，辞藻繁富绮丽，风格典雅，“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气息逐渐消泯。因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认为，刘宋皇室促进了文学“文理替矣”的转变，“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元脱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再次，礼乐结合导致刘宋诗乐联系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与东晋礼乐分离不同，刘宋立国之初，宋武帝刘裕兴雅乐，支持宗庙歌诗创作，诗乐舞联系紧密，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七月，撰立新歌。之后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6年）进一步明确了郊祀所用乐舞。这种礼乐结合导致刘宋诗乐联系紧密，如刘宋张永《元嘉正声伎录》载宋文帝之乐、南齐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载宋孝武帝之乐。刘宋诗歌对音乐活动的描写远较东晋为多，如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云“礼属观盥，乐荐歌笙”、《拜陵庙作诗》云“民思被歌声，万纪载弦吹”，鲍照《从登香炉峰诗》云“登歌美凫绎……萧瑟生哀听”、《送别王宣城诗》云“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等。这些都推动了刘宋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这种对乐府歌诗的模仿、创新，促成了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两种基本诗歌体式的形成，参见崔涛：《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如谢灵运存乐府诗19首，鲍照存乐府诗87首，远胜东晋。另外要说明的是，东晋主要是南渡高门士族掌权，对南方本土民歌多有排斥，少有吸纳，刘宋则是“吴声西曲的黄金年代”，文士也有仿南方民歌之作，如鲍照作有《吴歌》3首、《幽兰》5首、《采菱歌》7首、《中兴歌》10首等。

    永嘉之乱为儒家礼乐文化一大厄，精通礼制、音乐的士人和乐工很多死于战乱，幸存者也流散四方。东晋政权立国江左，礼乐衰微，郊祀、明堂、宗庙、耕籍、巡狩、晨贺、朝觐之礼多不全备，雅乐残缺，音乐机构不全，乐工、乐器大量流散，郊祀、宗庙等礼长期无乐相配。刘宋礼乐远较东晋为盛，南北郊祀、天子七庙全备，恢复了东晋废置不用的明堂、耕籍、蚕、巡狩等礼制，参照《周礼》建玉、金、象、革、木等五路，定舆服之制，兴雅乐，支持宗庙歌诗创作，确定郊祀所用乐舞。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内容的丰富、宫廷诗风的形成、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诗运转关”也由此而生。

扬之水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晋宋之际“诗运转关”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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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有明堂祭祖配上帝之礼，然终东晋一代未修建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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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立国时雅乐残缺，甚至一度取消太乐，直到淝水之战破苻坚之后，方有宗庙歌诗之作。与东晋不同，刘宋立国之初宋武帝刘裕即兴雅乐，支持宗庙歌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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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之兴常能提供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契机，有推动文学创作之功，礼乐衰微对文学发展则多有不利影响。晋宋之际“诗运转关”也与礼乐兴衰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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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活动的缺省不备使得东晋诗歌取材范围缩小，内容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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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礼仪的弱化阻遏了东晋宫廷诗风的形成，迟滞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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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分离导致东晋诗乐关系的疏远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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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礼乐活动的兴盛拓宽了刘宋诗歌的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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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皇室礼仪的强化推动了刘宋宫廷诗风的形成，促进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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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礼乐结合导致刘宋诗乐联系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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