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新的中华文化信仰
道可道,非常道……信仰也类似,几乎无法言说。但仍想尝试一下。
一
当一种社会文化形态逝去成为历史后,她的背影渐渐地模糊、虚化,只留下一袭动人的轮廓时,就可能转化为后人的理想之地、信仰之地!像老子心目中的“小国寡民”,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基督教中的“伊甸园”(可能是对上古时期,资源丰盛、人类稀少,赤身裸体的亚当与夏娃过着原始而惬意采摘生活情形的遥远追忆)等……都很相似。
中华文化作为农耕文明时期的文化,她的整体离我们日渐遥远,自然也有转化为理想之地、信仰之地的可能。当然,因为古今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同,向往过去并不是回复到过去,也不可能回复到过去,而是希冀通过对古代文化中合理部分的探求,来补充现实社会精神世界的缺失部分(几乎所有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处境都十分相似,每一个民族都要为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寻求一种出路,殊途同归)。
信仰。信是绝对、无条件的信任,仰即由衷的仰望。用两个意象来表达,那就是母亲和月亮,合二为一,才形成普照的心灵之光。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在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并没有像西方、印度那样产生出宗教,但精神世界的高处,也有存在着信仰之地,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机制,主要通过祭祀等仪式来感应(精神个体在直面包容自身存在的事物时,所产生的认同与归皈,并由此激发出信仰和使命意识的过程。文化精神力量的传递是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创造力的最初根源所在)。
每一个生存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无论他爱与不爱中华文化,他都无法摆脱中华文华的影响。而他所可能拥有的中华文化,也是只能是一些零星的碎片,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相对完整的片段。因此建立虚拟中华文化实践平台,就是要把这种碎片化、片段化的中华文化存在方式联成一个相对自洽的整体(有整体,才可能有灵魂)。如同文物的修复,虽然手中只有一些碎片,但通系统化的知识、技能培训,环境、氛围熏陶,就可以修复成一个相对完整、具有实际功能的器具。
经过虚拟文化层面的修复后,可以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修复。一方面,精神个体通过线上线下的中华文化实践,将中华文脉之水导向自身,滋润身心。然后深挖沟壑,将在中华文脉中寻求到与自己心性相通文化流派,引导进来,形成精神个体的深度。另一方面,散布在天涯海角的精神个体通过参与共建虚拟中华文化实线平台,在平台上提高自己的中华文化实践能力,确认自身的中华文化段位、品位,并与志趣相近的实践者,通过不断的交流、碰撞,携手成长、一起进步,荣辱与共,存在共同体意识渐渐形成……
文脉通了,文化之水汇集多了,自然会形成文化的河、江、湖、海。当水只有一捧时,只能用于解渴;当水汇集成一条溪流的体量,清澈见底,则可以见到小鱼小虾;当水汇集成一条大河的体量,则可以深不见底,且有点神秘莫测了;当水汇集成大海的体量,那就是无风三尺浪,最深处永远黑暗了。这时候,量变引进了质变。如同浩瀚宇宙中的尘埃渐渐凝聚成星团,核聚变后诞生恒星,形成新的星系……
新的中华文化信仰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同太极,以阴阳互动生生不息为原则。儒、道、释等都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形成新的中华文化存在共同体的标志可能是产生出一位(或一批)具有中华文化信仰的代表性人物!对具体而微的中华文化生态之恢复,可能首先发生在极少数杰出的精神个体身上;然后影响开来,形成一个群体;进而传播开来……虽然很难知道具体的情形,但也不妨畅想一下。
他首先要恢复的是中华文化自信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那种天朝上国的虚妄自信,在洋枪洋炮前显得不堪一击。特别是五四引进西方民主科学观念后,反传统思潮泛滥,国人的中华文化自信心彻底崩溃。可以说,在近两百年间,没有一个中国人具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心!
自信,就是要相信自己;文化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文化。由内向外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芒。这是一种信念!无法用逻辑来推导。她的具体生成过程可能是这样:精神个体在中华文化实践(含虚拟实践)过程中,会产生种种欲望,如泡沫般明明灭灭,只有当他的欲望与中华文化精神相通时(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瞬间照亮整个宇宙),欲望上升为信念,变成行为之根据,才完成信念的确立。
有了信念只是有了初步的框架,还需要经过不断的充实与验证,才能落到实处。一方面,他要在自己心中的那块“中华文化土地”上辛勤劳作,努力使之恢复成水草丰美、层次丰富、生态链完整的微型中华文化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要从此孤岛上不断起飞,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语境中去交流、碰撞,甚至到更广阔的世界文化海洋中去搏击……这样他就会碰到真问题,面临自身存在的困境等等。经内化的中华文化存在问题就会变得很具体可感、物(对象)我如一……(注3有关中华文化自信心方面的问题可参看拙作《我就是中华文化》)
标志性人物产生的具体过程或许会有这样情形:
1、完成由技——艺——道的升华。一是在具体领域中的实践很快就能达到较高的境界,即完成由相对单纯技术学习,到将人生的体验融入技巧中,形成风格的艺术转化:二是需要完成对具体领域的超越。如果把世界比作大地的话,那么具体的领域的高处则像大地上一座座隆起的山峰,而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把握,就只能是在空中俯瞰。因此也可以将精神个体比作一只鹰,这只鹰,它有着相当沉重的肉身,它的第一次起飞,不可能在平地,而是在高处。垫脚处或是高枝,或是悬崖,然后凌空一跃,完成自身存在份量的承载由双脚向双翅转移;自身活动领域由大地向天空的转换……
2、心中有道(真理)不无君(世俗权威)。因为心灵在天空中翱翔,就可以俯瞰世俗世界,摆脱在精神领域的“三座大山”(一是挣脱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二是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三是逃脱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这三种势力就像三座大山,更像三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做到,也要在精神上努力一下…… 新的中华文化信仰与以往的信仰很有不同。旧式的信仰往往是这样的情形:精神个体通过某种仪式与神秘世界的通连,确信外界有一个超越个体的强大存在,如上帝、真主之类,渺小的个体有了精神上的依靠,因而获得心神的宁静!在某种特殊的政治、宗教氛围里,可以通过灌输、洗脑的方式进行传播。信仰中的普通大众如同羊群效应中追随的羊羔,信仰中的引领者类似于头羊。
而新的中华文化信仰中,在“地——天——神”之间感应系统中,天道归天道,“神”已成为“实在”,可让人信仰,会给予启示,但没有具体偶像。人道归人道,中间没有“天子”存在之地,更不会有什么“人间太阳”之类。精神个体直接与“天”、“道”沟通,形成新的信仰机制。就是说,不再有新的精神领袖,引领者与求索者是先行者与后来人的关系。先行者在茫茫原野中的坚持不懈探索的背影,能够可以给后来人以很好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即使先行者所到达之地未必是后来人的目标之所在,但它的存在,就像在汪洋中泅渡的人看见了灯塔,所起的心灵慰藉作用,仍无比巨大!二是信仰不再有一个类似教会组织之类机构操控,最多只能是由一个类似联合国秘书处那样的服务组织机构搭建一个可供对话的平台……
3、开发新的文化生长存空间。“现实——理想”互补机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心理调节机制,起着类似于宗教心理慰藉的作用。如从孔子一方面是周游列国,孜孜不倦地寻求致用之道,另一方面是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理想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后来完善的儒道互补机制,逐渐扩散为一种国民性格。
总之,新的中华文化生态形成后,就可能恢复中华文化的原生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