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爱菊 于 2018-3-30 04:32 编辑
古诗词中数量词的文化内涵探析 陈淑梅 “语言是文化的镜像，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诗和词是用美丽的形象、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音调组成的乐章。诗词家们往往巧妙地、大量地把数量词引入诗词创作之中，把本属抽象思维范畴的数字运用于形象思维领域，在古诗词中赋予数量的文化内涵，从而获得奇妙的美学效果、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取向。 唐·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如果将其中的“两个”、“一行”、“千秋”、“万里”等数量词删去，成为“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雪，门泊东吴船”此诗如何？虽然对仗工巧，但比起原作来，缺乏文化的内涵，诗意要淡多了。所以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在《文化语言学》（1991）中说：“语言是文化的镜像，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语言好比镜子或影集，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和不同地区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文化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语言作品的内容上。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宝库，而这些文化宝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如中国的神话传说，各个时期的经史子集等等。这些历史文献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数量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分析和学习古诗词要注意数量词中蕴涵的民族文化，这对于提高古诗词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古诗词中数量词的文化蕴涵 古诗词中的数量词独具特色, 它除了具有表示数量的意义外，还记录着汉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蕴含着一定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赋予数量词的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象征义、感情色彩等特有的含义。 （一）古诗词中数量词的审美情趣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数量词都是经过诗人精心选择锤炼的，在教学中突出这些数量词的焦点信息，可以使古典诗歌产生丰富隽永的审美情趣。例如唐代张祜的《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全诗使用了“三千里”、“二十年”、“一声”、“双泪”等数量词，这看似平常简单的几个数量词，却包藏着历朝历代无数红粉宫娥的不尽哀怨与叹息，此诗无疑是为广大深藏后宫但未逢皇恩的妙龄女子鸣不平。还如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友人远征“万里”, 乃为求取功名,为友人着想, 故不得挽留。临别之际, 万千“心事”， 一言难尽，全部寄托在“一杯”别酒之中，“一杯”中包含了许多心事。万里之遥， 一杯之情。“万里”与“一杯”对应和美。再如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五十弦”是作者痴语也，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根弦（雨打湘灵五十弦），诗人硬要来埋怨它。“一弦”、“一柱”犹言一音一节。这些并非富于诗意的数量词，在高明的诗人的笔下，却获得了一种朦胧之美与多义之美。 数量词运用得娴熟、同样能使诗歌变得情趣盎然，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宋朝邵康的《童蒙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短短二十字，明白晓畅，描写出旅途旖旎风光，简直是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初诗人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与此“童蒙”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少少四句二十八字，连用了九个“一”字，一气呵成：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钓勾。 一曲清歌一樽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诗改一字，界别人天，非个中人不解”。僧人齐己的《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把诗中的“数枝开”改为“一枝开”，齐己因此而拜郑谷为“一字师”。据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张桔轩有诗云“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遗山认为既指明了“一树”，就不能又说表疑问的“何处”，同时，一树梅花绝非早梅，于是他就把“一树”改为“几点”。 （二）古诗词中数量词的形象色彩 由于汉族人的思维方式是以形象思维为主, 因此汉族人在诗歌创作中,突破了量词仅表示数量这个意义，赋予了量词情感形象性。例如“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这是宋代诗人晏殊的《破阵子》的上阕，它描写了美丽的暮春景色。词中景物描写生色交辉，动静照应，十分生动。最妙处则在三四两句，对偶句中选用了“三四”“一两”两对基数，犹如画家于白描之上，随意点了一两笔，却把个极其幽静的去处形象地勾画了出来，使读者仿佛看见那池边树疏落落长着的青苔，听见那林阴深处偶尔传来黄鹂鸟的几声啼鸣。显然这里的数词含有动态，有声响，有色彩，诗人选用在这里，把听觉和视觉感受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优美的意境，给人以想象和玩味的余地。 品味古诗词中数词的运用，既可领略古人遣词造句之匠心，又能从一个新的视角获取形象的审美享受。这种形象性具体表现还可以是联想，表达方式是超常搭配。所谓超常搭配就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符合语法规则，但又超出了词语之间的语义内容和逻辑范围的常规，在大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超常搭配的例句，教学中跟学生讲清超常搭配的艺术手段以及艺术效果，能提高学生对数量词超常搭配的感悟。例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宋代诗人苏东坡《水龙吟》一词里，巧妙地运用“数字”来表达他心目中的“春色”：“春色三分”之中，有“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乍听似乎使人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把“春色”用数量词来计量，历历可数？原来，这种超常搭配是因他看到具有春天象征性的杨花飘落于尘土和流水，三分之二飘落为路旁尘土，三分之一飘落水面，就从“二分”“一分”的数字由多到少的逐步推移，“三分春色”不就这样地流逝而去吗？同样，宋代词人叶清臣在《贺圣朝·留别》里却这样写道：“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把春色与离愁联系一起，春色虽好，却被离愁和风雨的“力量”一一消减，用“三、二、一”数字与“春色”超常搭配，用递减春色的手法，极写离愁别绪，遣词精巧，构思新颖，不愧是抒发乡愁的佳作。 （三）古诗词中数量词的价值取向 数量词的价值取向是人们从主观的需要出发，对数量词语的主观评价。在古典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某种低回婉转、细腻入微的情思，有时便将本来难分难解甚至根本没法分解的某种事物或情思故意分解开来。赋予了数量词丰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例如：唐徐凝诗《忆扬州》：“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是一首咏月怀人之作。“明月夜”象征当时扬州那种值得留恋的美好时光。月色本不可分，诗人偏将天下的明月一分为三，而扬州独占二分。如此细腻地传达了诗人对扬州意中人的无限怀念眷恋之情。有时用两数连用表达作者的主观评价：首先表示相乘，常用来称代，使语意婉转，别开佳境。如苏轼“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二乘八，但不是确指，指十五、六岁的美貌少女）其次，活用为动词，大大增强了表意功能。如〈〈诗经〉〉：“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使动用法，有再三反复的意思，时而二时而三，反反复复）再次表示虚拟，有较大的灵活性，既表示众多，又往往表示夸张的意思。如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极言黄河之长，极言四岳之高，时东、西、中、北岳已沦陷） 上文举的宋初叶清臣《贺圣朝·留别》词：“满斟绿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这首词是酒席筵前留别之作。满斟美酒，劝友人尽情欢乐。全词精心铺叙，情意殷切。表现了诗人伤春惜别的情怀，也流露出人生萍寄之感。把春色分为三分，就有二分渗透着浓重的愁情别绪，更加上一分乃是风雨的摧折，花谢离散，雪上加霜。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原名《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共五十五出。这个故事既曲折离奇又充满了浪漫色彩：南安郡太守之女杜丽娘，长年禁锢在闺楼。一天，与丫环春香游览花园，为妩媚春色所陶醉。归来伏案小睡的梦境中，遇少年柳梦梅。从此相思缠绵，伤情而逝。三年后，柳梦梅临安赴考，途经南安，得见丽娘画像，见画生情，丽娘灵魂显现。次日，梦梅掘墓，丽娘还魂。有情人终成伴侣。其中有一幕写杜丽娘、柳梦梅成婚后，梦梅要上京应考，夫妻话别联唱的数字曲，别开生面，赋予了数量词的主观评价和价值取向： 喜的一宵恩爱，被功名二字惊开；好开怀这御酒三杯，放著四婵娟人月在； 立朝马五更门外，听六街里喧传人气概；七步才，蹬上了寒宫八宝台；沉醉了九重春色，便看花十里归来。柳梦梅接唱道：十年窗下，遇梅花冻九才开；夫贵妻荣八字安排；敢你七香车稳情载，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论四德，似你那三从结愿谐；二指大泥金报喜，打一轮皂盖飞来。 由一到十，由十而一，回环往复，新夫妻对唱中满怀希望与喜悦之情，数量词的价值取向溢于言表。 （四）古诗词中数量词的模糊意义 语义都具有概括性，是对一类事物共同特征的高度概括，但往往只是大体地反映，因而有模糊的一面。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 以顿悟见长，反映在语言中是委婉、含蓄，与之相应的是词语的模糊性。汉语数量词同样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意象性，富于弹性，富于韵律。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诗歌，往往用数量词来表示虚化、模糊的意境。例如：《木兰诗》，长达三百余字，述说少女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诗里开头两句写木兰身经百战之后胜利归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后面又有这么两句，写战友们陪木兰回家，在看到恢复女装之后的木兰十分惊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前面说“十年”，后面说“十二年”。到底木兰从军多少，其实 “十年”也好，“十二年”也好，都是多年的意思，并不是实数。 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 一泓海水杯中泻。”从天上看, 九州像九点烟尘，大海波涛，也不过是装在杯中的一泓水而已。李贺用“九点”、“一泓”数量词来描写尘世渺小以及沧海桑田速变的情景，勾勒了幻想的境界。徐再思《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 一点芭蕉一点愁”。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九曲黄河万里沙”。李白《秋浦歌》十七首：“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等等。诗作者都是用数量词来表达一种情感，一种心情, 一种意境， 用定量表示不定量， 意义更为深远。 “半”也是个模糊词。明代诗人梅鼎祚写过一首连用8 个“半”字的诗：“半水半烟著柳, 半风半雨催花；半没半浮渔艇, 半藏半见人家”。 “半”可以是数词，也可以是量词。怎么样区别它是数词还是量词呢？判定的标准有两条： 数X+名 X量+名 如果已知项为“数”，未知项X一定是“量”；如果已知项为“量”，未知项X如果不是“这、那”指示代词，一定是“数”。诗中的“半” 它可以进入“数X+名”的框架，可以说成“一半水一半烟”。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阳女儿名莫愁，头上金钗十二行”，是以一人带十二钗也。” 朱祖延《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中指出：“其实金钗十二，也只是形容其多，大可不必从‘十二’这个数字上去推测人头的多少。”还如柳永的《笛家弄》： 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 “百万”、“十千”这些数词的叠加并不表精确义，分别表“钱多贵价”、“门客多”。 可知，概数的使用是有文化理据的。人们常用“十年寒窗”比喻长期苦读，“十年”显然不是定数，并非整整十年。但不能说成“百年寒窗”，这远离事实。又如“百年之好”，指男女结为夫妻，永远好合。若说“十年之好”，会挨骂；若说“千年之好”，又缺乏真诚。至于“万岁”这种祝愿的话，极力强调事物之永在，也可以从人们的感情愿望等方面找到其理据。让学生掌握了汉语的模糊性表达，可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技巧。 （五）古诗词中数量词的民俗文化 数量词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例如：给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做寿，叫作“米寿”。为什么？因为“八十八”三字组成了一个“米”字。又比方，给一位九十九岁的老人做寿，叫作“白寿”。为什么？因为一百缺一是九十九，而“百”字缺“一”即为“白”。一位老人过生日，有人送他一副寿联，上联是“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下联是“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既有文化内涵，又有趣味性。 还有一些数字联语，一样妙趣横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三朝元老》中，写某中堂曾为流寇，有人在其堂上题了三朝元老一匾，并写了副对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 明眼一看便知上下联分别隐去“八”字和“耻”字，无形中告诉人们，该中堂大人是“王八无耻”，真是大快人心。清官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期间，一年春节，一户人家门口贴上一副全是数字的春联： 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 郑板桥偶然路过见到了，当即命人给该户人家送去些米粮年货和衣物之类。原来这是一副“藏辞联”。上联“藏头”，缺“一”（谐音双关“衣”），下联“藏尾”，缺“十”（谐音双关“食”）横批既“藏头”又兼“藏腰”。“东西南北”少了前面的“东”和中间的“西”。原来这首诗是针砭时政，发牢骚的对联“缺衣无食少东西”。 说汉语的人，常常用“二百五”来比喻不明事理、办事没准的人。为什么？这有多种说法。这种说法恐怕跟儒家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有关。旧时银子五百两为一封，二百五十两为半封，谐音“半疯”，于是把办笨事的人比作不够数的“半疯”“二百五”，颇具“京派”含蓄、冷峭的特色。数量词里学问多。经常留心观察和体味，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提高语言鉴赏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二、古诗词中数量词文化意义的成因 人类数量概念产生的历史远比文字的历史悠久得多。恩格斯指出：“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 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数学的发展较之汉字的历史更加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早已利用结绳的方法来记数和记事。《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 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为治。” 先民经历了从“有”与“无”，到“多”与“少”，到从中分出具体的“一”、“二”、“三”等数量。一、二、三应该是最早产生的汉字。早期的甲古文中，一、二、三 分别由一、二、三根粗细、长短相同的刻痕构成。四以下的数目笔画数与表示的数目相等，而五以上的表数字就不再用重叠笔画的方法表示了。所以古代人对一、二、三的数目特别记得牢。 史前人类根据人体器官来确定长度单位在汉语的量词中同样得到了反映。例如中国古代的不少长度单位， 如“寸”、“尺”、“咫”、“丈”、“寻”、“仞”、“庹”、“拃”和“步”所表示的长度几乎都与人体有关。《大戴礼·王言》中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手。”这段话道出了“寸”、“尺”、“寻”的长度是古人根据人的指、手和肘来确定的。“仞”也是人伸开两臂的长度，与“寻”相同。“拃”(zhǎ) 张开拇指与食指其间的距离。“咫，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 汉语量词是汉语及其他汉藏语系的特色。在汉语中，量词的使用范围非常广， 可以在一切具有名词功能的词上使用。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说：“量词的种类=国语的特点”。 汉语量词，除根据人体器官来确定长度单位的量词外，其它量词也是有文化成因的：一是与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偏好形象思维有关，它可以根据事物的形状来选用量词。“理据”有种种不同的角度：A、相关形状：点状的“一点墨、一粒米、一颗珠子、一朵云”，线状的“一线天、一丝风、一条鱼”等，面状的“一面墙、一片叶子、一张桌子”以及块状的“一块蛋糕、一团泥”等。B、相关动态：如“一串葡萄、一堆石头、一担米、一包糖、一捆柴禾”等。C、相关局部。如“一头牛、一尾鱼”等。D、相关用具。如“一刀纸、一杆称、一幕戏”等。E、相关数量。如“一双鞋、一对鸳鸯、一副扑克牌”等。二是与汉民族的习俗文化有关。有很多量词很难说出明确的理据，主要决定于文化习俗，比如“对”和“双”，都跟“二”数量相联系，为什么能说“一双鞋子”而不能说“一对鞋子”？“夫妻双双”能说，“一双夫妻”却不能说？又比如“张”，成平面或大体成平面状态的东西可以称“张”，如一张桌子、一张脸”，能够张开并合拢的东西也可以称为“张”，如“一张嘴、一张弓”，然而，眼睛也是可以张合的，为什么却不能说“一张眼睛”？其原因，只能归结于受到“习俗”文化的制约。 关于量词的习俗文化在方言里表现最为显著。如“粒”表示颗粒状的，而湖南宁远说“一粒老鼠、一粒狗”，湖南江永土话还可以说：“一粒山、一粒月亮”。如“条”，福州说“一条头发”，梅县说“一条猪”.广州说“一条女”，湖南溆浦说“一条鸡蛋、一条碗”等。如“只”，上海说“一只牛”，梅县说“一只人”。如“张”，柳州“一张鱼池”，广州说“一张刀”。“一只鞋”闽方言说“一奇鞋”。“一朵花”，梅县说“一头花”。“一块豆腐”，成都说“一墩豆腐”。“一棵树”客家话说“一蔸树”。“一壶茶”福建永春说“一鼓茶”。“一串香蕉”福建说“一弓香蕉”等。这些量词与名词的组合都与习俗文化有关。 汉语数量词的普遍性、理据性的特点, 与汉族人偏好形象思维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这是中西方的学者们在对汉语和中国正统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瞿霭堂（2006）在《语言思维和语言接触》一文中指出：“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思维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思维机制和社会性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具备创造语言的条件，而且人类的语言也随着思维机制和能力的发展而发展。”汉族人偏好形象思维的思维方式是汉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具体讲，受到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综合影响。这已是许多学者所达成的共识。是否可以这样说，汉语数量词的形象性的特点与汉族人的思维习惯相吻合，也就是说，汉族人的思维习惯决定汉族人赋予了汉语数量词的形象可感性。为此，我们可以根据数量词的使用特点去探寻汉民族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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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30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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