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18-6-26 08:54 编辑
【琴心诗话】 谜一般的《忆秦娥》 把《忆秦娥-萧声咽》的著作权判给李白最早是两宋之交的邵博，他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始称之为李白之作，而后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亦把词作归于李白名下。历代学者虽有许多猜疑，然而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 按李白年谱记载，李白是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初夏第一次来到长安，因多次干谒权贵，举荐未果后于秋季离开长安，游邠州（今陕西彬县）、坊州（今陕西黄陵县北）。次年（开元十九年，李白三十一岁）春回到长安，因穷愁潦倒投身无门而产生颓废的情绪，与长安浪游少年和“五陵豪”交往，混迹于斗恨赌博场合，因受辱打架而遭受官司，后得江阳宰陆调救出。这一年李白有感于求仕艰难而创作了《送友人入蜀》、《行路难》、《蜀道难》、《忆秦娥》、《菩萨蛮》等作品。然而李太白年谱最早是南宋人薛仲琶编的，清人和今人也编有年谱，这些年谱都把此作定于李白，很显然是接受了邵博和黄升的定论。也许是因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风格和思想内容是一致的。 按年谱来看，李白一生三次滞留长安，除了以上两次外，再有就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时年李白四十二岁，也就是受诏供奉翰林之时。按此作内容来看，不太可能是此际创作的，因为此际的李白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若确系李白所作，那么创作时间定为开元十九年是准确的。 单就此作达到的艺术高度来看，似乎李杜两人能做到。然而从杜甫所留下的作品来看，似乎没有词作品，而且，开元十九年的杜甫不在长安，他的年纪是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断不会有如此悲怨的心态，除非此作时间不是开元十九年，而是安史之乱后。 对词作的解读关键在于下阙。“乐游原上清秋节”该如何理解？“清秋节”是清爽的重阳节，还是清冷的重阳节？“音尘绝”、“西风残照”体现的是怎样的情感色彩呢？很显然是悲怨伤感的基调。那么，“清秋节”就应该是清冷的重阳节了，这样也与上阙秦娥梦断离别的悲怨气氛相协。如果是这样的话，“咸阳古道”、“汉家陵阙”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就应该是告诫当政者，在酒池肉林、繁华奢靡的歌舞升平中不要忘记曾经的辉煌的秦汉帝国最终只剩下一片残山剩水笼罩在夕阳之中。可是问题又来了，开元年代是大唐最繁盛的时候，重阳之时，“乐游原”上应该最热闹的，可是又为什么会“音尘绝”呢？实在是很奇怪。只有一种解释。此作不是写于开元年代，而是写于动荡的、江河破败的年代，至少应该是山河日下的年代（安史之乱之后乃或晚唐时）。如果这样的怀疑有道理的话，那么作者就不可能是李白，因为安史之乱之前，李白已经离开长安了，并且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杜甫倒是在安史之乱时困于长安，也写出了《春望》这样的诗，若是杜甫所作，那么主题就又有不同了，不是“告诫”，而是与《春望》一样的感怀国破恨别。对于杜甫来说，“国破”的悲剧是他难以忍受的，他一定会像《春望》那样直接抒发，而不是写得如此含蓄。 在那个诗歌王朝的年代，李白无疑是最亮的明星之一，一定拥有许多粉丝，写得如此完美的作品怎么就不为人知呢？乃至于湮没了三百多年直至两宋之交才由邵博提出是李白所作，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综上所述，愚以为，《忆秦娥》的作者另有其人，而且极有可能的创作年代是安史之乱后或晚唐动乱时代。应该是无名的失落的官员或文人经过长安，听到有人吹悲怨的箫，一时感慨万千而作，与《诗经》中的《黍离》有些相似。 另外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许多解读都认为上阙写的是春季，下阙写的是秋季。愚以为，不能只看到“年年柳色”就认为是春季，其实秋季的柳树也未必都落光了叶子，况且秋季是最能勾起离人的悲怨情怀的。所以上下阕所写的都应该是秋季的悲哀的思绪，“秦楼”、“乐游原上清秋节”不是已经点明了地点了吗？“萧声咽”、“秦楼月”、“清秋节”是现实的场景氛围，“咸阳古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秦娥远望的现实场景。 其二，“秦娥”应是作者虚拟的人物，便于婉转表达作者思想情感，这种写法叫做“女性视觉”，韦庄、温庭筠、冯延巳以及花间词人常用此法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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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6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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