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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宋诗接受为核心的金元诗坛风貌及其价值发微 [摘要]金元诗歌作为中国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历程中表现出对唐、宋诗积极接受的倾向，先后出现了“苏学盛于北”、“举世宗唐”等诗学现象，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貌。对前代诗歌的接受是金元诗歌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诗歌创作实践、诗歌批评理论乃至诗歌选本编定等方面的多维描述、分析和阐释，以唐、宋诗接受思潮作为视角与核心，对金元诗坛予以探赜发微，可以作出关于金元时期诗歌思潮的全面价值判断。 [关键词]金代；元代；唐诗；宋诗；接受；风貌；价值 金元诗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远不能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研究相抗衡于万一。客观地说，放弃与唐诗宋词抑或杂剧散曲的苛刻权衡，仅就金元诗文及其理论批评本体而言，其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均多有可观之处。 金元以降，明清时人对前代诗文给予相当的关注，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要以全举宇宙之诗，则言两汉不得舍六朝，言三唐不得舍五代，言宋、元不得舍辽金。大河清洛之都，四帝所培植良厚，完颜人而有其氓黎，而重之大定之治。衣冠之渡南而未尽，荐绅之留北而思归，豪隽之崛兴而靡赖者，正史所传，杂谈所录，盖班班焉。格调则《中州》一集，恍忽大都，虽残膏绝响，而篇什具在，必以无诗，弗可也。”可见，以《中州集》为主要代表，金代诗歌不乏佳作。从文献留存数量看，元代诗文别集现存不下450种，文不下3万篇，诗歌近13万首，诗文作者不下5000人。 然而，近世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元代文学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囿于北曲的全面繁荣或南戏的逐步兴盛，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以及王实甫等一批剧作家和《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等一批戏曲作品几乎成了元代文学的代名词。除戏曲外的各种文学样式，如诗歌批评、诗歌理论等显得尤为薄弱。相应地，人们习惯性地认定元代诗文领域的沉寂面貌，接受着元代诗文鲜有可资言说的诗文大家这一事实。至于稍早的金代文坛，人们更是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大多止于《金文雅》、《中州集》等作品；对于金代文坛仅有的学术热情几乎都专注于元好问一家。风貌独特的金元诗文及批评亟待学界拂去历史的尘埃，用全新的眼光和饱满的激情去审视、接受。所幸的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对象向边缘开掘的趋势促使金元诗文逐渐走入学人视野。 诗歌创作的本质是缘情或者言志。金元时期的诗歌创作同样是诗人对生活的再现、对心灵的表现。不过，在唐宋诗歌面前，金元诗歌创作势必受到前代诗歌遗风的左右。在“苏学盛于北”的金代和“举世宗唐”的元代，唐宋诗歌成为接受的对象乃至学习的范本。分析唐、宋诗在金元时期的接受情况，我们可以从金元诗坛风貌切入，追本溯源以探求其中唐诗或宋诗的基因。 一、金代诗坛风貌的变迁与唐、宋诗接受 唐、宋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诗学体系中的经典，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早在金代即端倪初显。清代学者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对金代诗文，实际上也是对整个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大致描述。学界多以庄序中的“借才异代”和“国朝文派”等概念作为金诗三段分期的重要依据，这也是描述金代诗坛创作风貌及其诗歌接受情况的基本思路。 就金代诗坛而言，所谓“借才异代”是指金初诗人基本来自异朝，尤其是宋朝。宇文虚中、高士谈、张斛、吴激、蔡松年就是代表。这批来自异朝的诗人长期生活在诗歌创作兴盛的宋朝，人金以后，继续写作诗歌，成了金初诗坛的主要力量，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为金诗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作为由宋入金的汉族文士，他们创作的诗歌，无论是意象的选择，还是风貌的表现，都具有浓厚的宋诗色彩。尽管时空环境等因素的变迁带来金诗创作的一些变异，但终究是移植自宋诗，流淌着宋诗的血液。宋代诗人人金之后对金代诗歌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有人将金代诗歌完全看做是宋代诗歌的延续。苏轼对于金代诗坛的深刻影响，正如清代翁方纲所说，“苏学盛于北”。金代诗人推崇宋诗，更多的是推崇苏轼、黄庭坚。元好问在《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中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就指出了金代诗坛的宗主苏黄的基本事实。 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变化。从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至金宣宗贞{；占二年(1214)迁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历时半个多世纪，其大部分时间处于宋金两朝达成和议后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历史时期。正如赵秉文所云：“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上方留意稽古礼文之事。”金代中期的“国朝文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步入文坛的。 “国朝文派”继“借才异代”之后，作为在金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成为金代中期诗坛的主力军。所谓的“国朝文派”，顾名思义，是指当时的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属于本朝的风格特色，建立起了有别于其他时代或者朝代的独特艺术个性。以蔡硅、刘迎、王寂等人为代表，在学唐上以韩愈为主要效法对象，兼及杜甫和“张王乐府”。在此基础上，“国朝文派”初步建立了金代中期诗坛雄奇刚劲的风格，并对金代后期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此时期在诗坛上盛行的苏黄作风，到了后期则逐渐被诗人们所扬弃。尽管金代后期诗人仍然学苏轼，但苏诗对金代诗坛的影响力明显减弱，效法苏轼的宗尚亦不如前期炽盛。 除国初文士蔡畦等人外，“国朝文派”还有党怀英、王庭筠、周昂、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雷渊等。这些诗人都是北方人，与“借才异代”时期的诗人有所不同，他们接受了南北文化的共同滋养，其创作成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就诗歌创作而言，以上作家或追求拗峭雄奇，或追求从容闲淡。学唐已经成为金代后期诗坛上的共同追求。诗人们学唐主要集中在杜甫、韩愈等人身上。学韩，建立起了金诗雄奇刚健的基本风格；学杜，则使诗人们认识到作诗应当重视其社会内容的精神实质。这两个方面都对金代后期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金朝南迁后，学唐之风基本取代学宋之风。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这一时期诗坛学唐颇有一点沧海横流的态势。诗人们学杜宗唐已经成为普遍风气，其势头超过了学苏宗宋风尚。 赵秉文是金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定、明昌时期，他主宗宋诗宋文，崇拜苏轼，被称为“金源一代一坡仙”。金室南迁之后，学唐之风愈益盛行，赵秉文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在坚持文宗欧、苏的同时，诗歌方面转而提倡学唐。刘祁在《归潜志》中说：“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_4l(卷8’赵秉文享年73岁，宣宗南迁时，他业已进入晚年。赵秉文在创作上大力师法唐人，成为金代诗坛上提倡学唐的第一人，其博采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卢仝、白居易等人之风，学唐的广泛性在有金一代屈指可数，他晚年主张学唐，对金代中后期诗坛具有风向标的导向作用，对嗣后元代诗坛“举世宗唐”的风气不无影响。 同时期师法唐人的诗家还有李汾、辛愿、李献甫以及麻九畴、杨宏道等人。同一时期的王若虚激烈抨击黄庭坚，批评江西诗派奉为圭臬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理论只是“特剽窃之黠者耳”；批评黄庭坚虽能以学问为诗，而不足于真情。周昂的诗学观念经由王若虚的弘扬之后，对金代后期诗学由宗宋转向宗唐产生了直接影响。经过几代文人的不懈努力，金诗学唐思潮已经高度成熟并在对唐诗的学习与接受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自身的水平，是诗歌创作实践与批评理论集大成的时期。这一“集大成”的历史任务是由杰出诗人、批评家元好问完成的。 元人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对元好问的诗歌风格及其文坛地位有过较为具体的评价：“当德陵之末，独以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太和，力出意外⋯⋯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郝经对元好问的文学渊源追溯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李杜苏黄，唐宋兼宗，惟其如此，元好问方能“高视一世”。且元好问各体兼擅，以一代宗匠的身份独步金元之际的文苑诗坛。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对元好问的评价则相对简洁：“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对于元好问在诗词领域的成就，刘熙载两次用“集大成”、“大成”来加以概括。不同的是，于词，刘熙载看出了元好问词作集宋词豪放一派疏快与婉约一派深婉之“大成”；于诗，刘熙载则着意于指出元好问的诗作集杜、韩、苏、黄之所长，即唐宋诗之“集大成”。就文学声名和实际影响来说，元好问实为金元之际第一人，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和理论主张对金元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引领了文坛风气。 金室南迁以前，金代“苏学盛于北”、“诗人多学坡、谷”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元好问在金亡后所创作的《自题(中州集)后》诗“北人不拾江西唾”，彻底宣告了金诗从一开始就沿袭宋诗风韵这一历史格局的终结。 二、元代诗坛风貌变迁与唐、宋诗接受 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勾勒了元代诗歌发展脉络，可以对此作为元代诗学分期的参照。他指出：“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祜、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从总体上讲，生活于元代不同时期的诗人都强调作诗要有师承，而且特别强调对唐诗的接受与学习，构成元代诗歌接受思潮以唐诗接受为主体的风貌。 元代前期，诗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大多由宋、金人元。相对于中后期诗坛某一诗歌思潮一枝独秀的局面而言，前期诗歌思潮尤其是诗歌接受思潮因争鸣不止反倒更显气象万千、生气勃勃。 就大幕徐启的元代诗学而言，元好问毋庸置疑地成为第一人，元代诗学中的多种思潮均程度不一受地元好问的影响，尤其是元代初年的宗唐诗学，就由金人元的诗人而言，正是顺着元好问学唐的轨迹延续下去。北方具有较高成就和影响较大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郝经、许衡、刘秉忠及刘因等。元代前期诗人耶律楚材等人上承元好问而追慕杜甫，诗网大都追求豪迈清放，反对华丽、险怪，但是诗作也因此流于平易，失于浅近。至刘秉忠、刘因，这种局面被打破。因而，刘秉忠、刘因可以说是北方诗风转变、并一统至元代中期盛世雅正之音的关键人物。 南方作家以方回为代表折中唐宋。戴表元、赵孟、吴澄等人由宋入元，虽然受到南宋末年诗风的影响，但是反对江西诗派，又能略变江湖、四灵之风，转而尊主唐音。尤其是戴表元、赵孟烦等人的诗风清丽婉约、幽深雅洁，在元代中后期诗坛上的影响比较深远；吴澄则是元代诗学领域主倡性情诗学具有重要过渡作用的诗家。由南宋人元的文人相当活跃，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及诗学理论均不同于北方。 元代中期，社会局面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重开，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文人的心态也多少趋于平衡，表现社会矛盾、民生疾苦尤其是家国之感的诗作日渐稀少。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元代诗坛全面进入中期诗学时期。元代中期，社会稳定、繁荣时期推动了元代中期诗歌领域内盛世欢歌局面的形成。这一时期诗学领域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宗唐思潮洪波涌起，宗宋思潮全面退去，性情思潮暗流潜滋。具体到诗学个案，袁桷、吴澄、刘将孙等三位诗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经过袁桷、吴澄、刘将孙等人的探索，元代诗坛开始了对唐诗取向统一的承传。 延佑二年(1315)，北方诗人马祖常与南方作家欧阳玄、黄潘、杨载等人同科举士，登上文坛，标志着元代南北诗风在宗唐复古中汇合。随着元朝本生的新一代文人虞集、杨载、范柠、揭侯斯等迈入诗坛，元代进人了雅正、尚古的文风日炽的诗学新局面，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正，推至一代之极盛。正如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云：“我朝延韦占以来，诗文日盛，京师诸公咸宗魏晋唐，一洗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古。”加在一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繁盛，出现了以“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椁、揭侯斯为主的众多诗人，以“盛世之文”、“治世之音”为主的诗文应运而生，大量问世。“元诗四大家”皆为馆阁文臣，四人作诗论文，挥洒翰墨，在对以唐诗为主的前代诗歌的学习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宗唐理论主张。此期，欧阳玄、柳贯、黄酒、马祖常等诗人也较知名，对元诗宗唐雅正之风的形成同样产生了推动作用。 整体而言，元代中期诗学家的理论主张，一方面于宋人诗学过于自负，一方面于唐人诗学过于自卑，由于过分强调诗歌的创作技巧法度和复古摹拟，反倒缺少了一份自强之气、一种自然之趣。随着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再次尖锐、激化，盛世欢歌的表面繁荣局面逐渐消退，元代诗学发展过程中气象更为独特、个性日趋张扬的时代即将到来。 元代后期，民族矛盾混杂着阶级矛盾再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彼伏，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以“雅正”观念一统诗坛的格局因盛世转衰而走向终结，诗人们的题材选择和风格追求有了很大的变化，诗文创作由盛世之音、点缀生平转而呈现出鲜明的写实倾向、批判倾向、宣泄倾向、个性倾向。王冕的诗歌创作、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和杨维桢的“铁崖体”可以视为这一时期诗风的典型代表。 元代中期以来的诗风一味追求雅正而流于纤弱，多数人脱离现实，王冕却能够正视现实、反映现实，在接受唐诗影响的过程中较好地取唐人精神实质，规避了元代中期盛世雅正之音徒取唐人形貌以至流于纤细柔弱的弊端，代表着元代诗学在后期的新变化。与王冕同时代的诗人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写实的创作倾向。元代后期，色目诗人萨都剌以其特有的清新笔调表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情调以及他对汉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关注和理解，他的诗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代表了元代后期诗坛的较高水平。萨都刺以宗法温庭筠、李商隐、张王乐府、李白等诗人诗作为其为重要门径，于自身努力之外，多师于唐，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萨都刺的诗歌艺术。 金元时期的诗坛反对复古，主张师心、尚我、写实、尚今的论调也从未间断。到了元代后期，无论是宗宋抑或是宗唐，师古思潮整体回落；金元诗学发展过程中的师心时代到来，以杨维桢为代表取得了一定成就。杨维桢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标新立异，力图打破元代中期以来由趋步唐宋大家、一味复古造成的沉闷局面，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最终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铁崖体”。其中大部分诗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以来雅正诗风的中和平稳套路，出奇制胜。从整个文学史的宏观角度看，杨维桢追求的这种风格基本上属于李白、李贺一路。 在元代后期的诗学领域，杨维桢无论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上还是在诗歌理论批评上，都力求打破延佑以来弥漫整个诗坛的雅正得古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学从中期宗唐诗学思潮一统到后期性情诗学思潮尤其是个性诗学思潮张扬的全局性转向。站在诗学史的高度，杨维桢的诗学观点对此后明清诗学发展进程中的性灵说、格调说均有引导之功 三、以唐诗接受为核心的诗学思潮价值判断 由金代初中期“苏学盛于北”到元代中后期的“举世宗唐”，可以看做是金元时期诗坛从整体上呈现出的风貌；与此同时，金元时期诗坛在承传演进中宗宋、宗唐以及唐宋双宗等不同诗歌接受思潮也是客观存在的流变脉络。基于此，金元时期诗歌接受思潮可以归结为如下整体价值判断。 第一，金元诗坛直面唐、宋诗，在辩证思维中形成了对唐、宋诗较为全面的认识。唐、宋诗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中的经典，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早在金代即端倪初显，绵延后世数百余年。在“苏学盛于北”的金代和“举世宗唐”的元代，唐、宋诗不断成为接受的对象乃至学习的范本。 宋代诗人人金之后，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对金初中期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有人将金代诗歌完全看做是宋代诗歌的延续。但是，金人在学习苏黄的同时，对宋诗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体认到宋诗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才为诗等诸多弊病。为了纠正学苏、学黄而产生的偏差，金人开始补偏救弊的努力，放开眼界，寻求值得接受与学习的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学遗产。最终，金代诗坛在王朝南迁前后实现了风格转型，在赵秉文、元好问等人的引领下由学宋之苏、黄转而学唐之杜、韩以至更多名家，宗唐诗学思潮逐渐形成并成为接下来有元一代的主流诗学思潮。 元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从早期方回《瀛奎律髓》的唐宋双宗，到嗣后元人全方位地弃宋学唐，复古始终是褪不去的底色。元代前期，诗坛诗人大多由宋、金人元，整体上呈现出南北风格的交错融合。就诗歌理论批评而言，这个时期的诗论家在传承中分化、聚合，诗歌接受思潮因而争鸣不止。延祜年间，以虞集、杨载、范椁、揭侯斯等人的诗歌创作实践和稍后杨士弘编选《唐音》奏出了“举世宗唐”的时代最强音，形成了元代诗学的风貌。 经过200年的取舍，元代后期人们逐渐打破流派门户观念，形成了对唐、宋诗的辨证认识。正如《诗法源流》所说：“今以唐、宋诗杂以观之，虽平生所未读者，亦可辨其孰为唐、孰为宋也。盖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情性，故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达情性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雅》《颂》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宏阔历程中，在面对唐、宋诗的时候，元代诗人第一次清楚地厘定出唐、宋诗完全不同的创作方法：前者以诗为诗而主于达情性，后者以文为诗而主于立议论，从而做出了一种更为辨证、平和的诗学判断，径直揭示了唐音宋调各成一家的诗歌史真相。 第二，经由金元诗坛的诗歌创作实践、理论批评以及《唐诗鼓吹》、《瀛奎律髓》、《唐音》等经典唐诗选本的编选，全面树立了唐诗以杜甫诗为核心兼及唐人诸家诗作的经典地位。 从金代“国朝文派”始，蔡琏等人在学习苏轼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效法韩愈雄劲奇峭的诗风和杜甫直面社会现实的学唐倾向，初步建立了金代中期诗坛雄奇刚劲的基本风格，并对金代后期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此一时期在诗坛上盛行的学宋之苏黄，到了后期则逐渐被诗人扬弃，代之以学唐之韩杜。稍后的周昂大力提倡学杜，在扭转宋金不良风气的同时，示金人以由杜学唐的导向与门径。在辨证的诗学思想指导下，赵秉文在创作上加以实践，成为金代诗坛上提倡学唐的第一人，产生了风向标的导向作用，对嗣后元代诗坛举世宗唐的风气也不无影响。元好问最后清除了残存于金末诗坛的宋诗馀习，引领了金末元初“直以唐人为指归”、以学李杜、学韩白为基本要义的宗唐诗学思潮，彻底宣告了金诗沿袭宋诗风韵格局在金元之际的终结。 元代初年的宗唐诗学正是沿着元好问学唐的轨迹延续下来的。元代前期诗人上承元好问而追慕杜甫，大多追求豪迈清放、反对华丽险怪。北方理学家刘因的诗歌创作取法多样，杜甫、韩愈、李贺以至元好问，皆为其所用，其他由金代入元的诗人也几乎全部学唐。南方戴表元、吴澄、赵孟烦等人由宋人元，反对江西诗派的影响，略变江湖、四灵之风，转而宗主唐音，形成了清丽婉约、幽深雅洁的诗风；又有以方回为代表折中唐宋而唐宋双宗。中期以后，元代诗坛以“元诗四大家”为中心，对唐诗的选择与接受在具备多样性特征的基础上，配合着中期社会稳定的局面，学习盛唐诗人全面崛起，尤其是以艺术与审美作为学唐的重点，形成了盛世雅正之风。 金元200余年对唐、宋诗的接受历程，在整体上完成了自宋代就已经出现的批判其诗歌存在违反形象思维规律的积弊的历史任务，并在具有盛世气象和雅正风格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宣告与宋诗积弊的彻底决裂；在诗歌创作实践、诗歌理论批评乃至诗歌选本等多个领域中，唐诗主要作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以及陈子昂、王维、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乃至张籍、王建、卢仝、许浑等人的经典地位纷纷得以确立，唐诗成为无可争议的 诗歌经典。 第三，金元时期诗歌接受思潮在选择唐诗作为主要接受对象后，基本确立了唐诗史中“初盛中晚”的分期框架。 常规来看，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分期的主要意义在于为研究者提供时间外延相对清晰、脉络分明的逻辑思路。更进一步说，或可以藉此追溯推衍某一文学现象(题材、体裁、意象、流派、风格)承传演进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动力。但有些时候，人们会对分期的标准或者结果提出质疑。比如，当我们以朝代的更迭作为划分标准时，文学自身的脉络并不会随着社会历史阶段性的起讫而中断。同样，即便朝代没有灭亡，某种文学现象也有可能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走到终点。然而，具体到唐诗发展“初盛中晚”这一四分期框架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在唐诗自身体系的发展中，对分期的思考与实践已经萌芽。在唐代天宝以后不断出现的由唐人整理与编选的唐诗集，如《箧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才调集》、《唐御览诗》、《搜玉小集》等，唐诗的传播情况得到了大致反映。我们可以从这些选本对唐诗的取予去舍看到唐诗在唐代不同历史时期所获得的评价，在时期上，中、晚唐诗人的诗作明显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一情况在南宋末年诗坛“江湖”、“四灵”因袭晚唐诗风而得以盛行和金代《唐诗鼓吹》重在编选中晚唐人诗歌当中都有所体现。局面的改变得益于赵秉文、元好问对唐诗的全面学习以及严羽《沧浪诗话》在理论上对盛唐的标举、方回《瀛奎律髓》兼选唐宋律诗的努力。元延裙雅正诗风的形成和杨士弘所编《唐音》的问世，彻底改变了盛唐诗在金元诗学接受思潮中的地位。 作为元代宗唐诗思潮发展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至正四年(1344)，第一部以盛唐为核心的唐诗选本《唐音》问世。杨士弘通过对多部唐诗选本的分析，指出其偏重中晚唐，尤其是晚唐，而忽略初盛唐的倾向。《唐音》以时间作为纵向的线索，按初唐、盛中唐、晚唐三个时期的顺序编排诗人诗作，力求展现唐诗发展史的进程，列武德至天宝末，自王绩以迄张志和65家为唐初、盛唐诗；天宝末至元和，自皇甫冉以迄白居易48家为中唐诗；元和至唐末，自贾岛以迄吴商浩49家为晚唐诗。初盛唐诗人诗作第一次成为唐诗选本的重心所在。由此，不仅唐诗发展的历史进程凸显出来，而且唐诗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诗人诗作的价值也得到了修正。《唐音》开启了唐诗接受、唐诗研究中“初盛中晚”四期的体例模式和后世诗坛“诗必盛唐”的大幕。 我们在认定《唐音》开创了唐诗“初盛中晚”四分期这一体例模式的同时，更需要认清这一分期背后承载的诗学思潮流变，这同样是金元诗歌接受思潮的宗唐诗学价值内涵之一。 金元诗歌创作实绩固然无法颉颃唐宋，但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实践、诗歌理论批评乃至诗歌选本等在中国文学史、诗歌史、诗学史上却上接唐宋、下启明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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