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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 摘要：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是一部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名著，对后世影响颇大。人们对方回诗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瀛奎律髓》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宗派之论，由此衍生出一些批评性意见。但方回论诗，并不偏执，总是兼及两端，希望在两端折中互济中求变求新，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所谓两端，如既为宋诗张目，又力倡以盛唐为高标；既倡“格高为第一”，又重圆熟，希望以圆熟济格高；既重诗法，又倡无法；既重工巧，又以浑成为至高境界等。只有同时关注方回论诗之两端，我们认识的才是完整的方回。已有的方回诗学研究，多关注一端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另一端，由此带来对方回认识的偏颇。这被忽视的另一端，多表现在他对唐诗的论述中。 关键词：瀛奎律髓；方回诗论；唐诗观 宋元之际诗人与诗论家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选唐宋两代 380 位诗人律诗3014首（其中重出22 首），编成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详加评点。这种批评形式乃由“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启发而形成，宋元明时期广被运用。方回自序云：“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如此一部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名著，对后世诗学影响颇大。但自《瀛奎律髓》问世到20 世纪，人们对方回诗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很大分歧。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瀛奎律髓》体现了方回诗学“江西诗派”的宗派之论。学者对方回诗学有很多批评，其观点都从这一基本观点派生。代表之论如清人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 指其为宗派门户之见等。15 年前，莫砺锋先生发表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对这些看法加以拨正，说：“《瀛奎律髓》体现了方回对唐、宋诗的总体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宋诗观，而那些观点并不仅仅是江西诗派的门户之见。”这是很客观的见解。所谓“体现了方回对唐、宋诗的总体看法”，也即是说方回具有通达唐、宋的诗学眼光。莫先生的文章集中讨论了方回的宋诗观，其唐诗观未及论述。本文集中讨论方回的唐诗观。 更准确地说，《瀛奎律髓》 反映的是方回的唐宋律诗学观点。方回论诗主张“始不拘一家，终自成一家”，“诗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备众体。”就其本意说，乃欲借鉴唐宋，折中唐宋并超越唐宋，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其诗学观是通达唐宋的，人们之所以感觉他之评诗论诗持宋诗眼光，那是因为，在宋元之际举世宗唐的背景下，他要为宋诗张目。这里需要特别廓清的是：我们讨论方回的唐诗观，并不是认为他评诗论诗持唐诗眼光，这是两个概念。正如论方回的宋诗观，也并不等于说他评诗持宋诗眼光一样。 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针对目前研究者对方回的批评，本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也即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方回诗论之唐诗观：一是通达唐宋的诗学眼光；二是张扬盛唐诗之气象与人格精神；三是尊杜之实质：“集众美而大成”；四是推崇盛唐诗之浑成。 一、通达唐宋的诗学眼光 方回选诗、评诗、论诗，都体现了通达唐宋的眼光而非宋诗眼光，要论证这一点很容易。首先，从其选诗看，《瀛奎律髓》 所选诗人 380 位，其中唐 163人 ，宋 217 人，分别 占 43%和 57%；诗 2992 首（3014 首减去重出 22 首），其中唐诗 1227 首，宋诗1765 首，分别占 41%和 59%。就其在书中所占比例而言，宋高于唐。但换种视角来看：对于宋元之际的方回来说，唐诗是前代之作，宋诗是当代之作，两代诗留存的数量，宋为唐之数倍。所以，唐诗的入选比例远高于宋诗。如果方回只以宋诗眼光选诗，则当以选宋诗为主，即使选唐诗，也应限于开宋诗先河的杜甫、韩愈等数人而已。事实是，《瀛奎律髓》 选唐诗，不仅数量近全书之半，而且广纳各家各派。就所选宋人诗看，选诗最多的 5 人，分别为陆游 （188首）、梅尧臣 （127 首）、陈师道 （111 首）、王安石（81 首）、张耒 （79 首）。其中代表宋诗典型风格者，只有陈师道一人。梅尧臣、王安石则是宋代诗人中体现唐风的突出代表，张耒诗有唐风，近白居易。而“江西诗派”最突出的代表诗人黄庭坚仅选 35 首，在入选宋代诗人中居第 12 位。选诗数量高居宋人第一的陆游，方回在其《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忆旧游有赋》 诗后评：“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此篇虽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亦不过如此流丽绵密。”（《瀛奎律髓》卷四）他对自己的选诗标准曾有说明。 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若五言律诗，则唐人之工者无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舍是则又有陈后山耳。此余选诗之条例，所谓正法眼藏也。（《瀛奎律髓》卷一陈与义 《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 批。以下凡引此书，只随文括注其卷次与所批评之诗题）这足可说明，方回选诗是通达唐宋的眼光，今天看来，其采择是大致客观的。 在方回看来，宋诗有众体，而各体都是学唐宗唐，或说出自唐诗。卷一晁端友《甘露寺》 批。 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如苏子美、梅圣俞并出欧公之门，苏近老杜，梅过王维，而欧公直拟昌黎；东坡暗合太白；惟山谷法老杜，后山弃其旧而学焉，遂名黄、陈，号江西派，非自为一家也，老杜实初祖也。如君成诗，当黄、陈未出之前，自为元和间唐诗，不可不拈出，使世人知之也。 所以，他的评诗，也是通达唐宋的。纪昀等认为，方回《瀛奎律髓》 之评诗，乃推“江西”而批“四灵”、江湖。其实不然。方回评诗，乃是高扬盛唐诗与盛唐诗风之旗帜，所批判的，是晚唐诗与晚唐诗风。他往往将盛唐与晚唐对举，如卷十五陈子昂《晚次乐乡县》 诗后批：“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批“四灵”：“名曰‘厌傍江西篱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进。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卷二十翁卷 《道上人房老梅》 批）。他对江西诗派的批评也不少，如卷十杜甫 《立春》 诗后，他批道：“晚唐之弊既不敢望此，江西之弊又或有太 麄疎 而失邯郸之步，亦足以发文章与时高下之叹也。”方回评诗，集矢晚唐。其批晚唐，如儒者之批异端。在宋之末年，诗坛上存在着宗晚唐的“四灵”及江湖诗派与江西诗派的对立。那么就此认为，方回是宋诗立场呢？显然不能。因为当时高倡宗唐的诗论家严羽，也同样痛批晚唐。其《沧浪诗话》开篇就大批晚唐：“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其贬斥晚唐诗（及晚唐派），与方回无异。方回很多时候也和宋代很多诗论家一样，以唐诗为标准来品评宋诗，卷一晁端友《登多景楼》 诗后评语就说：“此诗无一字一句不工，孰谓宋诗非唐诗乎？”后人论诗分唐分宋，他则强调宋诗各派都从唐诗来，他所赞赏的“圆熟”者梅尧臣一派和“格高”者黄庭坚一派，都是学唐成功的范例。他曾有诗云：“宋诗孰第一？吾赏梅圣俞。绰有盛唐风，晩唐其劣诸……黄陈吟格高，此事分两途。”这也是《瀛奎律髓》 的论诗主张。所以，顾易生等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 概括说，方回论诗，“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上承杜甫为一脉，以梅尧臣、张耒上承盛唐人为另一脉。前者以才格律法胜，后者以自然风韵胜，方回视此为诗家之两途。”所见极是。 说方回论诗具有通达唐宋的眼光，也并非笔者的创见，类似观点，已见之于清人之论。早在纪昀作《瀛奎律髓刊误》（公元 1771 年） 半个世纪以前，清康熙时陈士泰 （公元 1710 年）、吴之振（公元 1712年） 序 《瀛奎律髓》，就有近似看法。 噫！世之论诗者，宗唐则绌宋，尚宋则祧唐，不从《瀛奎律髓》 看方回的唐诗观知先河后海，或委或源，其律法无异也，所异者特一时格调及字法句法之相沿及风会微判耳。观乎虚谷之选，不可以知其概乎？ （《瀛奎律髓》 陈士泰序） 时代虽有唐、宋之异，自诗观之，总一统绪，相条贯如四序之成岁功，虽寒暄殊致，要属一元之递嬗尔。而固者遂画为鸿沟，判作限断，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真方隅之见也……紫阳方氏之编诗也，合二代而荟萃之，不分人以系诗，而别诗以从类……所谓出而不匮，变而日新者，昭然于尺幅之间，则是编为独得已。（《瀛奎律髓》 吴之振序）纪昀在吴序“而固者遂画为鸿沟，判作限断，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真方隅之见也”后还有“此论最通”之批，与其刊误序观点直接矛盾。 方回论诗，确实为宋诗张目。但为宋诗张目并不一定是宋诗眼光。为宋诗张目，乃是在举世宗唐时风之下对流俗的纠偏，表现了他超越时代的诗学眼光。他并没有以宋诗的眼光选诗评诗，更没有以宋诗的眼光审视唐诗。 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走了一个循环：从宋初宗唐沿袭唐五代诗风开始，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告别“唐音”形成“宋调”。到宋末，诗界又弃宋归唐。南宋后期，由于“江西”末流百弊丛生，槎岈粗硬，粗作大买，缺乏诗味，遭人厌弃。人们批判“江西”末流，进而反思宋诗，直到质疑苏、黄。如刘克庄说：“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其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这种极端之论，这种对宋诗的彻底否定，显然是不客观的。在这样的时风下，作为一个冷静而有历史眼光的诗论家，起而纠时俗之偏，是应担当的责任。对此，莫砺锋也认为：“在尊唐抑宋之风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方回最早对宋诗的艺术特征从总体上作出比较深刻的体认，摆脱了以唐诗为至高典范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对后人独立地思考宋诗的性质和价值，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 说方回的律诗学具有通达唐宋诗的眼光，还可以旁证说明。宋元之际的南方诗坛，倡导宗唐最突出的代表是戴表元和仇远。这两人都和方回有着特殊关系：戴表元乃方回诗学弟子，仇远（字仁近）则多得方回之提携与推扬，方回有 《跋仇仁近诗集》、《仇仁近百诗序》，另有 《送仇仁近溧阳州教序》等，还有大量与仇唱和赠答之作。如果他是如后人理解的宋诗派，这种特殊关系便难以解释。 二、张扬盛唐诗之气象与人格精神 在方回心目中，盛唐是唐宋诗之盛世，他多次以兴奋、激动的口气，描绘盛唐诗坛盛况。 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孟浩然、李白、王维、贾至、高适、岑参与杜甫同时，而律诗不出则已，出则亦足与杜甫相上下。唐诗一时之盛，有如此十一人，伟哉！（卷一陈子昂《度荆门望楚》 批）而此后的中唐元和，宋之元祐，在方回看来，都未出现如此气象。《瀛奎律髓》 述。 梅公之诗为宋第一，欧公之文为宋第一，诗不减梅。苏子美不早卒，其诗入老杜之域矣。一传而苏长公之门得四学士，黄、陈特以诗格高为宋第一。而张文潜足继圣俞，盛哉！盛哉！（卷二十二梅圣俞 《和永叔中秋月夜会不曾见月酬王舍人》 批）将这些材料对比一读，就可看出，在方回心目中，宋诗之所谓盛，与盛唐之盛，相去之遥。 如果把这种对盛唐气象的高度张扬，看作是对一个时代诗学精神发扬的话，则他对盛唐诗人个体之人格精神，同样是极度赞扬的。方回论诗，倡为“格高”之说，以“格高为第一”。“格高”包含有对诗人人品的评价，其对诗人精神品格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人品高，胸次大，学问深”，必如此才能“笔力健”，人格修养决定诗歌境界。而人精神品格修养需要的是长时期的涵养功夫，“盖功名可以偶然致，而学问文章，须天性固有之，亦必濡染熏陶，得之于父兄师友之教”。修养之途径，乃是读书与存养：“无一书不读以养其力，无一息不存以坚其志”。平庸的诗人之所以平庸，是“由立志不高也，用心不苦也，读书不多也，从师不真也”（卷三十六论诗类小序）。人品与学养、见识，是学诗的根本：“胸中所见高，则下笔自高。此又在乎涵养省悟之有得，不得专求之文字间也。”（卷十九白居易 《不如来饮酒》批） 诗人修养更重要的是诗外功夫，仅仅求之于语言文字之间，就失去了学诗的根本。 后学学诗，就是要学习前贤“格高”之榜样，学习其人格精神，通过提升人格以提高诗格。他树立的人格榜样，是唐代优秀诗人，以及宋代学唐、学杜成功的诗人。按方回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一文中所罗列“格高”之榜样，其集中在唐代。唐前诗人，体现了唐前诗史之优秀传统，人数不及唐之一代。宋代数人，都是学唐、学杜成功的代表。其中最集中的是盛唐，“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卷十五陈子昂《晚次乐乡县》 批），最突出的代表是杜甫，杜甫诗“格律高耸，意气悲壮，唐人无能及之者”（卷十三 《野望》 批）。学杜甫，要学习其人格精神体现在诗中的气魄和力度：“才大则气盛。”（卷二十四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 批）“此诗气盖宇宙，不待赘说。” （卷二十四杜甫 《衡州送李大夫勉赴广州》 批） 在方回看来，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精神品格形成之原因，在于以天下为心之扩然大公的情怀，颠沛流离而心忧天下的心胸。“老杜平生虽流离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卷二十三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批）学习宋人中学唐成功者，其实也是学唐。他倡导学陈与义，因为“简斋诗独是格髙，可及子美。”（卷十三陈与义《十月》批）他倡导学黄庭坚，是把学黄庭坚作为学杜之途径：“学老杜诗当学山谷诗，又当知山谷所以处迁谪而浩然于去来者，非但学诗而已。”（卷四十三黄庭坚《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批）学黄庭坚，是因为黄庭坚身上体现了杜甫的人格精神。方回认为，宋代学唐、学杜成功的诗人，绝不仅仅是学习杜甫诗风，而是继承了杜甫高尚的人格。 “格高”的反面是格卑。格卑之作，方回所深恶痛绝。方回痛斥之：“彼尘污俗染者，荤膻满肠胃，嗜欲浸骨髓，虽竭力文饰乎外，自以为近，而相去愈远。古之人，虽闾巷子女风谣之作，亦出于天真之自然，而今人反是……青霄之鸢，非不高也，而志在腐鼠，虽欲为凤鸣，得乎?”诗是诗人人格精神的体现。在这方面，方回极力批评的对象是晚唐江湖诗人。因为他们“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渴乞贷之资”在江湖诗人中，方回最肯定的是戴复古。但戴复古也同样染江湖恶习，故方回也一样痛批，说他有的诗作竟然“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干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卷十四戴复古《岁暮呈真翰林》 批） 三、尊杜之实质：“集众美而大成” 谈论方回诗学，人们就会想到他所倡导的“一祖三宗”之说。方回历数宋诗众体，然后说：“山谷法老杜，后山弃其旧而学焉，遂名黄、陈，号‘江西派’，非自为一家也，老杜实初祖也。”（卷一晁端友《甘露寺》 批） 细味其论，说他完善“江西诗派”谱系也可，说他破江西宗派也未尝不可，因为在方回那里，认定老杜为其初祖，宋代“江西诗派”就失去了其自身的自足性，而“非自为一家”了。这个问题可能对以往的认识太具有颠覆性，暂时放下不说。这里只讨论方回论诗宗杜的意义。 方回论诗尊杜，不仅是把杜甫作为“江西诗派”初祖，而是推尊为“古今诗人”之祖。在其语言表述中，杜甫的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诗人杜甫自身。杜甫“集众美而大成”，成为方回心目中的诗界偶像。下面这段话，说明杜甫在方回心中具有符号性意义，象征着集众美于一身的完美。 唐诗固是杜陵第一，然陈子昂、宋之问，初为律诗，杜之所宗；李太白、元次山，杜之所畏；韩、柳又岂全不足数乎……至开元而有李、杜，然杜陵不敢忽王、杨、卢、骆，李岂、苏源明、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或敬畏之，或友爱之，未始自高。盖学问必取诸人以为善，杜陵集众美而大成，谓有一杜陵而天下皆无人可乎?” 我们明确地看到，在方回的言论中，一方面高悬杜甫作为诗学之高标，理想之典范，说：“诗至老杜，万古之准则哉！”（卷十六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批）一方面又极力说明，老杜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杜甫一人。所以他批评当时学诗者缺乏上下千古之通识：“学诗者不于三千年间上泝下沿，穷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之所偏，非区区所敢知也。”要不偏，就得学杜：“学诗者必以老杜为祖，乃无偏僻之病云。”（卷十姚合 《游春》 批） 学杜非学杜甫一人，乃由杜甫学上下三千年诗史之精髓。这决不是我们的自我想象，方回有明确的表述：杜甫上集三千年之众美，下开数百年之各派，并代表了与之同时的盛唐各家。 五言律、七言律及绝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体，造其极。王维、岑参、贾至、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至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而乾淳诸人，朱文公诗第一，尤、萧、杨、陆、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韩南涧父子、赵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 细心人也可能发现：下之各派里没有晚唐体。方回论诗集矢于晚唐体，是不是说，方回认为晚唐不出于杜甫呢？不然。晚唐也由老杜而来，乃由老杜而韩愈而晚唐。韩愈承老杜，下有二派，方回所批评的姚合、张籍等晚唐诗人，均为韩门之派。卷二十朱庆余《早梅》诗后批云：“然则韩门诸人，诗派分异。此（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等） 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晚唐也由学杜而来，只是学杜之细润而无其悲壮。在《瀛奎律髓》 卷十许浑 《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卷十二杜甫 《秋清》、卷十四杜甫 《早起》 等诗之评中，都表达了晚唐诗承杜而变的意思。方回认为，晚唐自有晚唐之价值，既然学诗要“始不拘一家，终自成一家”，“不可不备众体”，那么晚唐作为一家一体就不能弃，晚唐诗之细润，正好医治“江西”末流大片粗抹、槎枒生硬之病。他说：“谓晚唐雕虫小技不及此（江西派中之三僧诗等）之大片麄抹，亦恐过矣。老杜之细润工密，不可不参，无徒曰喝咄以为豪也。”（卷四十七僧善权 《寄致虚兄》 批） 就晚唐诗 （有别于晚唐体）说，乃是唐诗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演进而来，故不可废：“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以老杜为祖，而又参此细润者，时出用之，则诗之法尽矣。”（卷一张祜《金山寺》 批）“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善学者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卷四十二李白 《赠昇州王使君忠臣》批） 如果说，方回认为学杜就是上学数千年，下学数百年的话，从反向的思路上，他又提出并回答了一个学杜由何入手的问题：即上学数千年，看杜甫从数千年诗史中学习了什么；下学数百年，看其后数百年诗人哪些是学杜之成功者。还有学与杜甫交游酬唱的诗人，即杜甫的诗友。由此入手学杜，才能学到杜诗之真精神。 学老杜诗而未有入处，当观老杜集之所称咏敬叹及所交游倡酬者，而求其诗味之，亦有入处矣。其称咏敬叹者，苏武、李陵、陶潜、庾信、鲍昭、阴铿、何逊、陈子昂、薛稷、孟浩然、元结之类，其所交游倡酬者，李白、高适、岑参、贾至、王维、韦迢之类是也。（卷二十四岑参《送怀州吴别驾》评） 又说：“学古诗必本苏武、李陵；学律诗必本子昂、审言辈，不可诬也。此四人者，老杜之诗所自出也。”（卷四《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 批）老杜集众美，就应求其众美之源。下学数百年，学善学杜甫（盛唐）者：善学盛唐者以梅尧臣为第一，善学杜甫者则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见卷二十四梅尧臣 《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 批）。沿此而下，“过江而后，吕居仁、陈去非、曾吉父，皆黄、陈出也。淳熙中陆务观出于曾吉父，而与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杨万里、萧东夫深造江西。范至能、韩无咎、张武子自成一家”。基本上包含了两宋之优秀诗人。 所谓杜甫“集众美而大成”，在方回的观念里，还包括另一含义：杜甫无体不备，无美不具。“体”有体式之义，古体、近体，五、七言律、绝句，“杜子美、李太白兼五体，造其极”（《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体”又有体貌即风格之义。在这一意义上，杜甫也无体不备。上文所引《瀛奎律髓》 卷二十三姚合 《题李频新居》 批已含有此意。更多的评论，散见于 《瀛奎律髓》 诸多批语中，如说其诗中年富丽，晚年高古，遒健悲惨，骨骼峻峭，语句浑成，气势顿挫，洁净精致，壮浪宏阔，细润工密等等。总之是“老杜诗集大成”（卷二十七杜甫《萤火》批）。 方回强调杜诗造诣之独到，言其“才高气劲”，“致广大而尽精微”（卷四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 批）。不管就细处微观说，还是就大处宏观说，都有他人所不可及处，达独造之境。他认为杜诗每一首就是一个样板，《瀛奎律髓》所选，就是给读者提供各类诗的样板，“读老杜诗，首首不同，此又是一格”（卷四十七杜甫《游修觉寺》批）。 客观地说，任何诗人，都不可能达到如此理想高度，杜甫自然也不是完美诗人。但归众美于一身，塑造出完美的圣人，以为天下之榜样（立人极），则是中国古人惯常的思维方式。所谓“一祖三宗”，就由这一思维而来。自商朝以后，汉、唐、宋各代，朝廷之礼，均祀“一祖三宗”，唐李德裕 《论朝廷大政等状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礼》：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经传无闻。殷则一祖三宗：成汤为始祖，太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唐会要》卷十六 《庙议下》 亦载其说。“一祖三宗”，体现的是中国古人塑造圣人的思维。世上本没有圣人，完美的圣人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需要塑造出来的。尧舜是如此，孔子是如此。方回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论诗，提出律诗史之“一祖三宗”说，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理想和需要塑造诗史圣人。作为诗人，杜甫不可能如此完美。但选杜甫作为对象加以塑造，其选择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了解方回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把他塑造出来的杜甫和诗史上真实的杜甫区分开来，才能理解方回，理解方回的诗论，深体方回之用心，进一步也会赞同他。 四、推崇盛唐诗之浑成 纪昀对方回的批评，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方回的评价。其《瀛奎律髓勘误序》抨击方回及其《瀛奎律髓》说：“其选诗之大弊有三：一曰矫语古淡，一曰标题句眼，一曰好尚生新。”这涉及诗的审美追求与诗法主张两大方面。就审美趋向说，纪昀批评方回“以生硬为高格，以枯槁为老境，以鄙俚粗率为雅音”。就诗法主张而言，纪昀反对方回对诗歌技法及工巧的提倡。方回论诗，确实重技法，标举句眼，赞赏警句，也确实主张古淡与生新。但这只是方回诗学主张的一个方面。同时，方回也追崇浑成。他认为“盛唐诗浑成”（卷三十陈子昂 《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批）。学诗要学盛唐，学盛唐诗之浑成。诗而浑成，在方回看来，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合此两方面而观，才是完整的方回。 以“浑成”评盛唐诗并以之作为诗美学之追求，体现了方回诗学的唐诗观。方回之前倡导学盛唐的严羽，方回之后倡导学盛唐的胡应麟，都标举盛唐诗之浑成，严羽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胡应麟《诗薮》 称：“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方回与二人前后一贯，以浑成论盛唐诗并作为诗美学的追求。其 《瀛奎律髓》 评诗，以浑成为高标，追崇、赞扬浑成之作，如评刘禹锡“刘公诗，才读即高似他人，浑若天成。”（卷四十八《同白二十二赠王山人》批）等。 何谓“浑成”？浑成即浑然天成，或作混然天成，一般意为作品犹如自然生成，浑然一体，无斧凿痕。其反面是堆砌、破碎、牵强和凑合。凡有如此诸般诗病者，均为不浑成。宋人对此多有论述，如胡仔《渔隐丛话》 引蔡启品评杜甫之论：“赏因歌枤杜，归及荐樱桃”一联，“浑然天成，略不见牵强之迹，如此乃为工耳”。方回痛批不浑成之弊。我们知道，西昆之作，极工尽丽。按纪昀对方回的批评，应该符合方回的审美标准了，但方回对此严厉批评：“丽之极，工之极，非所以言诗也。”方回不喜晚唐诗，也是由于晚唐诗虽千锻万炼，却凑合、牵强，时露斧凿痕，终难至浑成境界。所以他评姚合《扬州春词》 “凑合成对”（卷十姚合《游春》批），而许浑《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皆近乎属对未工，而所对之句意若牵强”（卷十四）。晚唐与老杜诗高下之分，从这一角度说，就在于是否浑成。是否浑成，成为方回评价诗作的一条重要标准，成为他评诗态度的一道分水岭。他评刘沧《长洲怀古》，认为刘“所以高于许浑者无他，浑太工而贪对偶，刘却自然顿挫耳。”（卷三） 浑成包含诗风浑厚之意，这也是方回所赞赏的。他评梅尧臣诗：“圣俞诗似唐人，而浑厚过之。”（卷二十四梅尧臣《送唐紫微知苏台》批）方回的这一主张，大约也是纪昀等痛批方回的人所忽视的。浑成亦有通体浑成之义。纪昀批评方回“每篇标举一联，每句标举一字”，又标举句眼，这似乎与通体浑成是矛盾的。其实，方回是推重通体浑成，反对破碎的。如他在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 后批中，否定那些“补缀费力，酸嘶破碎”之作。如果一定要把篇中警句与通体浑成对立，那是机械的理解。 《文章辨体汇选》 录明代谭元春 《题简远堂诗》一段评，把篇中警句与通体浑成的关系讲得十分精到，他说：“夫诗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无味，灵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间，而验其候以为浅深。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方回对此体会入微，见解精到，如卷三十评项斯《边州客舍》，中其第六句，说无此句便于边州不切，有此则“只一句唤醒一篇精神”。又卷四十七方回评：“此诗三四本乎正，五六且说踪迹，未为奇，忽被末后一句唤醒一篇精神，妙不可言。”（杨绘《送淳用长老归卭州》批）方回对警句与通体浑成的理解是颇为辩证的，如他评张耒《白羊道中》说：“宛丘诗无不自然，于自然之中却必有一联、二联工，当细观之”（卷二十九）。 谈论浑成，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作诗如何达到浑成境地。所谓浑成，或作天成，有人称之为自然。如何达到浑成境界，论诗者实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浑成（自然、天成） 乃自然得之，不假人力。另一种意见认为，天成即艺术的自然，是越人工工巧而达天工自然，是泯没人工之痕而复归于自然。方回主张后者，他说： 老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若但学其平易而不从艰苦求之，则轻率下笔，不过如元白之宽耳。学者当思之。（卷十杜甫《春日江村》批） 他又说：“诗不但豪放高胜，非细下工夫、有针线不可。但欲如老杜所谓‘裁缝灭尽针线迹’耳。”（卷二十三陆游《山行过僧庵陆游不入》批）他借杜甫诗句“裁缝灭尽针线迹”来说明这一问题，形象而精到。不裁不缝，不成衣装；既裁既缝，而露刀痕针迹，虽为衣装而粗拙劣下。诗亦如此。自然神妙，皆从艰难中得来。如道家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这种对自然与精工的关系认识，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从自然到精工，再越过精工复归自然。亦如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言：“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如能越人工之巧而复归天工自然，一切人工的痕迹消融净尽，就达到了艺术的高境界。方回的表达是：“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卷二十三《狂夫》批）方回对浑成的理解即是越人工而复归浑朴，主张浑成和工巧的统一。他既重语工，又贵浑成，理想之境界是“工而自然”（卷三梅尧臣 《夏日晚霁与崔子登周襄王故城》批）。他评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一联，“此以‘尘世’对‘菊花’，开阖抑扬，殊无斧凿痕”（卷二十六《齐山》批）。此对似不工，但却是超越了工对而高于工对，是藏巧于拙。孟浩然《过故人庄》乃千古名诗，方回评其为“此诗句句自然，无刻画之迹”（卷二十三），无刻画迹绝非“无刻画”，而是即刻即画又能泯灭痕迹。 任何事物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或称之为两端，诗学当然也是如此。方回论诗，总是兼及两端，希望在两端折中互济中求变求新，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这是方回论诗的基本思路。所谓两端，举其大者，如他既为宋诗张目，又力倡以盛唐为高标；既倡“格高为第一”，又重圆熟，希望以圆熟济格高；既重诗法，又倡无法，即以有法入，而后超越法度达到无法之境界；既重工巧，又以浑成为至高境界，他所追求的，乃是越人工之巧而达到浑然天成。只有同时关注方回诗论的两个方面，我们认识才是完整的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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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5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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