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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书的宗韩诗风及其成因 摘要：朱书是安徽历史上一位被遗忘的杰出学者，他是“皖江文化”的首倡者，与桐城派渊源颇深，精通理学，亦工诗；其诗师法韩愈，探究其诗风及其成因对于理解清初诗坛风气、翰林身份、交游、家学等因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有一定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朱书；韩愈；诗风；成因；翰林院 朱书是清初安徽宿松的一位著名文人、理学家，因受康熙朝著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其名不彰；又由于乾隆朝禁书令，作品亦未得到很好的保存，现大多散存各处，多数难以得见，良为憾事。上世纪９０年代，幸有蔡昌荣、石钟扬两位先生勤力蒐辑，录得朱书作品１４卷，编为《朱书集》，虽仍不免有遗珠之憾，却也大体可一窥其貌。本文主要论述朱书的宗韩诗风及其成因，然碍于其人其作所蒙覆历史烟尘甚重，故先不惜篇幅，略作介绍。 一、朱书其人及其贡献 朱书，原名世文，字字绿，一字紫麓，顺治十一年生，宿松杜溪人，因而又别号杜溪，明末邑庠生朱光陛之子，幼蒙学于父，善为古文辞，后又精于时文，亦工诗。著作甚夥，今从各类地方志书、史书等资料中可见的有《杜溪文稿》《朱杜溪先生集》《朱字绿古文钞》《游历记》《杜溪诗稿》《癸壬录》《松鳞堂偶钞》《恬斋纪闻》《恬斋漫纪》《恬斋日记》《寒潭琐录》《谋野录》《评点东莱博议》等。朱书亦致力于科举，康熙十八年赴县、府试，皆居第一：“己未夏，邑侯胡主童子试，先期召余入署。从暗中摸得三卷，额入三名；邑侯拔三得二，府院冠军者即字绿”；康熙二十五年，以选贡入太学；次年考授教习。后因丁母忧离京，服除，开始漫长的游历生涯，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与当时许多知名文人如卓尔堪、方仲舒、吴雯等有文字交往。康熙四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次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参与了官修《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的编纂工作。 朱书平生广结名士，往来最为密切的是方苞和戴名世。方苞言：“余之交，未有先于字绿者”、“字绿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绿”、“平生执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绿者”、“先君子每不自适，辄曰：‘为我召朱生’。”（《朱字绿墓表》）戴名世也温情脉脉地记述二人初见时之情状： “岁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旧县登岸，与舟子相与语。有两生携手立江干，闻余言，前问曰：‘子得非桐县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岂尝识之？’盖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识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问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绿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即我也。’因相视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平生，皆大喜过望”、“余自识字绿姓名，并其文章，而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见字绿为恨，字绿之于余亦然。”（《送朱字绿序》） 关于这次见面，朱书曾赋《旧县遇桐城宋潜虚述学宪刘木斋先生相知之意感作》诗记之。二人相识之后，交往频仍，如在戴氏文集《兔儿山记》、《乙亥北行日记》等中就时见与朱书交往之记载，还曾“与方苞游宿松，同访朱书山林间。”据笔者统计，《戴名世年谱》中关于朱书的条目至少就有４６条。朱书与当时“执文坛牛耳”的方苞、戴名世可称是钟伯之交，３人相互切磋文章学问，互有裨益。方、戴２人对朱书的古文、时文成就极为推崇。戴名世“苟有撰著，必就正于字绿而后存”，认为“余之文且赖字绿而传也”，将朱书喻为“百世之人”。方苞说：“时语古文，推宋潜虚；语时文，推刘无垢。字绿见所业，遂归读书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师，声誉一日赫然公卿间，二君若为小屈焉。遂连举甲乙科，入翰林，馆中先达，皆严惮之”“余时学为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绿”说明方苞的古文创作受到了朱书很大的影响。县志也记载方苞对朱书的古文成就的钦服： “古文自明归熙甫后，首推方侍郎灵皋，方尤推服杜溪。尝与戴田有偕徒步访之，有《杜溪访旧图》。留数日，灵皋谓书曰：‘古文吾不如子，楚军出钜鹿，一战罢矣。’” 今翻阅朱书与戴氏文集，探讨其古文创作与理论，可以说朱书和戴名世在桐城文派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朱书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之一。对朱书与桐城派之关系，梁启超先生独具慧眼：“与望溪、南山同时之宿松朱字绿，其佼佼矣。”然因其人名之不彰，作品之难得，梁氏这一论断并未引起后世学者足够的兴趣。 朱书还有一大被后人所忽略的贡献是，他作《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首次提出 “皖江文化”这一概念，于文中考辩“皖人”“今皖人”之流变：“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为元以后至今为甚盛……”；呼吁通过辑录保存皖江古籍：“敢告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其有先贤奏疏、文集，并望借览，抄录纳还原本，不敢敝污。同襄盛举，幸甚幸甚……”；以期达到彰显先贤之目的：“恐先贤沦弃不得以闻也……凡显仕、隐晦、独行概为立传；有著作可传者，别为一书……”。此文对理解“皖江文化”的源流发展与特色，仍有很大启发。 二、朱书的宗韩诗风 朱书成就主要在古文，有清一代，最重要的古文流派首推桐城派。桐城文人诗作亦佳，前人早就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论（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与桐城派渊源颇深的朱书，其诗成就亦高，当时就得到士人肯定。王源于《朱字绿诗序》中记载：“予观字绿之诗，即不必为古文，亦足以传也”“夫字绿之诗，今之人无或先之者，应与其文并传。”关于朱书之诗风，昆绳言：“盖得昌黎之骨，而烹炼之工，直追颜、谢。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辈上。”提出朱诗宗韩的观点。无独有偶，字绿死后，友人王苹挽诗也有“大手追韩愈”的评价。此外，据《戴名世年谱》，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时朱书在南京，友人王文治与其有诗歌赠答，题为《庚辰十二月忽落一齿时宿松朱字绿太史客江宁亦患齿痛书昌黎落齿诗见贻因步韩韵写怀并呈字绿》；又朱书于《表节诗》前长序中引韩愈语句为材料立论。可见，朱书对韩愈作品十分熟悉。所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 发其端，可谓 极 盛”（叶 燮 《原诗》）。韩诗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较盛唐诗表现出鲜明区别。就其艺术特色，要而言之，表现出以文为诗、以丑（俗）为美、雄奇怪异、戛戛独造、用典乖张、力大势雄、狠重粗豪等特征。以下主要从“雄奇怪异”、“以文为诗”２个角度来对朱书诗风作一考索。 （一）雄奇怪异 韩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怪”，他赞誉李、杜“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希望自己能与之“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说自己及其诗派成员的作品能“险 语 破 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崇尚雄奇诡异之美成为韩孟诗派自觉的创作主张，就韩愈而言，很多诗用词险怪，造境奇特，特别明显的是作于阳山之贬时的作品，如《宿龙宫滩》《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辐凑笔端的是诸如“蛟龙”“猩鼯”“妖怪”“鬼物”“怒涛”“惊雷”诸类意象，一变温柔敦厚之风，怪怪奇奇。关于韩愈之“怪”，多有“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张戒《岁寒堂诗话》）、“昌黎语瑰奇”（黄子云《野鸿诗话》）、“设想奇，造句亦奇”（张鸿评《醉留东野》语）等论断。朱书也有很多类似作品，就其奇特性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其《表节诗》１０章，兹录４首： 股兮股兮，不为连理枝，何异生骈拇？夫子之病不可瘳，吾头可断，于股何有？刲而进之，夫子病已久，有股空刲，不能入口。股兮股兮，何不跃入夫子腹，使之霍然起而走？我不负股股负我。刲股 肝兮肝兮，与其姑不讳而摧吾肝，何如姑不死而剖吾肝！轻刀隔胸开，仓卒得肝难，忽有摧之出者，剪于盘，糜而进姑姑始安。胸坼不受束，密密缝之，如合轻纨。翻念剖心而死，伤哉比干。剖肝 吾有耳，恶言何为至于此！狂且为媪书，污蔑伊胡底。吾耳不可洗，截去其左，还吾夫子。吾非有慕夏侯女，千古同心亦已矣。截左耳 官不平，虎益咆哮鸱亦鸣。左耳虽去，右耳犹闻声。利刀再剖血溅楹，小姑歘闻刀声铿，拉姑入视魂为惊，以匵承耳双峥嵘。截右耳 此组诗前附长序一篇，《朱书集》多有脱文，但文意尚可通，大抵记述的是郑氏女子刲股、剖肝、割耳以救夫君与婆婆的壮举：“郑前后凡九死竟未死，耳割复生，孝节动天可异也。”朱书纪其事，进而讨论此举是否值得褒扬。组诗无论内容还是句法，都表现出与传统诗歌有很大不同，虽未用韩诗中那些险怪意象，但其诗意奇特所达到的程度，亦不逊于韩诗。如刲股救夫：“股兮股兮，何不跃入夫子腹，使之霍然起而走。”想象极为奇特，充分表明郑女救夫心切；又剖肝救姑：“胸坼不受束，密密缝之，如合轻纨”。将类似“开胸手术”后的缝合比作合上衣服，诗意之奇，令人惊叹。 韩诗之“奇”往往与“雄”联系，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好用一些力度很重的动词、比喻新奇、极力夸张有关。韩集中如“刺手拔鲸牙”“龙疲虎困割川原”“怒水忽中裂”，这样用“拔”“割”“刺”等动词的句子比比皆是，此类动词往往又与诸如“炎风”“怒涛”“幽怪”“露猿”“蛟螭”“虺螯”等怪奇意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联是构成韩诗“雄奇怪异”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朱诗与韩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登小孤山》诗： 北风正吼江豚舞，白浪拍天势甚怒。往来舟子尽停橹，坐对小孤飞无羽。 为询长年得老父，攘臂不受阳侯侮。腾身一叶勇可贾，泝水有如箭离弩。 山与长江屹撑拄，渺然卷石无寸土。何年北隅劈鬼斧，一罅丹梯聊布武。 抠衣危楼临洞府，苍莽一气收寰宇。江南群山列狮虎，截如斩劚蹲江浒。 山神含笑媚且娬，灵旗翩翾击鼍鼓。昔年战争连广拒，至今石骨留铁柱。 江关上游赖门户，风涛盘涡自吞吐，茫茫遗恨终千古。 写出了小孤山平地崛起，下临怒江，地势之险要，造化之神奇的磅礴气势，令人读后如亲览小孤山雄奇之景，全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与韩愈极其相似。另，朱集中如： 黄河西来急如倒……破浪回旋神鬼穷……（《塞黄河》） 黄河飞渡如沟渠，复上岳莲弄晴昊……霜风严厉摇层冰，气勇翻喜寒威盛……会当长啸南风烟，十丈莲花手共把。（《华山行》） 大龙蜿蜒玉鳞鬣，牙张爪怒奔江隈。（《清明后十日皖中大龙山雪冻马不得行》） 云蒸天碍割日月，涛烹波斫争雌雄。（《送汪异三归吴兼询杨耕夫伯仲》） 东海桥断神仙朽，泰山风雨天怒吼。老松无地潜蛰龙，托生复假颜丞手。鳞次相连邑治东，亏云蔽日拏长空。岁久都随六丁去，屋后两株盘蔚葱。著书坐看龙鳞长，倚薄铁干披长风。怒霆迅电挟飞虹，绕屋三匝惊鸿蒙。掣去一枝不知去何许，依稀如见奔腾神马淋肉鬃。只恐此物日后尽化龙，安得复受秦氏大夫封。（《郡丞松》） 白凤毰毸日欲寒，蛰龙蚴蟉天疑鳞。（《瀛洲对雪馆课》） …… 此类诗句，无论从出现的诸如“岳莲”“大龙”“蛰龙”“长风”“怒霆”等雄奇意象，“摇”“奔”“割”“烹”“斫”“吼”“拏”“挟”等力重粗豪的动词，还是此类动名词匠心独运组合起来的诸如“割日月”“拏长空”等结构，几乎无处不见韩诗之妙。就全诗所达到的独特境界言，如上引《郡城松》，本是极易落入窠臼的咏物诗，但朱书以才力贯之，加之以豪气与想象，将一棵老松写出“亏云蔽日拏长空”的气势，赋予其“只恐此物日后尽化龙”的力量，就此等手法与胸襟而言，直追昌黎。 （二）以文为诗 韩诗另一公认的特点是“以文为诗”。现代学者归纳前人看法，认为韩愈“以文为诗”的方式大抵有如下几种：句式散文化，不用对偶句，使用大量虚字；以文章气脉入诗，布局构思有文章脉络；以古文章法、句法为诗；以议论入诗；诗多赋体；诗兼散文体裁。句式散文化表现在韩愈打破了传统五、七言诗的“上二下三”“上四下三”的句型，诗中有诸如“乃一龙一猪”（《泷吏》）、“在纺织耕耘”（《谢自然诗》）、“嗟我道不能自肥”（《送区宏南归》）、“虽欲悔舌不可扪”（《陆浑山火》）这样的句子；《南山》诗既用赋体，又大量使用虚字（如全诗用了５１个“或”）；《山石》诗能看出明显的文脉线索；《荐士》《醉赠张秘书》等穿插议论……因此，韩愈“以文为诗”笔法多变且常常兼用。 现遍览朱集，亦可非常明显地看到“以文为诗”的痕迹。如以虚字入诗，不用对偶，句式散文化。前文所引，尤其是《表节诗》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再有如“吾 苟 无 所需，于世亦何求”（《古意》）；“臣宁暍死，愿骨肉膏禾黍，不忍与莽处”（《张公雩社》）；“噫嘻曹瞒，自谓多智世无比，不谓顾曲少年乃如此……周郎死矣，奈之何哉？”（《周郎山》）；“韗鲍者谁欤？聚徒恣狂猘”（《天津咏古·妖贼破》），都是典型的散文笔法。 如以议论为诗。朱书有些诗歌通篇都是抒怀，不为诗歌重视形象、比兴、趣味的传统所拘束。如《志感》：“昔之士自贵，而人亦贵之。今既不自贵，愤俗其胡为？人非尤之府，天岂怨之玠？凉材骛绝业，俭质矜神奇。其任终不胜，只以令人嗤。豪华吓腐鼠，气焰灼群儿。寂寂伊人居，过而问者谁？捷士怪其钝，傲夫侮其卑。谓彼一何拙，世事成痴迷。恃此全其真，知希良自怡。”几乎通篇都是感慨和议论而不见兴寄。有时还会在诗中写入一些“奇谈怪论”：“梁君好奇计河徙，驱之沙漠环幽州。东归混同入辽海，长与朝鲜称上游。砥柱顿释捍御力，闲置不用滋条蘨。呜呼此志亦大矣，何来天上君其体。”（《陕州将与梁质人往观砥柱三门不果》）谈论的是将黄河徙于塞外之事。最能鲜明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天津咏古》中《兴水田》《海运策》《请航海》３首诗，兹录《请航海》诗： 虎狼逼居庸，京师危杌杌。于公去中枢，杨石不秉钺。安能复撑拄，百万横争突。冯公忧如焚，飞章伏天阙。曰臣具海（左舟右宗），云帆护劲卒。不待驾鼍梁，飞渡蛟龙窟。朝方出燕畿，夕即指吴越。万国依扶桑，百灵从溟渤。中兴踵高帝，伫待六龙发。天子誓守死，愚忠不能竭。巍巍明功德，一旦竟颠蹶。吁嗟鲁国正，沧波沉岁月。 虽是咏古，但能看出作者史识甚高，立论惊警，读来甚至有“明得失”之功效。 朱书也有诗篇表现出以文脉入诗的特点，如《许不弃招饮石林山房》诗： 石林精舍道山麓，依山就石架书屋。参差高出城南隅，逐层探奇意未足。 真意主人贫爱客，煮酒招携数往复。我来新霁秋正爽，满山石气发葱郁。 展卷坐我荔子阴，半岭泉声响竹丛。绿磴委蛇出山际，杰石据山怒欲蹴。 刻诗危岩光烛海，蹑险摩苔快重读。平远先生大儒宗，遗迹贵比和氏璞。 宋元刻石历可数，得此余子皆碌碌。更上山亭还远眺，双江环胸四山矗。 左拂高塔撑天心，右拥凌霄截城腹。最后梯登霹雳岩，烟火万家踵相属。 几疑身在海市中，阆风缥缈回地轴。洞壑幽当藏百灵，沧海渺堪盈一掬。 道山闽中称第一，此山此主真不辱。振衣岩岫复长叹，世上尘网苦拘束。 风砂寒打桑乾水，缁尘晓瞇燕山目。十年作客行天涯，空使舌敝颖还秃。 窄袖箭衣骑马妇，公然连袂城东浴。吁嗟道山讲学场，忍见牛羊日奔逐。 太息归来意不惬，悲动长松风谡谡。 同韩愈的《山石》一样，这是一首纪游诗，由“我来”“半岭”“更上”“最后”“归来”这些词语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游历线索。方东树评《山石》说：“一句一样境界，如展画图……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若将方氏此言用来评价这首朱诗，亦十分恰当。 三、朱诗宗韩之原因探析 将朱书友人之评语与对其诗风考索的结果相联系，可清晰见出朱书诗风的宗韩倾向。对于朱书选择韩愈作为师法对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就时代背景言。明代诗风主要是以宗唐为主，以“前后七子”、竟陵派、陈子龙等为代表。这一传统延续到清朝立国之初，但逐渐落入蹈袭模拟的窠臼。清初，钱谦益对一味复古的宗唐诗风提出了激烈批判，主张唐宋兼宗，开清诗宗宋之先河。由于钱氏的大力提倡，京城诗坛在酝酿着一股宗宋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康熙十年，以吴之振携《宋诗钞》进京为标志，达到一个高峰。此后，随着清朝逐渐地强盛，康熙皇帝开始提倡唐诗，以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王士祯进入翰林院并逐渐开始提出和完善“神韵说”等为标志，宗唐诗风再度开始在诗坛兴起。但逐渐呈现唐宋诗兼容的倾向，康熙和王士祯亦并不完全反对宋诗，如宋诗派代表査慎行就得到过王士祯赞誉，且受到皇帝恩宠。直到雍、乾时期，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唐诗风逐渐盛行，但此时仍有以厉鹗为代表的法宋派与之抗衡。因此整个康熙朝，宗宋诗风在诗坛一直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从家学和交游层面分析。朱书学无硕师，受业于其父：“书五岁即抱膝上，口授四书。夜围炉，辄以箸画灰作字，使识形声。稍长，教以古今世变、忠孝诸大节”（《先考仲藻府君事略》），可见朱书受父亲影响很大。其父朱光陛，据道光《宿松县志》记载：“字仲藻，善属文。明季隐居授徒……问时事不答，谭经史娓娓忘倦……”资料很少，但根据其对朱书教 诲及隐居之事，可以划入“遗民”之列。清前期，在遗民诗人群体中，宗宋诗风非常兴盛，朱书在受业于其父的过程中，有很大可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交游方面，方东树曰：“一时交游之士，如万处士季野、梅征君定九、阎百诗、何屺瞻等并国初硕学鸿儒，先生与之驰骋高论、并驾角立”；又《百世杜溪———朱书研究资料集》中辑录与朱书交游唱和、为其作品写序跋的人就有二三十位。这些人中，诗名最赫者，应首推査慎行。据《戴名世年谱》，２人同时进入翰林院，且共同参与《佩文韵府》的编纂，査慎行是康熙时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作为诗友兼同僚，朱书诗风大有可能受其影响，可从２人关于朱书所撰写的《古南岳考》的两首唱和诗《宿松朱字绿博学嗜古所葺南岳考三卷援据往籍至数万言而断以己意大要谓古之南岳乃潜之天柱峰非楚南衡山也顷于皖城官舍出此见之索余题辞作歌赠之》、《余纂古南岳考査夏重枉诗颇见褒饰次韵答之》印证，能明显看出两首诗都有以议论入诗，以学问为诗的宋诗特点；又如同为翰林的何焯，也“平生唯服膺钱谦益，于汪琬、朱彝尊皆致訾议”，诗歌理论同样倾向宗宋。 朱书一生活动基本处于康熙朝，将时代背景和其家学交游情况联系来看，字绿非常容易受到宗宋诗风的影响。而“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叶燮《原诗》），这让韩愈具备了作为朱书师法对象的可能性，对于最终朱书明确选择宗韩，本文认为除却以上所论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创作主体本身表现出来的极大相似性。如前所论，朱书在当时更为主要的身份是古文家，也是一位造诣颇高且思想正统的理学家。反观韩愈，他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又致力于复兴儒学思潮，《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因此，就二者对儒家道统的坚守和古文创作成就而言，朱书和韩愈是具有可比性的。又，从创作实践看，“愈偏以古胜”（清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昌黎古体胜近体”（马位《秋窗随笔》），“昌黎诗中，律诗最少”（赵翼《瓯北诗话》），对这一现象，赵翼的解释是“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律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韩愈曾明确地表示自“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主要精力是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做好古文要求“才力雄厚”。朱书古文成就连方、戴都表示钦服，才力自是不浅，发而为诗，自亦不愿多受束缚，《朱书集》中，除却应制、馆课、会课等场合所作之外，绝大部分是古诗。因此，同样是以古文笔法作诗，朱书选择韩愈作为师法对象，很好理解。 韩愈对朱书的影响还可从翰林院这一角度加以考察。清代士子以能位列翰林为极高荣誉，朱书同样如此。关于朱书入翰林的过程和工作及所受待遇，府志记载：“幼颖异，试辄冠军。丙寅选拔，壬午举顺天乡试，癸未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召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韵府》。赐松花冈砚及鹿、雉、鱼等物。辰入酉归，积劳成疾。上轸念，谴太医诊视，纶音赐问，恩至渥也。”可知朱书入翰林在康熙四十二年，又据《戴名世年谱》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五辛卯日条：“是日上阅吉士试卷……朱书、何焯、杨绪、万经等二十人，以文义荒疏，俱不准授职，再教习三年。”是年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也是在这一年，朱书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现普遍认为朱书卒年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即朱书一生最后几年是在翰林院度过的。明清翰林院一直有祠祀韩愈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对朱书产生影响。当然，由于朱书此时已经５０有余，且据府志记载，其编书甚勤，大部分诗歌应当不作于翰林院。但由于清朝翰林院的风气传统，对文坛影响极大，且朱书在进入翰林院之前就与许多翰林士子有交往，作为韩愈对朱书影响的一点证据，姑且将此拙见谨慎地提出，以待研究的深入。 四、余论 朱书一生遍游海内，交游广泛，著作等身，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留给后世文墨颇多，今其著作正陆续地被发现，开始逐渐地引起学术界重视。笔者今仅从《朱书集》中所见，认为朱书值得研究的领域颇多。他的理学思想，古文创作理论及成就，与桐城派之关系都值得注意；他留下的近１４０篇时文，对于研究清初科举、应试文章的写作及评价标准等问题都有很高价值；其平生最为措意的《游历记》，若能重见完璧，也将会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地理学著作：“予平生好游，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区，予足迹所到已三之二。于是仿桑钦郦道元以道里为经，以见闻为注，作《游历记》若干卷……凡游必槖笔砚楮墨，命一童子负之以随，所至见奇石、山 水、碑 碣，即 下 马 记 录 ”（《游 历 记 自序》）；其与“南山集”案的牵连，也是一条研究清初文化政策的重要线索；对其著作散佚情况的考察和整理，也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值。笔者囿于所见材料之寡，才力之陋，仅能对其诗风作简略讨论。对朱书诗风的揭示和对其宗韩原因的探析，窃以为对于更好地理解清初诗坛风气之于士子的引导作用，家学、交游、翰林身份之于文人创作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诗学意义。最末，期待能有更多学者注意到这位安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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