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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中的唐诗观 摘要: 本文阐述《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认为: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是在反江西诗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有明显的针对性, 理论性也较强, 且具有较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宗尚杜甫、尊李重韩、抑元白张王、品评小杜温李。 关键词: 张戒; 唐诗观; 宗尚杜甫; 尊李重韩; 抑元白张王; 品评小杜温李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之前诗论著作漫笔式的“以资闲谈”的“论诗及事”体不同, 张戒的论著更倾向于阐述诗歌的理论, 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 始明言志之义, 而终之以无邪之旨, 可谓不诡于正者”, 表明其诗论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 《岁寒堂诗话》中的唐诗观, 是在反江西诗派的过程中形成的。其论江西诗派之诗, 有著名的两个“扫地”之论: 诗以用事为博, 始于颜光禄, 而极于杜子美; 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 而极于苏黄。⋯⋯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 然究其实, 乃诗人中一害, 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 而不知咏物之为工, 言志之为本也, 《风》《雅》自此扫地矣。 国风离骚固不论, 自汉魏以来, 诗妙于子建, 成于李杜, 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 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 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 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 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 始可以论唐人诗。 苏、黄诗歌之注重用事押韵、“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 就苏、黄本身而言, 可谓是其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但就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 却导致了“《风》《雅》自此扫地”、“诗人之意扫地”的严重后果。所谓“《风》《雅》自此扫地”、“诗人之意扫地”, 笔者认为应该是指诗歌失却了其“言志”之本, 不再注重在思想内容和表情达意方面的功用。且两个“扫地”正是造成诗歌之“坏”的原因。 与此相关, 在对于唐诗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 张戒对唐诗之《风》《雅》与“意”的尊崇是非常突出的。张戒已经有意识地要用唐诗之《风》《雅》和“意”纠正宋诗之“坏”, 因而从其《岁寒堂诗话》中, 可以明显看出张戒的唐诗观。 在其论著中, 论及从盛唐至晚唐的诗人共 23 位。其中, 属于盛唐的有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 4 人; 属于中唐的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卢仝、皇甫湜、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 13 人; 而属于晚唐的则有李商隐、杜牧、韩偓、吴融、温庭筠、贾岛 6 人。从其中所论, 可以看出, 张戒的唐诗观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宗尚杜甫 在《岁寒堂诗话》中, 杜甫是作为张戒树立的一个典范存在的。 ( 一) 赞扬杜诗中的主体精神。笔者所谓主体精神, 是指诗人主体气质贯注于诗歌之中呈现出的主体的精神状态。张戒认为, 杜甫诗中体现出的杜甫的主体精神无人能及。 杜子美诗, 专以气胜。 此处所谓“气”, 即主体精神。它是一个主客体相融合的概念, 指杜甫崇高的情感志向品格体现于诗歌当中所呈现出的主体精神状态。这种状态, 张戒认为几乎无人能及。 以具体诗歌为例, 张戒更明确地指出了杜诗中所表现的杜甫的主体精神无与伦比。 观子美此篇, 古今诗人, 焉得不服下风乎?忠义之气, 爱君忧国之心,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 故其词气能如此。⋯⋯ “天上浮云如白衣, 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 人生万事无不有。”此其怀抱抑扬顿挫, 固已杰出古今矣。⋯⋯故曰: “用为羲和天为成, 用平水土地为厚⋯⋯死为星辰终不灭, 致君尧舜焉肯朽。”夫佐王治邦国者, 非斯人而谁可乎? 这是对杜甫《可叹》一诗的评价。从“天上”四句中体现出的主体抑扬顿挫的“怀抱”, 从“用为”四句中体现出的杜甫可“佐王治邦国”的主体才气, 都是杜甫主体气质贯注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杰出古今、人人甘拜下风。而且, 张戒认为, 这正是杜甫忠义、爱君忧国的本性所决定的, 因而不论客观环境如何改变, 这种主体精神是很少改变的。 子美于克捷之初, 而训敕将士, 俾知帝力, 不得夸身强, 其忧国不亦至乎? 子美吐词措意每如此, 古今诗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记》, 谓子美诗好处, 正在“无意而意自至”。 此处张戒认为, 在《洗兵马》诗中, 杜甫忧国的主体精神达到了极致。所谓“无意而意自至”, 是说杜甫主体气质在诗歌中的流露是自然的、下意识的。但即使这样的流露, 体现在诗歌中的主体精神就达到了他人难及的高度。 《哀王孙》观子美此诗, 可谓心存社稷矣。 同样, 此处所谓“心存社稷”, 所指的也是杜甫忧国忧民的主体气质在诗歌中所呈现出的主体精神。 诗歌中主客体相融的主体精神少人可及, 是张戒认为杜甫堪称典范的第一个方面。 ( 二) 崇尚杜诗内容之儒家特色。从诗歌思想内容方面来讲, 张戒认为杜甫诗歌所具有的儒家特色足以为他人之典范。在其论著中, 张戒反复强调其诗歌多具有的这种特色: 《洗兵马》云: “鹤驾通宵凤辇备, 鸡鸣问寝龙楼晓”, 凡此皆委而婉, 正而有礼, 孔子所谓“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者。如“刺规多谏诤, 端拱自光辉, 俭约前王体, 风流后代希”, “公若登台辅, 临危莫爱身”, 乃圣贤法言, 非特诗人而已。 (《哀江头》) 乃子美在贼中时, 潜行曲江, 睹江水江花, 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 其意微而有礼, 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 (《可叹》) 恨世无孔子, 不列于《国风》、《雅》、《颂》尔。 言《洗兵马》诗“委而婉, 正而有礼”, 就是指该诗思想内容 方面具有儒家特色, 再以孔子之“兴观群怨”说进一步加以解释, 就可以明确看出张戒对这一特色的肯定。谓《哀江头》诗“得诗人之旨”, 与上文所言同意, 而“词婉而雅”“意微而有礼”则是对所谓“诗人之旨”的具体敷演。至于《可叹》诗, 更是直接将之与《诗经》之《国风》、《雅》、《颂》相提并论, 对其儒家特色的肯定就更是不言而喻。 这些论述, 落脚点无不在其儒家特色上。可见, 在张戒看来, 儒家特色, 正是杜甫思想内容方面最显著的特色, 也正是张戒认为杜甫可为他人典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 张戒还提到苏黄之用俗语, “不若杜甫胸襟流出也”。虽指杜甫诗歌善用“俗语”而言, 但实际上, 将之运用到对杜甫诗歌以上特点的描述上, 也并没有错。即杜甫诗歌的这些特点, 均非刻意为之, 而是自胸襟中自然流出的。即表现在其作品的主体精神, 其诗所具有的儒家特色, 皆非刻意雕琢而成, 而是不假雕饰, 是其本性的自然流露。因其自然, 故而更显难能可贵, 更可将之树立为诗人之典范。 二、尊李重韩 在张戒看来, 李白、韩愈二人的地位很是特殊。一方面, 两人有堪追杜甫之主体气质, 另一方面,也各有难及杜甫的独特之处。 ( 一) 主体气质堪追杜甫。在其论著中, 从主体层面而言,张戒曾两次将杜甫、李白、韩愈三人并列: 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 才力俱不可及。 韦苏州律诗似古, 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 便不能兼。 他认为, 在唐代诗人中, 李白、韩愈二人主体气质高卓, 与杜甫可鼎足而三。 ( 二) 主体精神逊杜一筹。在肯定二人具有堪追杜甫的主体气质的基础上, 张戒对于李白、韩愈二人与杜甫的差异, 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杜子美、李太白, 才气虽不相上下, 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 与《三百五篇》无异, 此则太白所无也。 退之诗, 大抵才气有余, 故能擒能纵, 颠倒崛奇, 无施不可。 ⋯⋯李太白喜任侠, 喜神仙, 故其诗豪而逸; 退之文章侍从, 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 然二豪不并立, 当屈退之为第三。 退之喜崛奇之态, 太白多天仙之词, 退之犹可学, 太白不可及也。 言杜甫“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 与《三百五篇》无异”, 即肯定杜甫诗歌内容所具有的儒家特色。他认为李白难及杜甫之处正在于其诗歌内容方面无此特色。也就是说, 相比于杜甫而言, 李白的主体气质表现在诗歌中, 呈现出的多是超凡脱俗、不关注现实的主体精神, 亦即所谓“豪而逸”的“天仙之词”所表现出的李白的主体精神。而韩愈作为文章侍从, 其主体气质表现在诗歌中, 便呈现出其具有廊庙气的主体精神。无论是李白还是韩愈的主体精神, 与杜甫相比, 都略逊一筹。 如果说, 张戒对于李白难及杜甫的解读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么韩愈, 被公认是倡儒家道统的, 为何却被同样尊儒的张戒置于低于杜甫和李白的第三的地位呢?细究起来,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其崛奇之态可学。即, 与李白“天仙之词不可及也”相比, 韩愈之“崛奇之态”可学, 因而已有等而下之之势, 更遑论比之于杜甫。二是诗歌艺术。其诗文的“廊庙气”遏制了其诗歌向更高艺术成就方面进行探索。也就是说, 太注重诗歌的雍容典雅, 就难以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 可见, 对于李白、韩愈二人, 张戒把他们放在了与杜甫同一水平而稍低的地位上, 这样的地位堪称特殊。 三、抑元白张王 在其论著中, 对于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代表诗人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 张戒的态度是臧否相参的。于是, 有论者言: “在《岁寒堂诗话》的评论中, 与杜甫处于相反位置的人, 大概就是白居易了。”笔者以为, 此论将白居易放在“与杜甫处于相反位置”似乎太过了。这容易造成错觉: 张戒对于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 是彻底否定的。但事实与此明显有异。 张戒的论著中, 涉及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诸诗人的条目有 8 则: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 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然其词浅近, 其气卑弱。 元白张籍, 其病正在此, 只知道得人心中事, 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 《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 《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 皆不若子美诗委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 不若子美一句, 人才高下乃如此。 梅圣俞云: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元微之云: “道得人心 中事”, 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 景物失于太露, 遂成浅近, 略无余蕴, 此其所短处。 世言白少傅诗格卑, 虽诚有之, 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张籍诗, 皆自陶阮中出, 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 其意伤于太尽, 遂成冗长卑陋尔。比之吴融、韩偓俳优之词, 号为格卑, 则有间矣。若收敛其词, 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 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 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但白才多而意切, 张思深而语精, 元体轻而词躁尔。 元白张籍, 以意为主, 而失于少文。 ⋯⋯皆人心中事而口不能言者, 而子美能言之, 然词高雅, 不若元白之浅近也。 由上述数则材料可见, 对于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 张戒的态度是明确的, 既肯定他们的长处,又不讳言他们的短处; 还在明确其长短之后, 提出了自己的纠偏意见。 具体而言, 张戒认为, 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的长处是“道得人心中事”, 以“意”为主。也就是说, 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 是关注现实的, 其思想内容是充实的, 有着张戒所推崇的 “儒”家之“意”。仅就此而言, 张戒对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的基本态度也是肯定而不可能是完全否定的。 谈到其短处, 张戒所用的词语有: “浅近”、“卑弱”、“略无余蕴”、“太详”、“太露”、“太烦”、“太尽”、“冗长卑陋”、“失于少文”、“不若子美微而婉”等。首先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其次,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一些短处, 其着眼点基本都在诗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 张戒对于元白张王的否定仅仅在诗歌艺术方面; 而在思想内容方面, 因为包含儒家之“意”, 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 张戒是肯定的。 针对有人认为元、白、张、王诗“格卑”之论, 张戒还给予了客观地辨析: 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诗与晚唐诗人如吴融、韩偓辈之“格卑”有着明显的差异, 是可救的。方法是“收敛其词, 少加含蓄”, 即从诗歌艺术方面再加锻炼, 便可与杜甫争衡。 可见, 思想内容方面对于元、白、张、王等人之诗的肯定,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儒家特色; 而诗歌艺术方面对其诗的否定, 则是因为其在表达方式上的违背了儒家传统诗教之含蓄婉转的要求。 四、品评小杜温李 张戒的论著中, 论及晚唐最著名的三位诗人杜牧、温庭筠、李商隐。 对于题材相同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和温庭筠的《过华清宫二十二韵》, 曾有过比较评价。从张戒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评诗论诗的标准是是否符合儒家诗教传统。 往年过华清宫, 见杜牧之、温庭筠二诗, 俱刻石于浴殿之侧, 必欲较其优劣而不能。近偶读庭筠诗, 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 无礼甚矣。⋯⋯庭筠此诗, 皆无礼于其君者。庭筠语皆新巧, 初似可喜, 而其意无礼, 其格至卑, 其筋骨浅露, 与牧之诗不可同年而语也。其首叙开元胜游, 固已无稽, 其末乃云: “艳笑双飞断, 香魂一哭休”, 此语岂可以渎至尊耶? 人才气格, 自有高下, 虽欲强学不能, 如庭筠岂识《风》《雅》之旨也? 牧之才豪华, 此诗初叙事甚可喜, 而其中乃云: “泉暖涵窗镜, 云娇惹粉囊。嫩岚滋翠葆, 清渭照红妆。”是亦庭筠语耳。 对于温庭筠的诗歌, 张戒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 温庭筠的诗歌“无礼”, 这是一个儒家诗论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 虽然语言新巧可喜, 但内容却无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戒指出, 温庭筠“岂识《风》《雅》之旨”。相比之下, 杜牧的诗歌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其诗歌语言也有如温庭筠者, 但其意却佳。可见张戒品评诗歌优劣的标准和落脚点是诗歌是否具有儒家诗教传统。 这样的标准同样体现在对于晚唐另外一位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评论中: 义山诗佳处, 大抵类此, 咏物似琐屑, 用事似僻, 而意则甚远, 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 而不知为世鉴戒。⋯⋯义山诗句, 其精妙处大抵类此。 其意是李商隐的诗歌有“佳处”, 有“精妙处”。所谓“佳处”、“精妙处”, 是指在看似琐屑的咏物和生僻的典故中, 蕴涵深刻的警世之意, 其落脚点又是“儒”家的诗教传统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张戒肯定了李商隐的诗歌。但同时, 张戒也看到了其诗歌的不足处: ⋯⋯唐李义山, ⋯⋯乃邪思之尤者。 与上则中言李商隐诗“喜说妇人”合而言之, 可知, 称李商隐为“邪思之尤者”, 当是指其诗多言妇人, 多写爱情。因为这些内容, 正是儒家传统诗论中份属邪思者。 综上所述, 对于所涉及的唐代诗人, 张戒常常抓住他们诗歌中与儒家诗教传统有关的某些特点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正如陈钟凡先生言“所见不脱儒者之窠臼”, 张戒的唐诗观, 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诗教色彩。 其原因, 我认为有时代和个人两个方面: 首先, 时代生活的影响是形成其唐诗观儒家特色的外部因素。张戒生活于两宋之交的乱世之中, 其时, 由于金兵入侵、中原沦陷, 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这给当时的社会思潮带来了新变化。原本生活于书斋、沉醉于琴棋书画的宋代士人们, 亲历了背井离乡、流浪逃亡的生活, 饱尝了国破家亡的苦难, 以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思潮成为了这个时候的主旋律。战与降( 爱国与卖国) , 也成了衡量美丑善恶的唯一标准。由于这样的一种时代思潮的濡染, 两宋之交的诗坛, 爱国主义诗歌占了多数。而诗论方面, 亦难例外。因而, 对于执著一生、忠君爱国的杜甫及其充满了爱国主义色彩的诗歌, 其时诗坛和诗论家们颇多认同和评价, 张戒《岁寒堂诗话》即是其中一种。 其次, 张戒的个性及其政治主张是形成其唐诗观儒家特色的内部因素。张戒是一个“梗亮之士”, 在当时朝中主和派当政的情况下, 他却坚决地站在主战派一方, 因此遭到了迫害。同样不顺利的仕宦经历使得张戒对于杜甫在其诗中所表达的情感, 有更多的认同, 从而确立了杜甫这一典范, 形成了其诗论贯穿始终的线索及其唐诗观的核心。 总体而言, 张戒的唐诗观, 在宋代唐诗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首发之功无人能及, 表现出张戒过人的胆识。具体而言, 张戒最先最明确地举起讨伐江西诗派的大旗, 其言“《风》《雅》自此扫地”、“诗人之意扫地”, 颇中江西诗派之要害。在此基础上, 他树立起与江西诗派相对立的另一面旗帜——唐诗,期望以之矫正江西诗派之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唐诗观得以产生。虽然仍显得单薄, 但张戒首反江西和首倡唐诗之“胆识”, 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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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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