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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主流社会政治理念和对楚辞评价之差异 摘要：汉代主流社会政治理念建立在汲取秦朝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及之前的治国经念的基础之上，先行黄老，后兴儒学。在汉代崇尚中正醇和的主流社会政治理念形成至稳固的过程之中，对屈原及楚辞之评价亦由于时势观念的变化、个体身份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 关键词：屈原；楚辞；汉儒；汉赋 王国维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经代代沉积、取舍、传承的过程，一代有一代之历史经验、现实需要以及由此形成之整体社会政治生态，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主题和主流价值观念。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历经多次朝代更迭和文化整合，只有顺天应人之政治体制和治国理念，方可得到民众之广泛认同，至于整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隆、社会长治久安。文学是为人学，固然具备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但一代之文学及其评价依然是在当时主流社会政治生态影响和制约之下进行，反映当时人们的一般状态。因此说来，研判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首先宜于明确该时期主流社会政治理念，方能够厘清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内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逻辑性，得出较为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一、汉朝立国之前的历史经验 中华民族治国理念、生存方式、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历经长久积聚磨合，至于汉代方基本稳定成型。其后，又经魏晋六朝之反思分割与探索实践，在汉民族与周边诸民族的协同研判取舍之后，至于隋唐，重新整合，在科举制度的规范之下，形成较为完备稳定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政治生态体系。 当汉唐国力强盛之时，儒家文化之魅力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作为后盾，得到普遍认同未可称奇。只有当既定社会秩序紊乱，固有价值体系崩溃，群雄并作，分裂割据甚烈，朝代更替频繁，各民族和各个政治势力充分展示其政治倾向、治国方略、价值观念、文化成果，进入类似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譬诸春秋战国、汉魏六朝、五代十国等时期，儒家文化依然能够接受诸多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检验，取得或再次逐步取得主流地位，这其中的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即儒家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其整体的非以人类为唯一主体的宇宙视野，值得深刻思考并予以深入研究。在当今仿佛历史重演，文明冲突加剧，世界范围又进入有类于百家争鸣状态的时期，在将来历史中，披沙捡金，何种文明以及生存方式能够经受时光磨洗而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当为值得深入探讨之历史主题。 一切历史均为当代史，世人多以当代之思维与现实需要，诠释古人。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即为历史经典阐释方式的转变。屈原及楚辞，产生于社会政治结构剧变之际，原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各种政治思潮价值理念缤纷展现，社会主流意识尚未形成，社会整体氛围稳固前夜。其后由于时代变迁，现实需要，其价值取向、存世理念、行文方式，将在汉代以至于将来得到不尽相似的评价。 上古经济落后，文明初萌之时，为生存计，不分彼此，戮力同心应对自然挑战，为孔子推崇之尧舜理想社会。春秋战国，社会发展、文化进步，“道术为天下裂”，带来的并非民众安居乐业，而是诸侯争夺，战乱频仍，民生疾苦。贪婪战胜理性，人欲主导行为，强取豪夺不以为耻，诈力任争反以为荣。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期犹甚。周天子王道既衰，成王败寇之理成为法则，弱肉强食之下，诸侯各自图存各谋生路。当此之时，诸子百家，次第登场；合纵连横，咸起并作。逐其利者奔走列国，述其道者拘陈厄蔡，谋其国者忧愤流离，全其躯者隐匿待时；或兼国而荣归，或狼狈而丧家，或忧怨而死国，或黄耉而独终。纷总总诸侯相争四百载。 秦孝公自商鞅变法，无论亲疏，率循法制，徙木取信，刑黥傅师，国势大盛。惠文王用权变倾危之士张仪联横之策，所向披靡，国威大张。百年之间，蚕食鲸吞，终至于剪灭六国一统天下。 天下分久必合，此乃天道民意。《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之言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翼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昔者先民自茹毛饮血至刀耕火种，从结绳记事到苍颉造字，消退野蛮步入文明，向往者无非求一温饱，得一平安，企慕天下无事以利繁衍生息。古者人君之本，在于联结人心保民安康，然后普及教化至民醇朴。然而，秦并诸侯连年征战后的统一，并未给黎民百姓带来安居乐业之福，而是另一个灾难的开端。 秦崛起代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何其强鸷。然而统一过程实为惨烈，秦灭泯六国，率藉武威，苟有抗拒，斩戮无赦。天下狼奔豕突有年，民众颠沛流离，“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秦朝立国之后，未曾少作安息，旋即西造阿房，北筑长城，鞭笞百姓，如驱犬羊；东封泰山，南巡云梦，普天同累，民怨沸腾。万民昔者饱经兵燹乱离，今又临苛政酷刑。秦徒耀武扬威摈弃文德，以为天下臣民唯斧钺是惧。过河抽板，鸟尽弓藏，国事未果，先行逐客，置万方才俊于窘迫之地。车同轨书同文本为创举，变作焚书坑儒，以削民智以防民口。史载：“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峻刑肆虐其民，既失其德；焚书壅塞民怨，复失其文。古者尚文德以养天下，暴秦兼失者。可谓帝基犹未固，民心已尽失，至于万民忿恚，张目耸耳待变。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诸代对“美政”的向往和对苛政、暴戾的愤恨，至于秦末，又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之绝境。此令人血脉喷张发愤之言，激发陈涉等死徒铤而走险。陈涉义旗甫张，天下响应，赢粮影随，以至鲁之群儒负礼器而从之。暴秦摧败，始自根基。先哲提耳训诫，二世置若罔闻；万世豪言在梁，阿房已成焦土；骄固横心御国，终至颠陨其首。 秦兴于六国之灭，亡又至楚汉相争。累年战乱之天下，已非人间。元张养浩叹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古谣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老庄主张远兵刃知雄守雌为政，目的在于与民休养生息，深根固柢，作长生久视之想。仲尼尚孝悌，仁爱和睦，君臣守礼，广修文德抚百姓而至太平。自古及今，苟非民不堪命，无死生之虞，何人愿起诸南亩，弃犁锄而执干戈，抛妻别子冒矢石。争夺与战乱必至于田园荒芜赤地千里，百姓涂炭民不聊生，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二十六章》凶年之中，饥寒又复乱离，如此循环往复对于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破坏惨剧。秦广有四海，犹逞其雄壮武威，老子具先见之明，曰“物壮则老”。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娄离下》秦不擅权变以养其民，唯知穷兵黩武，劳民动众；复行苛政，横征暴敛兼以酷刑峻法，视天下万民为敌，其兴也勃亡也忽。 二、汉代主流社会政治观念 汉初立国，颇思三代故事，复省暴秦之亡。贾谊言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待也。” 一舟既覆，足以警人。为免蹈强秦之覆辙，权变其法，改驱民奔劳为养民守业，势在必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曰：“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治国，充分考量前代行政得失，民心向背，以安稳为要，先行黄老。《汉书•外戚列传》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辅以激励措施，《汉书•儒林传》载：“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帝王德化其民，率先垂范，崇尚恭俭，民众摆脱暴政烦苛，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结和亲，后而北约入盗，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贾生曰：“劳民之易与为仁。”疲敝民众所求至微至陋，汉初国策，循依三章约法顺民意得天下之例，军政不扰人民，使之休养生息；设礼仪，置行政，封疆土，慰功臣，是以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此顺天应人之举，颇得民心。天下历“文景之治”，万民称颂汉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且为武帝隆儒，以进一步增强国力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提倡“不折腾”理念虽属老聃，实行“不折腾”政策当首推高祖。 在执行与民休息国策的同时，制定礼乐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史记•乐书》载：“《传》曰：‘制定功成，礼乐乃兴。’”汉朝国事甫定，高祖首倡礼制，使叔孙通创制度，垂典后世。《汉书•高帝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礼乐制》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 汉朝制礼，汲取前朝速亡之教训，文武相兼，尤重文德，辅以武威。《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载：“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儒生三十余人。”孔子儒宗，鲁儒生之祖，生不逢时犹拳拳于以儒道辅政匡时，致君尧舜，今者占尽天时、地利、人望。《汉书•儒林传》曰：“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叔孙通制礼仪，首用鲁儒生，是为遵循古制，重显纯儒，示之运承三皇五帝先圣正脉，以正天下视听。万民素仰慕古道，向往人君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任其安居乐业，是谓王风民草，众望所归。《汉书•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大局初定，其行政须文武兼备，德刑并举，若失刑罚，难免作奸犯科凌上为乱又起，故此叔孙通制礼，杂以秦制，非为倚重，实乃有以警示。 制定礼仪的指导思想，乃秉承上古传统，在一个“争”字上着眼。汉朝谋国者对于“争”的利弊以及一系列结果有着充分的引证研凿，并以战国、秦朝故事加以验证，由此形成了至为深彻的理解。 《史记•礼书》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此，着重分析礼制产生的原由乃是人欲之无止境，因此产生激愤与争斗，进而演变为动乱、战乱和征伐，自此丧失天下太平，甚者，常可致君臣失序，国祚堪危。《后汉书•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如此关涉邦国安危、万民福祉的要政，必然引起谋国者高度重视。 “争”既是万乱之源，故此“止争”为治国要术。如何止争，因应之法首在黄老、儒学。黄老尚无为、不争，其利在于大乱剧变之后有以安民心、复元气；其弊在于积久往往导致民心散涣，国政疲懦，难于保民长远，且少专门论及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失之粗疏虚泛。儒学具源远流长之“六艺”经典，凡是人伦自然，天同覆地同载，无所不及。 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是谓根深叶茂，广为熟稔。《汉书•儒林传》述曰：“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于是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窦太后既崩，武帝审时度势隆推儒术。儒虽难进取，可与守成，相对于黄老略为精进。武帝此举为考量国是民愿，作根本性国策制定，乃时代中进一步深根固柢的明智之举，并于西汉中叶作逐步完善和固定。 黄老以自然无为止“争”，儒学以礼义中庸制“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撰《法言》曰：“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汉书•礼乐志》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耻其乱也，古制雅颂之声，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圣王之道在于肃承天命，抚辑万方，混同一体，无所偏倚。儒学中庸之法，进而不过，退而不萎，中正和谐诸方兼顾。 王德如风，民偃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书•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若逢甘霖，就此生机勃勃，诸多学者以此显贵。“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武尊儒之后，六经博士峨冠博带，轩恢隆赫，“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武帝之后儒道中正醇和的社会主流政治思想大行于朝野，远方异俗向风慕义，各奉其职来朝。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第八》孟子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如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之太平盛世，究其本源，有合乎群生之大道行焉。该种主流社会政治生态，必然延续到朝野各个阶层的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由于汉朝繁荣的经济支撑下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威慑，远方夷族整体上心悦诚服，略无觊觎之心，有汉一代未有亡国灭种之虞和道统剧变之忧。安定和睦的整体社会氛围中，儒家文化的中和醇正理念得到长期的上层倡导，社会各阶层的合力实行，徐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至于汉末桓、灵之变态，朝堂竞成贾肆，后宫化作瑶池，史载灵帝光和四年，“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后汉书•舆服志》曰：“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新唐书•车服志》曰：“进贤冠者，文官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荒乐昏乱，败毁礼仪，实大悖乎“君庄臣恭”之义。礼仪丧失，果至上凌下替，酿成汉末大乱，终于天厌汉祚，自取其咎。汉代诸侯割据，疆土分裂，连年征伐之惨烈后果，并非循规蹈矩礼法群儒之故，恰恰在于朝堂失礼于前，诸侯并作在后。法而有情有德谓之礼，前代礼崩乐坏之际，孔子汲汲乎仁政，是为深痛为政者失礼，群生之罹殃，曰“克己复礼为仁”，目的还是制约规范诸侯守礼养民。司马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上古之时，人类从蒙昧走向智慧，从野蛮走向文明，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和完善之际，端正礼仪是为依法治国，遵守儒道是为和睦人民，确为历史条件下无可替代之选择。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进程之中，儒家学说对于治国理念、君臣之道、荣辱之境以不偏不倚中正和谐为准则，极有利于农耕文明守土置业发展经济，和合民风稳定社会，因而为社会普遍接受。也是由于汉代以来采用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之社会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思想，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其它种族，中华民族文化虽迟重但稳定，虽文弱但圆满，虽非激越却少纷争，虽不尚武却长期统一。自春秋至今，历史记载、文化传承未曾稍有间断。古代社会，分裂意味着战乱纷争，民生疾苦。例如欧洲延伸至二战的数千年频繁的战乱导致四分五裂，而今又汲汲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古人未见得较今人愚钝，儒学之利弊早在汉朝立国之际就为国人熟知，叔孙通曰：“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数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崇尚文德治国，以天人合一不兼利物尽的可持续发展为生存理念，是为长远宏阔的视野，具备难能可贵的先见之明。若以军力强弱为分际，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总量为标尺，枉自菲薄中华传统的文德文化，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摩肩接踵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类欲望为先进价值观念，实非长生久视之道。 汉代主流社会政治理念，自然地延伸至文学评价层面，由此对于产生于乱世剧变之境的屈原及楚辞，进行重新评价，以贴近时代脉搏，合乎时代需要。此种对待历史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式，并不悖于现当代号称最进步的中西哲学思维的基本模式，自然也属于并非凭空而生的现代思维和方法的源脉之一。 根据屈原楚辞在不同时代之评说，或可得到相应之启示在于，近代至今，对待历史和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亦缘于“三千年未有”之时势剧变，价值标尺的不同，产生不同于以往之负面评价。从今而后，可能又会因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在即，锦衣富贵之后，追根溯源，得出超乎实际的结论。 三、汉代对屈原及楚辞评价之差异 关于汉代对屈原及楚辞评价之差异，郭建勋教授在《先唐辞赋研究》中指出，“论者大多认为，贾谊、刘安、司马迁等人的观点大体上一致，而到西汉末和东汉，在评论屈原和楚辞方面便出现了明显对立的意见。站在对立面批评屈原的就是扬雄和班固。” 但凡政权稳固，政治进入常轨，社会主流意识形成之后，乱世对敌之权变法术，发愤争夺之激烈思想，一切古往今来的政治文化均依据时势之变化和现实的需要，作重新评估和定位，譬如对待“六经”，汉儒之解读亦非尽同乎既往和将来，对待屈原及楚辞亦是。 西汉至东汉中叶，社会大局稳定，基本上处于上升至稳固时期。汉代主流社会政治理念如《后汉书•礼仪》所云：“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主流的文学审美倾向则是汉大赋文风的汪洋恣肆，雄奇瑰伟，敷陈扬厉、始奇终正。扬雄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极声貌以穷文”主流政治文化非为一蹴而就，是一个高层倡导，中层推行，民间响应的逐步演变过程。武帝隆儒政策之推行，颇费周折时日。史载公孙弘为学官，奏武帝曰：“小吏浅文，弗能宣究，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秦推刑法，楚汉之争唯力胜，汉初行黄老，其后儒道“六经”渐为正统。缘于时势语境之变，在汉初、两汉之交以及后世，对于楚辞和屈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不同之评价，是为合情合理的转化过程。 试结合时代、社会和个人状况，分析贾谊、刘向、司马迁、扬雄、班固诸家对屈原及楚辞评价之差异及其缘由。 贾谊、司马迁汉初之士，个人困顿遭际有类于屈子，可亲感屈子之痛，作设身处地想。然世易时移，国家整体政治文化状态与屈子时代委实大为不同。 贾谊才学出类拔萃。《汉书•贾谊传》载：“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由是观之，其立于朝堂之上，较之诸臣颇有鹤立鸡群之态。故此“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委以重任，“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位。”贾谊且待平步扶摇，大展宏图之际，“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曰人不被妒是庸才，但少年得志树敌过众亦非幸事。贾谊涉世浮浅，难免行政疾急略无顾惮，牵涉宽泛致人惊惧。绛、灌、东阳侯、冯敬乃肱骨国柱之臣，于汉有生死血脉关联，贾谊世无攻城野战尺寸功劳，为诸公视作鼓唇摇舌机巧之辈。人君御国，首在权衡，李冰治水八字真言曰：“遇湾裁角，逢正抽心”，用于治人亦然。故此列侯王公卿之议甫出，贾谊就卑湿矣。 文帝时节，海内升平，朝堂人才济济，国政蒸蒸日上，社会安定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史称“文景之治”。无为国策之下，贾谊诸奏陈，可疾可缓。例如“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贾谊此去，既可作边地历练，朝堂之上也不害短其一人，更可少安众人之心，免除无妄之变。孟子引齐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趁势；虽有锧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贾谊适长沙年方二十三岁，正若申时之日，卷怀以待光阴实盛。文帝乃仁德有心君主，常思贾生，其后三年果复重用，“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也，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谊常从帝论国事，颇有军国行政奏策闻上且载诸典籍，弘论遗泽至于今日。若非梁王坠马以薨自责而终，前途未可限量。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贾谊较之屈原，个人状态、国家情势不同，作文立足点有异。贾谊从个体自身处着眼，其被疏是由于年少才俊，升迁过速，行政急迫，触犯众怒。政通人和时节，其忧忧在自身，且知晓个人之微如纤芥，作《服鸟赋》曰：“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其时风华正茂，处文景国朝大治之时，一时之挫大可韬晦待时。屈原从整体国家民族思考，亡国灭种，故都崩摧，民众迁徙颠沛，其惨痛实剧，故而作强鲠之争，为楚王所疾。时政凋敝之时，其忧忧在国家，深感社稷重如泰山、危如累卵，《离骚》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子暮年，时不我待，曰：“老苒苒之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二者结局迥乎不同。贾谊幸逢盛世明君，偶作起伏，重获宠用，未为不遇；屈子值乱世庸主，朝谇夕替，死不可让，托体清流。 贾谊作《服鸟赋》，既为以黄老自疏，亦可延伸至一切有违时命，累于穷途之士。史迁曰：“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文景盛世，不如此又当如何。苟其效屈子形状，为长沙王太傅时未能自藏以待，忿怼以步屈子余波，于己何益，于国何伤，焉能有伊、管之比。又，秦自孝公始，举国历百年攻掠，时势日见明朗，当此剧变前夕，若屈子如贾谊般抱守其身，蜷曲待时，俯仰逐流，“独与道息”，睹故国陆沉鱼烂，朝夕崩摧无以挽扶，愈寿愈辱，徒取其悲而已，何来《离骚》之辗转忧思，愤懑激越，何以有“辞赋之宗”、“与日月争光”之誉。 司马迁刑余之人，为屈原作传，于心有戚戚焉。班固为史迁作传，曰：“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屈子、史迁之困顿两相比较，略可知其相似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屈子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迁《报任少卿书》自述曰：“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就个人遭际而言，史迁身心惨状有甚于屈子，因曰：“适长沙，观屈原所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史迁通博，于万类缤纷抽绎精髓，颇受屈子激励，苟无屈子精神，冲天志气，残缺垢辱之躯，断难沉思属文章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诟莫大于宫刑”，史迁刀锯之余，不以死生为念，且熟稔古今，曰：“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50]私语真情，所陈当为无所规避之内心实感。陆机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观史迁之《报任安》••••••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详总书体，本在尽言。”史迁私书中将屈子列乎圣贤之列，作设身处地之想，将屈子以自况，盖仰慕屈子言行，评屈子直裁刘向之文，对屈子赞誉有加。 窥测诸评论屈子楚辞的大家，刘安之论最为褒扬称意，而又最难判研，原因在于刘安经历极为复杂，善恶交织，言行两出，于其人实难与评断。故此史迁唯取其文，虚掩其人。 刘安王淮，值景、武帝治世，有烈志，图汉祚。即便屈子果真“暴显君过”、“露才扬己”，淮王倍焉。史载刘安欲伸己志者，无论亲疏，苟为阻滞，一例为敌。父厉王在日，时时怨望厉王死。及至受王爵，恩渥尤盛，武帝且以安属为诸父。礼遇尊重如是，刘安非不念人主仁厚，以怨报德，屡屡摩拳擦掌，厉兵秣马，阴谋数十年，欲与汉一争高下，终于以刃自刭死。《盐铁论》载：“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刘安反状详载于《史记》、《汉书》，《盐铁论》亦有述评，前后相续，或为信史，读来甚为叹息。若言其美屈子或欲引为俦列，大谬。二者立场形同天壤，屈子立乎忠，刘安立于反；屈子止于怨君，刘安欲以弑君；屈子沉江以自洁，刘安自刭以免刑。文、景、武帝时，天下本无事，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者，虽为刘姓宗室家事，难免驱遣百姓冒干戈乱离之苦，未果也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如是：“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初读时甚喜，续读之甚恶。厉王，刘安父也，为人子若是，实乃禽兽不如。政治争夺，殊难定论，不偏为上；家庭伦常，人之所源，万难忽掩。“怨望”之说，既无言语旁证，或为史迁擅用之心理描写，当属臆测，兼曰“未有因也”，看来委实证据不足，暂且存疑，未可实信。状人宜于条分缕析，因果相循，功过分明。若善恶杂糅，寸简数意，有果无因，至人瞠目结舌，百思无解。如此史家之笔，有利如刃者。盖史迁悲惨，岂能忘身残何由，且刘安当代叛逆，朝廷挞伐交加，故就势张目杂陈，不隐刘氏大非。班固醇儒，刘安已作古人久矣，依厚古薄今之例，掩其证据不足之怨望厉王死一节，《盐铁论》亦然，且功过陈述分明，徐徐可感淮王其人，还历史本来面目，或可稍安阅者之心。 谋逆巨恶，岂能无因。“子不教，父之过”，刘安父厉王长乃高祖少子，览厉王言传身教，或可稍觉刘安叛逆之由。史载厉王“骄蹇，数不奉法”。“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群臣屡奏请文帝诛之，“上以亲故，常宽赦之。”终不忍诛而废之，拟遣蜀郡，厉王曰：“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而死。上述史料可略知刘安“时欲叛逆”非为“未有因也”，盖性格遗传、环境熏陶使然，自幼耳濡目染乃父横暴篡逆作为，效法而已。亦可证文、景二帝无为之政、妇人之仁虽取一时之效，长此以往必致纵凶为祸，危及国本，也知汉武隆儒于国于民之合理、及时和必然性。 甚幸自古尚不因人废言，刘安离经叛道之王，历史条件之局限，察其行不必观其言，观其言不必察其行，切中为要。但就艺文一端考辩，《汉书》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周旋宫禁风采及诸遗泽后世经国不朽之业，史迁博物洽闻，《史记》号为“实录”，竞未着一字，或为武帝时节忌美反王刘安，也是语境之故。就此有意无意间之疏漏，造成通篇传记，录一彻头彻尾乱臣贼子，实难服人。桃李成蹊，物以类聚，数千儒、墨非瞽非聩，略可知刘安处世或有可观。平心而论，古往今来，安于封邑碌碌无为之王甚众，刘安翰墨遗存，文章炳焕，虽营目前之务，未遗千载之功，当属有为之王。于“宫阙万间，都化作了土”之时日，依然可品味《离骚传》绝美辞采，辩屈子汉初形象，亦后世之福。历史不可再设，若刘安果践汉祚，风骚未始逊于唐宗。古语成王败寇，刘安、李世民之谓。 刘安豪气干云，偿言“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生于文帝之始，薨于武帝隆儒未久，难觅儒学绳墨规矩，或言“公侯胸中可走马”，王者风范，眼界宏阔，出言斩截，无所忌讳。皇胄身份，“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视草乃遣”，非为辞人、史家可望其项背，可知一言既出，顷闻朝野之状。《离骚传》钦命制作，岂可言出蹊径，可知全面盛誉屈子，是为当时舆论主流。刘安以王侯之尊显富贵，“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不乏交游文士，写作班子，有类吕不韦者，可知文学之盛，言行影响之广。史载武帝爱秘其文，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非屈骚烂熟于心，研炼精审，成竹在胸不能为，亦可证屈子辞赋于汉武时代备受推崇之盛况。览《离骚传》节引百余言，经陈纬设，雕篆举裁，罗列美辞，镂织妙喻，亦堪称一字千金。 扬雄疑古，班固持正。两汉之交，儒家定于一尊，东汉犹甚。文学评价“依经立意”，文学为经学附庸，仿佛“哲学为神学之婢女”。扬班之俦久居汉土，世享汉禄，沐浴文德，浸润儒道，兼之时运顺通君臣守礼，以所学之长，儒经标尺，量裁屈子，得出有违中和之结论，切惋屈子之死，为屈子计，作权变之想，亦为常理。屈子毫无顾忌遮掩的怨君思想，不合流俗的孤傲观念，舍我其谁之奋争精神，绝望沉江之激越行止，实难容于以君庄臣恭、中正醇和为主流观念的时代。 扬雄最为疑古，疑古须见功力，犹重以理服人。《汉书•扬雄传》曰：“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记诵之学易做，自成一格难为，孔子犹述而不作。然而前人之述备矣，非反其道行之不足以显身。“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针处囊中，鲜有不出其锋。扬雄才高，敢疑诸子“诋訾圣人”，“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诘史迁“颇谬于经”用“法”运斤成风。其“法言”运于屈子，《反离骚》出焉。 合众声于中和，讲究君臣之道，为国家长安久治之根本，这一理念，贯穿于有汉一代的治国行政过程之中，并载诸典籍，因而对于超越礼义中和的言行进行反诘，扬雄亦不免俗。扬雄唯乐研习纯正经典，非圣不好，拂意不事，处处讲究中和纯正。史载：“《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纵观扬雄，自少及长，在野在朝，是为承接传统儒家文化，心绪端正，目标明确，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醇儒，嗜经典、崇圣贤，慕相如，惜屈子，兼好辞章。扬雄既为庙朝醇儒，亦为辞赋大家。政治现实，文学虚构，政治、文学家双重身份，相互影响渗透，常致人性格落差。政治尚文德治国之浪漫，文学兼载道化俗之现实，是为中国古代一显著特点，科举时代尤甚，后文将作详述。汉大赋或具颂赞功能，故此扬赋多辞采，在于以文学形式彰显国威、称颂汉德；也多有喻示，意欲复归中和、致君尧舜。《文心雕龙•颂赞》云：“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汉赋和颂赞，在表现手法上似有所融通。 扬雄对于屈子辞章评价，颇以为文过相如。相如，辞宗也。以文学家身份研析屈子辞作，于其文学形制辞采，引以为文章之源，推崇备至且多效法。以醇儒身份儒学观点评价屈子价值取向，就《法言》条目校量屈子，又必然得出有违君臣之礼、中和醇正之结论。观其制作，《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多为骚体，穷形尽相，意象手法源出楚辞，多为《诗经》所未具。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扬雄作赋多肖屈子，且形制意象出于屈子而又靡丽繁缛于屈子，然终难抵《离骚》境界。原因在于时势、身份之异。文章憎命达，俞平伯先生曰：“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屈子本为贵胄，无须借文以显达，藉篇以扬名。屈子处江湖山野之僻，以流放之身，彻骨之痛，抒情本乎内心曰“为情造文”。览《离骚》，非止于讽劝，为重责其君且作决绝之言。屈子临死之人，托幻天界，平视诸神，并无朝堂森禁，唯直抒其志，直达本心。由于脱落诸多绳墨，故究揽古今，广纳辞采，尽相穷形，人神兼作。其纵横无双之象，驱驰无极之美，超越经典，自成新制，文章自由，肇始于滋。此其志未为常人所能肖者。 扬马制作，规矩甚多。史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如此定式，起于辞采，止于中正，大赋多行此法，始奇终正，循规蹈矩，非为文造情而何。《资治通鉴》载武帝时，“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配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可知武帝时代，诗赋合乐乃是一个国家主导之下的联合制作过程，汉大赋恢弘壮阔，代表汉王朝强大国力与高度自信。一言蔽之，屈子作文为己，扬马作文为人。 至于屈子去就，扬雄类似史迁，设想的“顺适所遇”未必适合于屈子。《汉书•扬雄传》云：“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反离骚》云：“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史迁曰：“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然而，时势之异，史迁非生不能明其道，屈子舍死莫能申其志。 扬雄所尊时命君子之道，为汉儒诠释经典之后方流行之处世理念，于屈子时代并非主流社会思想。屈子既为楚君同姓，又为朝臣，服膺周天子否，未可知之，但断断难乞怜臣服于贪戾之暴秦。周室衰微之后，楚秦虽同为侯王，诸侯自治已久，事实上是为异邦，孟子曰敌国不相伐，秦攻楚诈拘其君，不仁不义，屈子忧思爱国，竭诚尽忠是为天道。扬雄诘屈子非适其所遇，有类驱汉帝服膺于匈奴，唐主称臣乎土藩，关乎国家种族存亡者。屈子重臣，本有辅弼匡扶之责，焉能忍而终古。其怨君本乎忠君，其忠君又非愚忠，《离骚》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可见屈子之清醒且感觉危机重重。若任国君昏聩，谗佞误国，社稷倒悬，仓遑辞庙，上愧于天，下愧于民，中愧乎己。屈子何人，宁舍一己之躯，断难苟且曲意。故屈子曰：“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王逸《离骚序》曰：“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览后世腐儒，滔滔赤心，震天忠义，苟为生死，鼠蹿狼奔。屈子心怀家邦，不畏强暴，死命相抗，为苦难中纭纭之众以无尽激励与希望，后世朝野景仰类似屈子谋国忠君高风亮节，若众星拱北，如水之东。历代修《忠臣传》以显昭天下，实褒勉屈子俦列也。 郭建勋教授认为“扬雄的《反离骚》不仅肯定了屈原，而且对这位伟大的诗人作出了高度评价，它与贾谊的《悼屈原赋》同属伤悼屈子的真情之作。”《反离骚》中对屈子的高洁、忠贞颇多钦慕赞誉，非为责屈子自沉，实乃出自景仰屈子之高尚德行，忧其性命，深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者。扬雄囿于从上近臣身份，既为人君所重，言行当为世范，若称颂屈子怨君沉江，不啻鼓吹与人主命抗，于人于己于时何益？史迁曰“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屈子既有怨君之直言，又俱旷世之才具，若舍此二端，其死与蝼蚁何异。文人惺惺相惜，扬雄当为叹惋屈子生不逢时。又兼扬雄好反诘古人，诸子不免，屈子非为上古圣哲，全盘溢美无一指摘不合常轨，故此扬雄略言屈子行止之不合汉时，明反实伤，而于文法则推崇备至，应属“中和之发”、不偏不倚合情合理作为。 类比贾谊与扬雄之言，《吊屈原赋》与扬雄之《反离骚》唯题名有异而内涵相似，均美屈子高洁，惋其自沉，劝其卷怀以待。扬雄诘屈子，较之班固对《离骚》风格与内容全面质疑，仅只从个体自处方式上进行规劝，远未达到班固之程度，因其“反”字，遂成朱熹之的。着一“反”字而争议至今，可知孔子“正名”之言确为的论。 班固处汉代中后期，国政朝纲固滞时日。郭建勋教授指出，“班固是东汉大史学家，世代习儒，浸透了东汉经学家的酸腐之气，因而从正统的儒学价值观出发，对屈原提出了远较扬雄激烈的批评。”“班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评价并不一致，而多矛盾之处。”班固《离骚序》自形式至内容对《离骚》均有訾病，且责屈原。整体来看，班固在野或在朝、受诏著史之前或之后、作为史家或辞人时，缘于不同身份地位，观察侧重考量角度之不同，对屈原离骚评论的确“多矛盾之处”。尤其在屈原个体价值取向上，班固荃不察战国末年混乱诈力之时势，唯以汉代稳定滞重观念规则度量屈原及辞作，必然得有违经义法度的结论。 班固在野之时，“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意而已。”较诸扬雄唯好圣哲之书，班固广博，有良史之才。当其未显之时，未尝不忧惧于怀才不遇。《后汉书•班固传》载：“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少屈神威，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班固未曾宦达时节，唯恐遗屈子不遇之恨，视屈子行止为纳忠沉江，屈子辞章垂典万世，可谓盛誉。卞和所怀和氏之璧，乃“天下所共传宝也”；《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拳拳之心，唯忠贞耳。班固将卞和、屈子并举，可知其极言屈子志向之贵。此时班固年少，无诸多绳墨系之，书生意气，当发则发，当言则言，率意纯真。 班固为官愈久，愈为老道持重。经典法度之外，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踟躇。“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恩渥固隆，何敢轻玩。伴君如伴虎，前者史迁口舌致刑。（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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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8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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