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进
网络文摘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的形成发展与诗话相关联,它在编写体例、性质特点及批评方式等方面也颇与诗话相类似。赋话内容丰富,历代保存下来的赋话文献也相当可观。但对赋话的整理和研究,却远没有像诗话那样受到重视和取得像诗话那样的成绩。 笔者曾撰《赋话初探》[1]、《浦铣和他的两种赋话》[2]等文初论赋话,后又在拙著《中国赋论史稿》[3]中对赋话的内容及价值特色等有所探讨。本文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赋话与诗话相关联的角度,着重对赋话的渊源及宋王铚、清浦铣等人在赋话发展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赋话的渊源与笔记 诗话出现于北宋。关于诗话的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本于钟嵘《诗品》”,现今学术界则一般认为应包括宋代以前的诗歌理论批评和前代记事笔记这两条主要线索。“赋话”之书的出现与诗话不同而晚见于清代,但大体以记事与品评为主要内容的赋话的形成,也同样受到前代诗、赋理论批评及记事笔记的影响。因此,要推寻赋话的渊源,也应该上溯至西汉以来的古代诗赋批评史,尤其应重视魏晋以来笔记文体对赋话产生的重要影响。 赋论开始活跃于两汉。汉代赋论受当时儒家诗学思想的影响,论赋者往往以儒家诗教所认定的《诗》的“美刺”、“讽谏”价值来衡量汉赋,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抑亦《雅》《颂》之亚”(班固《三都赋序》)之类以“诗”论赋的观点。汉人论赋,既探索赋的体制、渊源、赋的创作目的与艺术特征,强调汉赋尚用、讽谏的功利作用,也评论了赋家赋作。但汉代赋论大多是片段、零碎的,散见于各种文史哲类著述中。其中,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批评相如“多虚辞滥说”之语,《汉书·王褒传》记汉宣帝刘询“贤于倡优博弈”之说,扬雄《法言·吾子》以“或问”、“或曰”形式讨论赋的讽谕及所谓“丽以则、丽以淫”的问题,桓谭《新论·道赋》叙载“扬子云工于赋”的故实和“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的论点,王充《论衡·谴告》诸篇对马、扬诸赋作零星片断的评议等,大都具有漫话随笔性质,而并非系统的赋论,当可视为后世赋话的滥觞。 魏晋六朝的赋论,较之于两汉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一是此期赋论不再像两汉那样偏于“美刺”、讽谏的政治功利判断,而是注重对赋体创作内部规律及赋家才情品性等主观因素的探讨,开始体现出赋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如曹丕、左思、陆机、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均有谈赋的言论或文章。如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皇甫谧《三都赋序》指出赋为“美丽之文”,都是在赋论史上很有影响的观点。而陆机《文赋》说“诗缘情于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明诗”之外别立《诠赋》篇,萧统《文选》分类文体而赋先于诗、骚别于赋等,则表现了区别诗、赋文体的批评观念。二是出现了传为东晋葛洪所作《西京杂记》及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这两部很有代表性的笔记著作,比较丰富地辑载了西汉至魏晋间赋家的作赋故事、论赋见解以及时人的品评议论。这两个源头,在后代赋话中合流或分流,对赋话体例内容、性质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此期记叙赋论赋事的笔记,更成为了后世赋话形成发展的渊源。 《西京杂记》是一部杂载西汉逸事传闻的笔记小说,书中记有不少有关西汉人作赋、谈赋的资料。如该书卷二记载说: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里,既有司马相如“忽然而睡、焕然而兴”的作赋故事,又有他所谓“赋迹”、“赋心”的论赋见解,但都属于随笔、“杂记”的赋话性质。后世论赋者,如晋成公绥《天地赋序》、唐李白《大鹏赋序》、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清孙梅《四六丛话》及刘熙载《赋概》等,对此多有征引或发挥。由此也可见《西京杂记》所载赋话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记载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而此书中的“文学门”亦有较多关于赋家、赋论的叙载。如其《文学篇》所载数例曰: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所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庾仲初作《扬州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如上数则文字,或记赋坛轶事,或载作赋故实,或叙时人的评议,或是记事中兼有评论,在带有轻松、诙谐意味的语调中叙事谈赋。其内容、体例、风格均与后世诗话、赋话极为近似。后之学者如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认为《世说新语》“已开诗话之端”,如果我们说它“已开赋话之端”,当亦未尝不可。 前承汉人赋论及魏晋六朝笔记小说的传统,唐代虽少有专门的论赋文著,但这一时期的笔记、诗论,仍载录有大量的赋话资料,内容大多集中在对汉魏六朝赋及唐时律赋的史事与评价方面。如中唐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辑《文镜秘府论》内,保存有皎然、王昌龄等对赋的解释和关于贾谊、木华、孙绰、鲍照等汉魏六朝人赋作的评论。孟棨《本事诗》,罗根泽先生以为“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则与笔记小说有关”[4]244,其中也有话及赋的内容。此外,还有李肇《唐国史补》、赵璘《因话录》、刘肃《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载有部分话赋资料。如: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唐国史补》)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唐国史补》) 李相国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因话录》) 唐人的这一类笔记著作,或记作赋史事,或评赋家作品,偏于探求本事,但也表明了一定的赋评见解,已颇接近于后来的赋话。 此外,中晚唐以来直至五代宋初,还产生了大量谈论律赋作法、格诀的赋格著作。如唐时的《赋枢》、《赋诀》、《赋门》、《赋谱》、《赋要》、《赋格》等,这些赋格书今多亡佚不传,但诸家史志多在“文史类”著录,推其体例内容,其中如论作赋方法、格律等,与后来论作赋之法的赋话抑或有些许相通之处。 综上所述,在赋话形成以前,我国古代赋学批评已经过了自汉至唐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可以得到两条线索:一是从班固《两都赋序》、左思与皇甫谧《三都赋序》到刘勰《诠赋》、白居易《赋赋》等相对专门的历代赋学论著;二是从汉人著述、史籍中有关赋事的记叙,到六朝《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和唐人《本事诗》、《唐国史补》、《因话录》、《大唐新语》等笔记及诗论中有关赋家赋作轶事遗闻的记述。这两者,前者对后来赋话的影响主要是在对赋家赋作的批评鉴赏方面,后者对赋话的影响主要是在随笔记事的性质及体制方面。 赋话,就渊源于这两个方面,是这两者相结合并不断发展演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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