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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戎万里未投笔 赋得八月梨花开
【内容提要】 唐代科举入仕举步维艰，使府辟署使举子得以另辟蹊径，从而造成了文人竞相入幕这一唐代特有的社会现象。“秀才从军”不仅是终唐科举制度、辟署制度的作用物，而且也构成我们透析唐代诗歌的思维视点。 【关键词】 科举入仕 使府辟署 秀才从军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其弟嵇康写了《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到了唐代，取士科目大体“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此岁举之常选也”。秀才科，在太宗贞观年间以前，一直是等第最高的科目，后因“此科取人稍峻”，加之“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此后，“士族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而“大抵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然唐人对进士仍以“秀才”称之，李肇曾言：“进士为时所尚久矣……通称为之秀才。”本文借用嵇康诗中“秀才从军”一词，以说明唐代科举进士及第的文人入幕这一现象，进而探讨其入幕的原因和“秀才从军”对唐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科举入仕——山重水复疑无路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记有武德四年敕令及次年贡举 考试 的具体实施，标志着唐代科举的正式确立。《新唐书》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者，谓之乡贡。”这句话道出每年一次科举考试考生的两个来源。唐代 经济 繁荣，文化复兴，统治阶级重视 教育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学校体系，《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对此有详细记载，自学成才者更是不可胜数。而科举及第人数却少得可怜。《 文献 通考》记载，终唐一代289年，举行科举考试266次，录取进士6442人，进士及第者大体稳定在每年30人上下，仅占参加省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而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官僚大族子弟，以权势取得，则一般士子及第者就更少了。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正道出了进士及第之艰难，《唐摭言》中还记这样一事：天复元年,及第者曹松、王希羽年皆七十余,刘象、柯崇、郑希颜亦皆年逾耳顺,时谓五老榜。孟郊46岁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的欣喜化成别具一格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因何具有如此魅力？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科第已成为入仕者的敲门砖。然而刻苦攻读、甚至是耗尽一生心血，即便金榜题名也并不意味着顺畅仕途的开始。唐代进士及第后，仅取得做官资格，即“出身”，须通过吏部考试，才分配官职，即“释褐”。进士及第者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等。制举与科目选选人数量极为有限，故吏部铨选是及第者入仕通常走的道路，然程序繁多，由此入仕，缓慢而又艰辛。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大多按常规等待三年守选期满，并要经过繁琐的程序和严格的资格审查方可参加铨试。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记载：“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吏部铨选主要试身、言、书、判。铨选试判，难度最大，并且判词的内容也逐渐变得艰深古怪。《通典》记述了这种变化：“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上宰相书》载韩愈“四举于礼部始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十年未能得官。再如独孤及在《送孟评事赴都序》中所记：“孟子以乡举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时中杨叶者，今或蔚为六官亚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遇与不遇，何其寥敻也！”进士中甲科，过了二十年还是一介青衿，这在唐代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中晚唐之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寖坏。”也正因如此，所以当欧阳詹进士登第后，其亲故相酬贺，但他在《及第后酬故园亲故》中仍有“犹著褐衣何足羡，如君即是载鸣时”之叹。
科举士人的初仕官品较之荐举、门荫入仕、上书拜官、军功入仕、应征入仕等途径入仕官品皆低。按《新唐书·选举志下》所载，进士及第分甲、乙二等，甲第，从九品上，而唐前期进士甲第者绝少。进士乙第则仅为从九品下。唐代门荫入仕定品，从一品子的正七品上到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从九品下分列十等。进士乙第同于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荫品规定。傅璇琮先生曾说，进士及第后无论是应制举还是应吏部试，及格后所授官职，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授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太子校书郎等清职，如张九龄“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正九品上）。”穆员《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载：“天宝中擢进士，调太子校书（正九品下）。”杜牧《唐故东川节度使赠司徒周公墓志铭》载：“举进士登第，始试秘书正字（正九品下）。”二是授京畿县尉。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四下》载：京县，“尉六人，从八品下”，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三是授以外地州县的佐官，如梁肃《给事中刘公墓志铭》：“天宝中进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从九品）。”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从九品）。”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唐初科举士人入仕，不论是制度涵定,还是实际操作，都是在低“品”位上运作。
二、使府辟署——柳暗花明又一村
唐代进士及第后入幕，成为节度、观察等使府辟署的僚佐，以至升朝显达，则是一条不经吏部铨选而入仕的要津。使府辟署的形成和 发展 ，与使府权限逐渐扩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辟使府的主要原因。唐初遣使巡察地方，就允许其自辟僚佐，《通典》载：“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新唐书》载：景云二年(711)曾一度设置二十四都督，察刺史以下善恶。旋以其权重难制而止。后来又设十道按察使，屡罢屡置，最终于开元时固定设置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和内地的采访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为解决当务之急，下制放宽了诸使自择幕僚的权力。贾至《元(玄)宗幸普安郡制》云：“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肃宗、德宗很快注意到诸使“自简择”的弊端，开始对诸使、诸州进行限制。然元和十五年中书门下又奏：“见任正员官充职掌等……请自今已后，诸道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年者，即依资与改转。如未周者，即量予同类试官，如此处分，庶将得中(敕旨依奏)。”正员官当包括刚及第举人入仕者，入辟使府经一年即可依资与改转，较之“三年守选”，加快了幕僚的晋升速度，增加了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吸引力。大和三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五月八日敕节文：诸道诸使奏判官，所奏虽官资相当，并请限曾任正官经六考以上者，比拟监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与比拟殿中侍御史，以上节级各加三考，如曾诸色登科，超资授官者，不得此限。……如京六品以上清资官，并两府判官，及进士出身、平判入等、诸色登科授官人，不得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监察已上者，亦任准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文，依月限处分，余望准前敕施行(依奏)。”及第举人在诸道、诸使中供职者不受敕文限制，可超资授官，为其入辟使府、迅速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开了方便之门。
辟署制摆脱了吏部铨选的繁琐程序、僵化的取人标准和资格上的种种限制。进士及第者竞相入幕为僚佐的现象，中晚唐尤为普遍。他们被延入使府，一般可辟署为判官、掌书记、推官、参谋等职，奏报朝廷可授宪官或检校官，以示其品阶和身份。使府僚佐所带宪官，通常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等。这一类宪官大多属于清要官，如监察御史，时被列入自进士而历清贵的八俊之一，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三《制科》载往往可以“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正如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所言：“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使府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发生重要变化，节度使、观察使等大致由儒臣担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原因之一。且唐代幕府事繁任重，对于府主来说，须参佐得力，方成事功。如令狐楚曾先后入桂府王拱、太原李说、严绶、郑儋幕中充掌书记、判官等职，凡奏疏之事皆出于其手。“（唐）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儋暴死，不及占后事，军大欢，将为乱。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使草遗奏，诸将圜视，楚色不变，秉笔辄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军乃安。”令狐楚的非凡文采与才能，致使征辟他的府主受益匪浅，声名远播，而且还能帮助府主解决兵变等至关国运的大事。府主在军事上也多仰仗使府文人的参佐。如张建封事马隧幕中，马隧“军务多咨于建封”。参佐引用是否得人，取决于节帅是否知人善任、礼贤下士，也会直接影响到府主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因此，“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权德舆“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府罢，杜佑、裴胄皆奏请，二表同日至京”。裴垍“擢进士第，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藩府交辟……”使府辟署得才，府主亦能获得盛誉。张建封为徐、泗、壕节度使，“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韦夏卿“为政务通理，不甚作条教。所辟士如路隋、张贾、李景俭等，至宰相达官，故世称知人”。幕府中的及第举人中央可直接召台入省，如崔铉“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入幕士人往往还跟随府主入台省、随府主转迁。如窦巩“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奏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
幕府僚佐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俸禄优厚。据《唐会要》载，大历时使府带检校员外郎的观察判官“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而朝廷的同级正员仅十八贯而已。可见僚佐带检校官的俸禄要比朝廷同级正员高出一倍以上。经过贞元、会昌两次给朝官加俸，两者的月俸表面上大致相同，但实际上在使府的僚佐往往有优厚的杂给，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俸料钱问题》中所说，包括僚佐的外官，“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显然，僚佐的俸禄对于进士及第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三、秀才从军——唱得凉州意外声
秀才从军的特定心态，从军之后使府宴饮、唱和送别等主要业余生活以及文人与塞外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客观上都促成了边塞诗的繁荣与风格的多姿多彩。刘禹锡《与歌者米嘉容》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容。”米嘉容，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容乃西域米国人，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凉州，《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另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大曲伊凉》：“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记十数连，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由此当可看出唐代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及使府文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刘禹锡有诗题为《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聊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题中所列诸人，皆扬州杜佑使府同幕，由此可以窥见幕府文人宴饮赋诗之一斑。并且，秀才从军固然有成就个人功名、追求个人利益等主要意图，但亦不能否认其建功立业的渴望与忠君报国的情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即是盛唐文人的普遍心声。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形成了庞大的边塞作家群体。边塞的荒凉苦寒淹没于神奇浪漫的异域风景，战争的流血牺牲演化为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征人充足的自信、崇高的力量、无畏的精神交织着思乡的愁绪、苦难的磨砺与生死的考验，使边塞诗歌呈现出悲壮雄浑的美学风貌。王维是盛唐时代最享有盛名的诗人，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开元二十五年（737），时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玄宗命其出塞宣慰，实际是被排挤出朝廷。居凉州两年，王维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其中《使至塞上》《出塞作》《从军行》等篇章皆为千古传唱的佳作。高适才名很大，不屑常科，动辄以公侯自期，在求仕的道路上百折不回。其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蓟，第二次使清夷军送兵，第三次入河西幕，长期边塞生活的体验奠定了其边塞诗成就的基础。其边塞诗作真实地反映边患的严重、边策的得失、边塞征战生活的多种矛盾及戍卒的真实生活和复杂情感，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意气豪迈，笔力遒劲，沉雄浑厚。岑参天宝三年（744）擢进士第，授兵曹参军，不甘久居卑职，高唱“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满怀豪情两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第二次赴北庭。岑参赴边的地域决定了其边塞诗所反映的地域能从传统的长城内外扩展到天山南北，西域荒漠的奇异风光和人情风习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诗中，并且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入幕的情怀、感受和多方面见闻，岑诗皆能加以表现，从而突破了边塞诗多写边地苦寒、士卒辛劳的传统格局，且其诗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异彩。
即便是颇多争议的王翰的《凉州词》，亦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的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用的是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而成的光明夜照的酒杯，听的是极富边地色彩的琵琶急促欢快悠扬的旋律，这种充满异地情调的酒宴显然是边塞将士庆功欢聚的酒宴。对于诗文的三、四句，过去经常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等等，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清代施补华《岘傭说诗》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这对正确理解两句诗文很有启发。“醉卧沙场”虽有几分戏谑，表现出来的却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在内忧外患、国势渐衰的中晚唐，现实的衰败与 历史 的盛况交织成中晚唐诗人追怀盛世辉煌、渴望收复失地的忧戚之作。其中既有诗作在今昔对比中无比痛心地揭示边土沦丧的现实：“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李昌符《塞下曲》)；又有诗作豪情满怀地传达将士收复失地、杀敌报国的愿望与豪情:“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张籍《征西将》),“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其三)；更有诗作饱含深情地抒写置生死于度外的征人难以置之不顾的思乡念远的离愁别恨：“边草萧条寒雁飞，征人南望泪湿衣。”(令狐楚《塞下曲》其二),“何期得乡信，每日算归程”(王建《塞上逢故人》)。李益，大历四年登进士第，约大历九年以后至贞元年初，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贞元中，被幽州节度使辟为从事。十多年的军旅生活，使李益成为中唐杰出的边塞诗人。其诗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从军北征》《听晓角》《宁春日》《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作，更是将征人的思乡念远之情写得悲壮感人。其中,《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忘乡。”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登城所见月下景色，渲染出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与气氛，由视觉形象引起绵绵乡情,《旧唐书》载此两句“天下以为歌词”；第三句写登城所闻塞上乐声，由听觉形象把乡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第四句独辟蹊径，用拟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句绝而意不绝，戛然而止处漾开又一层涟漪，含蕴无穷。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中有这样的诗句：“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上句用典出自张籍《吴宫怨》“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下句用典即出自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旧唐书》载：“张籍者……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刘禹锡诗使事用典将李益之诗与张籍之诗对举，可见李益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即被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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