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扬之水

阮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正始时期，风起云涌，政局波诡云谲，文学界风声鹤唳，“三曹”领军，“七子”鼎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人名士人人自危，只余阮籍、嵇康两位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发出个人吟唱，开启文坛又一高点。
    阮籍，字嗣宗，三国时期魏国诗人，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并称竹林七贤，因其曾任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阮籍生逢魏晋易代之际，战乱频繁，政治打压愈益严重，连坐者不胜枚举，名士少有全者，而作为文人名士的阮籍即无力挽救日益衰颓的曹魏政权，又不屑与司马氏同流合污，只能借诗歌宣泄心中孤寂苦闷。于是，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为鲜明特色的咏怀组诗诞生了，但由于文化高压的时代特性，《咏怀》只能在字里行间隐藏历史关机、政治倾向和情感态度，从而形成隐晦曲折的独特诗风。
    阮籍汲取建安文学精髓，《诗》、《骚》艺术传统，创五言咏怀抒情组诗，内容或描述内心孤苦，或寄托对时政的抨击、感慨，或表达对自由人格的向往，诗文情真意切，意蕴深沉，言近旨远，语近情遥。在表现手法上，多用比兴、象征，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反复咀嚼；在意象上，借动植物，历史、神仙人物寄托主观情思，达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效果；在修辞手法上，大量运用典故，寥寥数语即可说明题旨，使诗文典雅庄重，诗意含蓄深邃；咏怀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不仅代表了正始诗歌的最高成就，也在整个中国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后世所重。
    一、概述
   （一）曹马之争对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一生均处在分裂动荡中，几乎两逢“禅变之局”，这无疑对嗣宗的生活态度、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
    阮籍少年时，曹魏正如日中天，军事斗争节节胜利，文化提倡“褒文崇儒”，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塑造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情结；儒家达兼独善思想的熏陶让诗人身怀强烈爱国之情；其父阮瑀任职曹操麾下并与曹丕文字相交的家世渊源，令诗人于公于私的情感态度都倾向于曹魏王室。
    黄初之后，阮籍处于出世、入世两种矛盾思想漩涡中，既有忧国忧民之心，又有对曹魏日趋腐败的不满之意。《咏怀》其四“天马出西北”即暗示明帝太和六年“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至辽东，从公孙渊求马。”而青龙三年“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之事，指斥明帝玩物丧志；第二十四首“殷忧令志结”则批评当权者荒淫误国，可见，诗人虽有报国之心，却不被上位者所谅。
    正始年间，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导致曹魏由腐败走向分裂。阮籍处于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既不能“命驾起旋归”，又不愿攀附“当路子”，虽对当前局势有是非善恶的辨别，但紧张的时局还是让诗人感到“谁知我心焦，终身履薄冰”不能明白痛快倾吐思绪的压抑，“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佯狂避世姿态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象。阮籍内心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及早年情感倾向影响，尽管质疑曹爽派是否能堪当大任，深恐其“鲜能克厥终”，但依然在第三首“嘉树下成蹊”中借周粟为不嘉，故耻食之，喻己忠于曹魏而耻于司马。正始十年，司马氏集团发动“高平陵之变”，先后诛杀曹爽等数千余人，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凡士族名流、与曹魏皇室有关联者均遭到残酷镇压，阮籍对曹爽派也由怀疑转变为同情，如第十一首“湛湛长江水”就是哀曹芳被小人蒙蔽而被废，恨所谓“多秀士”惑曹爽终日荒淫，以至被弹丸所伤的哀悼之情。而对司马集团则愈益反感，在《咏怀》第十二首“昔日繁华子”中借“丹青明誓”直斥司马背信忘义，毫无廉耻。阮籍既怜魏主被孤立，悲曹魏将倾覆，恨司马血腥残暴，但又深知自己处境险恶，朝不保夕，以致《咏怀》整体呈现出凄凉悲怆的情感基调，体现出诗人“行行将何之”的迷茫之感。长久的压抑、矛盾让诗人不得不以诗文为宣泄口，但现实处境的艰难，思想文化的高压使阮籍不能也不敢直抒胸怀，所以其《咏怀》组诗虽名“咏怀”但依然无法放开心绪，只能借各种艺术表现方式隐藏真实情感态度，暗示曹马时期的黑暗动荡。
   （二）阮籍《咏怀诗》创作的诗坛背景
    阮籍《咏怀诗》代表了魏晋时期五言抒情咏怀诗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诗歌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咏怀诗从创作宗旨和体制结构看，受到曹植和其他建安诗人言志诗、咏史诗的直接启迪；从艺术风格看，继承了阮瑀诗歌不重雕琢的艺术特点；从艺术手法看，承继了《诗》、《骚》的优良传统，多使用比兴、象征、典故等艺术表现形式。
    建安五言多属群体性创作，直到曹植晚期才首开魏晋文人个体创作先河，将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自然吟咏的状态，使诗歌的创作动机更趋于内在的、个人情感的抒发，这对阮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加之黄初、太和之后，群体性创作风气不振，没有出现能对个体性创作起有效约束的诗歌风格，这就为阮籍《咏怀诗》向更早的《诗经》、《楚辞》汲取艺术养分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八十二首《咏怀诗》走上了个性化创作的道路。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阮籍《咏怀诗》就完全与群体性无关，与阮籍个性化诗歌创作相对应的是竹林七贤的诗文创作，他们摒弃了正始名士贵重、奢靡的风格，改而推崇重视个体玄思体验，并以琴酒诗赋、山林纵游为乐的隐逸诗风，也正是因为竹林的这种个体性创作行为，才为阮籍《咏怀诗》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奠定了基础。
    二、阮籍《咏怀诗》的语言特色
    （一） 含蓄用语暗藏玄机从《诗经》开始，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写实，用来观风俗、考得失。所谓言志诗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也是写实传统的传承，其后，作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三曹”，作品虽多含人文色彩，但同样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现实与自然景物。直至阮籍《咏怀诗》，方与以往有较大差异，其诗文用语以含蓄为主，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语意模糊而韵味深长，善将史实隐藏于字里行间。如《咏怀》第七首：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
    从语言表面看，是悲时光的荏苒，愿永相欢好而不别离，但结合诗文写作时间可知，该诗应作于甘露五年夏天，也就是高贵乡公被杀，元帝初立之际，这样敏感的时期诗人不可能无故悲时怨别，只可能是借时日更迭的自然之理暗示司马代魏不可避免，用语婉转细致，心思尽显。
    又如第十三首“登高临四野”，从阮籍忠于魏，避于世的思想来看，本文用词造句极隐微，必须结合《古诗·驱车上东门》、诸葛亮《梁甫吟》及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共同理解，方能领会诗人才不得用，情不得舒，而又谗毁盈庭的创作主旨。类似的还有第四十一首、第七十八首等，用语含蓄，欲藏还露，层层剥茧总能看到诗人对世事的观点态度。
    （二）“赋、比、兴”结合隐藏事实
    魏晋时期，五言诗逐渐兴起，诗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在五言诗中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歌意境更圆融，情感表达更含蓄。阮籍作为该时期五言诗集大成者，也在其代表作《咏怀》中大量运用这一艺术手法，把内心情感渗透到诗文当中。如其第三十三首中“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四句话简单明了，不事雕琢，表面平铺直叙自己随着时间流逝，不仅容貌渐衰，精神也损消不济，实际是暗指曹魏必亡，自己又毫无办法只能荒渡年华的哀苦之情。再如第十四首“开秋兆凉气”，开篇感物起兴，化用《诗经·豳风·七月》中“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意。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多托兴于蟋蟀，蟋蟀感时而鸣，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两句是诗人无望之极的形象，触物起情，以欲退隐首阳暗示政局非但没有好转还有愈趋恶化的趋势。又如第三十二首“朝阳不再盛”，以“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隐喻魏朝盛世不再、衰败极快，而自己不愿嗟食司马粟，急于隐退。
    阮籍《咏怀诗》不仅继承了“赋”描写景物平铺直叙，“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特点，更创新的将三种艺术表现形式杂糅为一体，令诗文赋中有比，比中有兴，便于隐藏诗人真实创作意图和情感观点。
    如《咏怀》第四首：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讫，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
    本诗全篇共十句，前八句以赋起兴，铺陈常理之道，结尾两句由理入情，表面看是有感于盛衰生死不可更改，实际喻指魏明帝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已注定曹魏政权由兴盛走向没落，进而触发诗人忧国之思，深感曹魏将倾，不能常美好，忧思未解更添愁思，是较为典型的赋而兴叹手法，与情思交织更显委婉曲折。
    再如《咏怀》第十六首：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覊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
    这首诗为触景伤怀之作，诗人徘徊于蓬池古泽，眺望战国时的大梁遗迹，不禁由古思今，以洪波野莽，兽驰鸟翔反复喻指逐渐远离朝堂政治、隐世远游的贤者，贤者不容于朝，那国家倾覆已成必然之势，直接暗示曹魏危如累卵的形势。“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是全诗的重点，据《左转·僖公五年》，晋侯曾问卜偃伐虢能否成功，卜偃说能成功，并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鹑火中，必是时也。”可知“鹑火中”是指农历九、十月之交，另据《晋书·少帝纪》载，这年九月，司马师废曹王芳，又于十月立高贵乡公，期间，太后望少帝高贵乡公来，高贵乡公也愿速见太后，+帝后相望符合“日月正相望”。该诗以兴起赋，赋中带比，结合虚化具实之语，将废立大事掩盖于时间、物象之下。
    《咏怀》既有单用“赋、比、兴”的诗文，又有将其熔于一炉之作，但无一不是借“赋比兴”隐藏历史关机，掩盖真实情感意图的呕心力作，《咏怀》明咏阮籍之怀，又何尝不是咏史之真情怀。
    （三）频繁用典言难言之事用典是中国古诗文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法，《文心雕龙·事类》将用典定义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即用历史事件或前人之语写我之情，证今之事，寥寥数语加深诗文内涵，表达复杂情感思绪，将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透过历史人物、事件表现出来,下面就对阮籍《咏怀诗》运用典故的独特之处加以说明：
    1、以典刺世
    “诗词中每有委屈之意，不能直达，乃引故实，藉以隐喻，所谓用典是也。”-陈弘治的这种说法对解释阮籍《咏怀》是较为贴切的，阮籍处在魏晋易代、司马氏血腥政策下，不得不借古讽今，含蓄委婉地抨击时政，宣泄胸中不平之意。如《咏怀》第十二首：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笑，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安陵君、龙阳君分别是战国时楚宣王和魏安釐王的男宠，在中国历史上以男色侍人的行为是非常令人不齿的，但在该诗中，阮籍却用赞赏的笔调描述了安陵、龙阳断袖之事，使二人成为美丽、忠贞的爱情形象，借以讽刺司马懿丹青明誓言犹在耳，却枉杀曹氏辅臣，暗示其篡弑之心已初现端倪。   
    又如第二十首：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
    “歧路子”源于《列子·说符》，心都子曾曰：“大道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悲染丝”见于《墨子·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故染不可不慎。”/隐喻忠奸不同道，司马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曹魏存亡，但人心难测，谁知“燕婉”中有祸衅，“赵女”暗寓杀机，隐晦指出司马昭之用心。
    2、用典抒怀
    建安时期虽已流行用典，但多为“语典”，即有来历、出处的诗文和词语，即使是善于用典的曹植也多用“史语”。阮籍在“语典”咏怀的基础上引“事典”入诗，将“古事”和诗心巧妙融合，构成抒情咏怀诗的重要组成成分，达到文史纵横予一家的艺术境界。
    如《咏怀》第四十五首：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幽兰”出自《楚辞·离骚》，“射干”源于《荀子·劝学》，以香臭不分指斥社会黑白颠倒。“绵绵”引自《诗经》，“增城”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借草木喻时事险恶，贤良不得用，小人立高堂。阮籍以多重典故暗示现实黑暗腐败，己虽有治世之心，但无奈只能选择脱离世事的矛盾、绝望之情。
    又如《咏怀》第二首：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珮，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诗文前十四句全述古人古事，只最后两句极隐微地点出用意。据《左传·襄九年》载：“君冠，必以裸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金石是用于中国古代最高典仪的乐器，故“金石交”也是形容最尊贵的人之交。《汉书·韩信传》：“今足下虽曰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后汉书·王常传》：“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以“金石交”指君臣关系，在此明指汉高祖刘邦离交韩信，实暗讽司马昭篡弑高贵乡公，诗人内心愤之极、恨之切，怀之不已，故咏之。
    再如《咏怀》第二十九首：“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以《山海经》“有系昆之山者，共工之台”责备魏帝大兴土木；第四十九首，“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借张衡《思玄赋》“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喻己悲愤已极欲要远游隐退；第六十六首中“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以不忘一饭之恩的桑林中人，讽身沐皇恩却冷眼相觑高贵乡公被杀的权贵，悲魏祚将不在。
    《咏怀》用典频繁与诗人谨慎的性格、黑暗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诗人受儒家兼济天下熏陶，不能逃脱对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嵇康直言被杀血淋淋的事实，又反复刺激着诗人脆弱的神经，压抑痛苦的情感只能述诸笔端，但又恐“文字狱”迫害，所以只能在隐微中以典刺世、用典抒怀。
    三、阮籍《咏怀诗》的意象特色
    意象是中国诗歌独有的审美元素，其触景生情、由情取景的含蓄抒情叙怀手法，能让诗文达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5的艺术效果。《咏怀诗》中意象类型极为丰富，形式灵活多变，或以黯淡、颓丧、清冷、没落的意象入诗表述诗人内心悲怆哀痛之情，或用虚无、朦胧、渊渺之意象隐喻时政，暗示史实。
    （一）黯淡颓丧诉悲情
    《咏怀》在阮籍主观喜少悲多，欢少哀多的情感支配下，所采用意象也多为黯淡、破旧及凋零的物象。如诗文中为数众多的鸟类意象，都为独飞的孤鸟；时间意象也常用昏暗的黄昏或肃杀的秋季，至于植物也喜以桃花、木槿花等易落易残的花种为意象。一连串的残旧、凋零意象形成了《咏怀诗》悲伤、衰亡的诗歌基调。如第十七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车马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明写“孤鸟”往西北飞，“离兽”向东南走，以极为夸张的笔法喻写自己不屑与司马氏及其党羽同流合污，而现实中又没有志向高洁之士可以倾诉，只能化悲愤为文字，将孤寂痛苦巧妙隐藏于字里行间。
    又如第二十四首：
    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阳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鸣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
    “蟪蛄”，《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与“蟋蟀”一样喻指生命短促易逝；“云中鸟”，见于曹丕《丹霞蔽日行》：“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是极痛苦的形象，饱含诗人绝望之意，即咏之于笔端，而又不得不以隐微出之，千古之下读之，犹可见其殷忧志结。
    再如《咏怀》第十四首：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衣，明月曜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该诗以秋的凄凉萧瑟意象来象征整个时代的悲凉，先是开秋的微凉，紧接着就是深秋的肃杀。自然变化让诗人触景伤情，感伤生命有限的忧虑在诗中反复出现。诗人观看自然景物变化，进而联想到覆灭已成必然的曹魏政权，心下悲戚难抑，绝望之情无以复加。
    （二）虚无渊渺现衷肠
    《咏怀诗》中的神仙意象和远游意象，带有想象的性质，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刘勰说“阮旨遥深”，钟嵘谓“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都是诗人在严峻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霸权的威慑下，为自由抒发自己的政治态度、社会批评不得不采取的障眼法。
    如《咏怀》第二十二首：
    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凤凰鸣参差，伶伦发其音。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
    “夏后”、“夸父”都是《山海经》中引述的神仙人物，这里用来象征高贵乡公之死和陈泰以死追随的史实，这件事让诗人深感于怀，遂借侍奉王母的“青鸟”表示陈泰忠义之举必将为后世万代景仰。
    又如《咏怀》第五十八首：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该诗作于高贵乡公被杀后，曹魏政权已完全落入司马氏手中，诗人有感于时局不可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下，产生强烈的玄虚想象，遂以幻想入诗，既隐晦的表述了自己对高贵乡公的赞赏与悼念，又对“倾侧士”暗含强烈的不满与谴责，欲脱离世事纷扰，学大人先生高飞远逝。
    缤纷的意象是八十二首《咏怀诗》的重要特点，诗人迫于司马氏高压统治，深恐出言不慎招惹杀身之祸，即便心中悲愤郁结也不敢直抒胸臆，所以在写诗时更注意意象的运用，用悲凉意象诉说心中郁结之情，虚无意象表述观点态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阮籍《咏怀诗》艺术特色的形成与魏晋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有直接联系。自汉末魏晋以来，长期的混战让诗人产生了对生命无常的忧虑和对人世变迁的感慨，加之当权者专权跋扈，残酷镇压迫害异己，妄图在思想上控制世人。为全身避祸，阮籍在引用和继承《诗经》、《楚辞》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将“赋、比、兴”结合，既能加强气势、渲染氛围，以生动的形象激发读者联想，增加诗文意蕴，又能隐藏历史关机，避祸全身；大量典故的运用，尤其“事典”的创新引入，一方面提高了诗文内涵，另一方面也让诗人内心情怀得以最大程度的抒发，而不必担心遭到“文字狱”迫害。阮籍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影响，对世事无法逃避漠视，又不能对血腥黑暗的时局有所作为，悲痛颓丧之情无可宣泄，于是在《咏怀》中创造了大量的意象，既有传统的香草美人意象，也有丰富多彩的动植物意象、时间意象、人物意象等，但都带上了感伤、凄冷的色调。意象的娴熟运用不仅让诗人悲郁之情得以合理宣泄，还让诗文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性与雅化性发展开掘出了新的道路。
    一边饮红霞般的美酒，一边欣赏刚刚出浴的歌妓舞女们清脆的歌声、妙曼的舞姿。　　
    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使诗人们在汉中创作的诗歌色彩斑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　　
    唐宋诗词写汉中的华美诗章还有许多。阅读这些作品，似乎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进入盛唐雅宋时的汉中，与诗人们一起徜徉在那时秦巴山水的诗意空间。

扬之水

在表现手法上，多用比兴、象征，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反复咀嚼；在意象上，借动植物，历史、神仙人物寄托主观情思，达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效果；在修辞手法上，大量运用典故，寥寥数语即可说明题旨，使诗文典雅庄重，诗意含蓄深邃；咏怀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扬之水

咏怀诗从创作宗旨和体制结构看，受到曹植和其他建安诗人言志诗、咏史诗的直接启迪；从艺术风格看，继承了阮瑀诗歌不重雕琢的艺术特点；从艺术手法看，承继了《诗》、《骚》的优良传统，多使用比兴、象征、典故等艺术表现形式。

扬之水

阮籍《咏怀诗》不仅继承了“赋”描写景物平铺直叙，“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特点，更创新的将三种艺术表现形式杂糅为一体，令诗文赋中有比，比中有兴，便于隐藏诗人真实创作意图和情感观点。

扬之水

《咏怀》既有单用“赋、比、兴”的诗文，又有将其熔于一炉之作，但无一不是借“赋比兴”隐藏历史关机，掩盖真实情感意图的呕心力作，《咏怀》明咏阮籍之怀，又何尝不是咏史之真情怀。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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