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杜甫及其诗歌

扬之水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杜甫及其诗歌

       [摘要] 宋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笔记小说资料浩如烟海。南宋末的罗大经在其笔记小说《鹤林玉露》一书中，记录了多条关于杜甫及其诗歌的条文，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奉杜诗为经典；解读杜诗；李杜优劣论来展开论述，以此来发掘罗大经本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情况。并探究杜甫及其诗歌之所以被接受的缘由。

    [关键词] 罗大经 《鹤林玉露》 杜甫 杜诗

    罗大经（1196-1242），字景纶，号儒林，又号鹤林，南宋吉水人。一生仕途坎坷，晚年闭门读书，博极群书，专事著作。对先秦、两汉、六朝、唐、宋文学有精辟的见解。曾取杜甫《赠虞十五司马》诗“爽气金无豁，精淡玉露繁”之意写成笔记《鹤林玉露》一书。此书中的不少文学材料颇有价值，可与史乘参证，补缺订误。

    两宋时期，由于受崇儒重道思想和义理学问兼重审美风尚的影响，杜诗成为人们竞相模拟的典范，杜甫的大家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不但出现了千家注杜诗的盛况，宋人更是从多个角度对杜甫其人其诗做了详尽而深入的解读。《鹤林玉露》就对杜甫及其诗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涉及杜诗的材料多达三十多条，这些材料或解读杜诗、或论其诗艺、或记其逸闻趣事。这不但凸显了罗大经本人独特的诗学观，亦可窥见诗学素养极深的罗大经对杜甫诗歌的独到见解。

    一、奉杜诗为经典

    杜甫典范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在宋代，两宋时期，杜甫其人其诗都被推到了极高的位置。《蔡宽夫诗话》云：“景桔、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可见当时无论是文人，还是武夫女子对于杜甫及诗歌都是极为推许的。王安石曾选编《四家诗选》，也将杜甫排居首位。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也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张戒对于李、杜二公及其诗歌虽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但并没有对于李、杜二公的排位谁在前谁在后做一个确切地说明。之后，南宋的吴沆在《环溪诗话》（卷中）中就明确地说： “若论诗之妙，则好者固多；若论诗之正，则古今惟有三人，所谓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韩愈是也。”就直接将杜甫排在了三位著名诗人的最前面，并将杜甫视为诗之祖。此外，在宋代其他的诗话以及文人的论述当中也有类似之处，在此就不赘述了。罗大经也不例外，其《鹤林玉露》就有多条材料论及杜甫其人其诗。

    首先，对于杜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事刻意雕琢的自然诗学观的喜爱，这与罗大经本人的诗学观是一致的，主张诗歌创作不应刻意地去粉饰词藻，自然流露是最好的。他在“诗人胸次”条云：

    李太白云： “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扩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乙编卷三）

    认为李、杜二公之所以被誉为“诗人冠冕者”，除了与他们扩大的胸襟有关外，与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皆是内心的自然流露亦不无关系。罗大经本人主张“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并在书中“拙句”条（丙编卷二）认为作诗的最佳境界是“浑然天全”，而不是所谓的技巧。也正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言：“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说杜诗“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杜甫自己也说“用拙存吾道”。最后罗大经援引了数句杜甫的不事雕琢的五、七言之拙者，并最终得出结论说：“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诗文独外是乎？”可见，罗大经对于作诗的自然、不事安排与杜甫的诗歌所体现出的诗学观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其次，罗大经与杜甫一样都讲究诗歌的对仗工整，诗歌的对仗工整与否很早就被作为评判一首诗歌作品好与坏的标准之一。杜甫晚年主要创作的是律诗，他自己也说“晚年渐于诗律细”，而律诗对于诗歌的押韵、平仄和对仗都是要求极为严格的。所以，当时很多文人对于古体诗或绝句创作可能谈得上很娴熟，而对于近体律诗那就不一定了。罗大经对于杜诗对仗的工整是极为喜欢的，如“云日对”条：

    叶石林云： “杜工部诗，对偶至严，而《送杨六判官》云：‘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独不相对，切意‘今日’字当是‘令尹’字传写之讹耳。”余谓不然，此联之工，正为假“云”对“日”。两句一意，乃诗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则索然无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杨姓人，故用子云为切题，岂应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对“儿”，诗家此类甚多。

    宋叶梦得认为杜甫的诗歌尽管对偶都是比较严格的，但就《送杨六判官》中“子云清白守，今日起为官”一句对仗就不是那么恰当了，应将“今日”改为“令尹”。从严格意义上讲对于律诗的对仗问题，人对人，物对物，似乎叶梦得所说是有道理的。但罗大经却并不如此以为然，他认为这正是杜诗所体现的“活法”的一面，只要诗歌能做到诗论家所说的“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将“今日”改为“令尹”不仅使整句诗“索然无神”，更不能使诗很好地切题。然后，罗大经还例举了杜甫的《登高》作为例证：

    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罗大经认为杜诗的这短短十四字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对偶也是极为精确工整的。确实如此，对于此句诗我们不难看出杜诗的对仗是极为工整的，量词对量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还有许多条与之类似的属对工整的诗句，如“江月句”条（甲卷三），“生成吹嘘”（甲卷三）条等等，它们在对仗上也都大体相似，此处就不一一赘言了。

    最后，对于杜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互体”（乙编卷一），还有“诗文反句”（乙编卷六）之类的作诗技巧，罗大经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难看出，罗大经本人是极为推崇杜诗的，无论是杜诗的写作技巧，还是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两人都有着相似或相通之处。

    二、解读杜诗

    杜甫的诗歌除了在写作技法上别出心裁以外，在诗歌内容、表情达意上也是极为含蓄的，往往短短数语却能包含众多的内容，传达出丰富的思想情感。而罗大经本人也主张诗歌应含蓄、蕴藉。如“绘事”条（丙编卷六）云：

    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

    说明语言文字有时在表情达意上并不能做到言尽而意穷，所以，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的文体都应做到含蓄。在《鹤林玉露》一书中，有着许多条目表现出诗歌所具有含蓄、蕴含性的一面。如“花卿歌”条：

    杜陵《花卿歌》末云： “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此诗全篇形容其勇锐有余而忠义不足，故虽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终不敢信用之。语意含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词，非也。（丙编卷六）

    可见，此处罗大经认为杜甫《花卿歌》一诗末句，正好符合了诗歌贵在含蓄的特点。所以，此诗被推举得很高，认为是“语意含蓄不迫切”，将其与《国风》相提并论。又如“唐再幸蜀”条云：

    唐狄归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杜陵诗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盖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而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之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其胎变稔祸，必有出外女宠之处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诗意与狄归昌同。而其恻怛规戒，含蓄不露，则大有径庭矣。（丙编卷一）

    两位唐代的诗人都是在描述唐明皇帝与杨贵妃幸蜀一事，但两位诗人在表达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一是直而露，一是温而婉。狄归昌的诗句虽然能让读诗者一目了然，但是这种直白的表现方式，总让人觉得在读过此诗后缺少什么东西。杜诗则不然，隐而显，将要表达的意思通过另外的方式传达出来，在短短的数语当中包含不尽之义，既做到了为尊者讳，又不失理解其义和起规劝的作用。所以，罗大经也认为诗歌要做到既要有“恻怛规戒”的作用，又要有“含蓄不露”的特点，这样在表情达意才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读者在陶醉之余，又回味无穷。此外，在“曹操冢”条（丙编卷三）、“病柄诗”条（丙编卷一）、 “汉宫诗”条（甲编卷二）等都有类似的对于诗歌在传情达意要上贵在含蓄的要求。

    罗大经除了对于杜诗贵在含蓄一面的喜爱以外，还对于杜诗在描写物象时形容之精妙大加赞赏。如“孤雁独鹤”条：

    杜陵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又云： “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尊沓喧竟。其形容精矣。（甲编卷四）

    在杜甫的这几句诗当中，出现了几个意象，如“孤雁”、 “野鸦”、 “独鹤”、“昏鸦”，虽然《孤雁》这首诗是作者在晚年的一首咏物的羁旅诗，但却传达出了十分深刻的内容，作者尽管苦于羁旅，但仍然怀有致国太平的理想。罗大经将这几句杜诗所描写的意象认为是一喻君子，一喻小人。君子的行为坦荡荡，却“凄凉零落”，不能施展才华，为世所容。小人阴险、狡诈，却“尊沓喧竟”，横行于世。所以，罗大经评价杜诗在用意象的形容上是非常精妙的。又如“松竹句”条云：

    “新松恨不长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呜呼！世道至于如此，亦可哀矣。（乙编卷二）

    材料中的诗句出自杜甫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松”、 “竹”这两个常见的意象，罗大经认为被杜甫赋予了多重内涵。“松”就像君子一样难于扶植，“竹”呢，就像小人之多难以驱除，杜诗用意象来喻诗义，形容得非常恰当、准确。在《鹤林玉露》一书中，对于杜诗用意象来形容和传情达意之处的还有许多，如“咏鸥”条（乙编卷二）通过鸥来喻正直之士； “桃锦柳绵”条（乙编卷三）通过“桃花”、“柳絮”、“锦”、“绵”来喻小人和君子。以上这些我们都不难看出，罗大经对于杜诗通过意象的形容来传情达意的诗歌技巧颇为欣赏。

    此外，罗大经对杜诗的解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春风花草”条云：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诗与儿童之属对何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 “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乙编卷二）

    有人只看到杜甫《绝句》是两副对子，而看不到这两副对子的内在联系，故而将它贬低到只像儿童的对对子。实际上这两联构成了一幅非常唯美的画面，上联中的江山、花鸟、春风构成了阔大的背景，下联具体描写春天的意象，飞燕子，睡鸳鸯，一动一静，描绘出生机勃勃、灿烂明艳的春光，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用语和意境都极为艳丽，构成杜诗的另一种风格。再如，杜甫在《江亭》一诗中，用“水流” “云在”，衬出“心不竞”“意俱迟”，情景交融；郑獬在《月波楼》一诗中，着重写作者对景物的感受，野色无边，水天相接；石曼卿在《题章氏园亭诗》，从“禽对语”里看出“乐意相关”，“树交花”里看出“生香不断”，这里的乐意生香，既是指花鸟，也含有诗人的情意在内。所以罗大经说“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同时也要做到“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不要作片面的判断。

    三、李杜优劣论

    李、杜二公孰优孰劣，自中唐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宋代也未停息。在《鹤林玉露》中，同时提及李、杜二公的有三条材料，分别是“作文迟速”，“去妇词”， “李杜”。先来看“作文迟速”条：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甲编卷六）

    罗大经指出李杜二人作诗的不同风格，李白是“援笔立成”，杜甫则是“改罢长吟，一字不苟”，并引李杜二人的诗作为证据，但他仅是指出这种现象，并没对此加以评说。对于此条目中李、杜二公互寄诗文来评价自己作文迟速的真伪一事一直是学界聚讼难定的话题。清人仇兆鳌将“何时一樽酒，重于细论文”编入《太白逸诗》，采入《杜诗详注》附编中，并且加按语曰：“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必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赝作也。”同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也有类似的记载，就材料而言，洪迈断其为赝作的实际根据何在，读者从材料中也无法知晓。但清人仇兆鳌仅从诗词的庸俗来断定其为赝作，笔者认为其断定有失公许和客观。王安石说： “甫赠白诗，则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之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王安石对于李、杜二公名既相逼，相互之间心存忌妒，所以互以作诗的短处来嘲讽对方，持确信的态度。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里就更进一步说：

    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斗诗百篇”，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杜牧云： “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骖。”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

    葛立方引李、杜二公自己对对方作诗的评价以及杜牧对杜诗的喜爱来做说明，从而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也就显而易见了，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耶！”有的学者也认为是李白害怕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赶上或超过自己，所以对杜甫苦于作诗加以嘲讽。然而陈贻掀的《杜甫评传》上卷云：“李白当时见他这位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年轻好友，作起诗来太认真，太愁肝肾，就跟他开这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见得就一定是由于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在发泄酸溜溜的醋意。”凹在有限的资料里不能搜索来断其此句真伪时，而陈贻焮对李、杜二公就“作文迟速”观点的评价可谓是较为公正和客观，也不伤大雅。李东阳对李、杜二公作文迟速也有自己的看法：“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石刻‘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 ‘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前代传子美‘桃花细逐杨花落’手稿有改定字，而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稍有异议者，退之辄有‘世间群儿遇，安用故谤伤’之句。然则，诗岂必以迟速论哉！”在《鹤林玉露》里罗大经认为“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然后才有可能“传世觉后”不能以“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不难看出罗大经对于李、杜二公就“作文迟速”上的认识。笔者也认为文章的好坏应该以其包含的内容和思想的广博、深度，以及语辞传达上是否明暸为判断标准，其他的任何创作形式和技巧也都是为其思想的传达和表意的明确服务的，也就不存在谁快谁慢，谁优谁劣之说了。

    再来看“去妇词”条：

    李太白《去妇词》云： “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为绝唱。然以余观之，特忿恨决绝之词耳，岂若《谷风》去妇之词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虽遭放弃，而犹反顾其家，恋恋不忍乎！乃知《国风》优柔忠厚，信非后世诗人所能仿佛也。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白乐天云：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前辈以为高出众作之上，亦谓其有恋恋不忘君之意也。欧阳公《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而实不及乐天。至于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悖理伤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 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乙编卷二）

    罗大经认为文学应该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主张文学要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罗大经认为李白的《去妇词》缺乏儒家诗教精神，没有儒家诗教所倡导“温柔敦厚”的一面。所以，在读李白的诗歌以后断定其为“特忿恨决绝之词”。然而杜甫却不一样，杜甫“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之下，仍能做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可见杜甫是怎样一位忠君爱国的伟大诗人。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儒家的正统思想仍然占据土人的主要心里，特别是宋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民族矛盾和内在的党派斗争，使得士大夫大都人心惶惶，忧国伤时的思想一直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杜甫无论是在闲适或危难中，未曾一日不忧国忧民，这样的精神也就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里易于与宋人产生心理共鸣。就如文天祥所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鹤林玉露》一书在此条目中，作者虽然并没有将李白和杜甫作直接的比较，但也不难看出作者罗大经对杜甫的偏爱，将其誉为“千载诗人之冠冕”。

    再看“李杜”条：

    李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迈，亦惟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本朝诸公，始至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欤？”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磷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脱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丙编卷六）

    在此条材料中，罗大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李、杜二公孰优孰劣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以是否心系“社稷苍生”作为其评定的准则。 “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李白及其诗歌中并没有表现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是“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什么“社稷苍生”都不尝“系其心胸”。李白的诗歌往往注重内在情感的抒发，很少注重对外在物象的表现。即使对外在的事与物有所关注，也不过是为表达其内心的情感需要而服务的，所以主观的方面较多，表现客观现实一面的较少。所以，在李白其人及其诗歌中很难直接看其对客观的事与物做出的评价。当然“社稷苍生”之事对于李白来说也就觉得相对较遥远了。杜甫则不然，虽然杜诗在描写客观的事与物时与李白有相似的一面，但杜甫在其诗歌中所注入的主观情感较李白少。杜甫的诗歌所传达给读者的往往是对客观事与物的真实再现，因而多是就事写事，就物写物。然而在这一客观现实的再现过程中，也就深刻地寄予或表现出了杜甫的爱憎以及内在情感。特别是“三吏”、 “三别”以及《塞芦子》、 《留花门》等篇章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正是杜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现，所以杜甫被后人推举的很高，被誉为“诗史”。

    在这条材料中，罗大经还分别援引了韩愈、苏轼和朱熹三人的观点。认为韩愈之说值得商榷，赞同苏说和朱说。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受宋代主流文化思想——理学的影响。宋代是一个理学发微与发展、成熟的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也认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的编撰过程中“所引多朱子、张拭、真德秀、魏了翁、杨万里话，而又兼推陆九渊。”所以，罗大经本人也就是一个理学家。而理学又是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宋代理学的核心是“性理”和“天命”，但是理学在排斥佛、道思想的同时，又吸收了二者的精髓，并再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理学观念。特别是在“性理”理念中“天理”的提出，更是把社会道义与人生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儒教的道统观，而这一道统观也表现在社会的大一统方面。李白其人所表现的强烈个性特征，以及在诗歌中所表现的飘逸、豪迈、乐观，很难与宋代世人的忧国济世心理相适宜。而杜甫及其诗歌所表现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正好与宋人易于产生心理共鸣。所以，作为理学家的罗大经也不例外，表现出来的也是对于杜甫的接受较甚于李白。

    其次，受宋代特殊的社会时代环境影响。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较为尖锐，对外面临着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的侵略，对内又党派倾轧不断。特别是南宋王朝偏安以后，统治者日益骄奢、懦弱，缺乏恢复河山的志矢之心，朝中大臣又卖国求荣。这样土大夫的忠君报国之心，恢复山河之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北方领土被占领的老百姓日夜翘盼着南师的到来，而南宋王朝的这种耐于偏安的政策，更是伤透了士人恢复之心。罗大经作为一个南宋王朝的士人，同样有着一颗爱憎分明和渴望济世的宏伟之心。杜甫的“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堂客》）“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的忧国忧民情怀正好与罗大经相似，所以在国家危难，民生凋蔽的时代，罗大经更易接受杜甫其人以及其诗歌所传达的思想和社会内容。

    最后，作为接受主体的宋人罗大经，本身就是一个理学兼儒学之士，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儒教传统，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其本人。所以，在同样表现忠君爱国以及忧民方面，罗大经更易于接受象杜甫那样的直抒胸意之人。

    总而言之，李、杜二公孰优孰劣论虽然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他们各自对李、杜二公的评论所站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南宋末年的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一书中，更多的是站在扬杜而抑李的立场上面，对于从笔记小说方面来发掘宋人对李、杜二公的接受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扬之水

首先，对于杜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事刻意雕琢的自然诗学观的喜爱，这与罗大经本人的诗学观是一致的，主张诗歌创作不应刻意地去粉饰词藻，自然流露是最好的。

扬之水

其次，罗大经与杜甫一样都讲究诗歌的对仗工整，诗歌的对仗工整与否很早就被作为评判一首诗歌作品好与坏的标准之一。

扬之水

最后，对于杜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互体”，还有“诗文反句”之类的作诗技巧，罗大经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扬之水

              狄归昌诗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

扬之水

罗大经除了对于杜诗贵在含蓄一面的喜爱以外，还对于杜诗在描写物象时形容之精妙大加赞赏。

扬之水

              杜陵诗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扬之水

                   杜  牧
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
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骖。

扬之水

文章的好坏应该以其包含的内容和思想的广博、深度，以及语辞传达上是否明暸为判断标准，其他的任何创作形式和技巧也都是为其思想的传达和表意的明确服务的，也就不存在谁快谁慢，谁优谁劣之说了。

扬之水

      李太白《去妇词》
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
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
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