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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詩之異同 熊盛元
詩分唐宋，其義有二，一指朝代，一指風格。錢鍾書先生《談藝錄》曰：“唐詩，宋詩，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態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此旨。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詩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這畛域。” 其所謂“丰神情韻”、“筋骨思理”，即詩之體態之殊，所謂“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即人之性分之異。錢先生雖然強調唐詩有開宋調者，宋詩亦有嗣響唐音者，然唐宋風格之殊，則不容否定。此誠如繆鉞先生所云：“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丰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詩詞散論·論宋詩》）試以實例證之。 李白《游洞庭》詩云：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全詩寫景自然，想落天外，信手拈來，略不費力。既無詩眼可尋，亦無秀句可摘，但讀來卻倍覺醞藉空靈，誠可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就是繆先生所謂“以韻勝”。 再看黃山谷的《題鄭防畫夾》： 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 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前三句極寫湖中景色的動人，待到詩人情不自已，欲買舟一遊，方始明白：此非真景，原來是畫。前三句是烘托，是蓄勢，其目的是逼出最後一句，可見此詩煞費匠心，深折透辟。此謂繆先生所謂“以意勝”。 唐詩所重者，在韻致高遠，即使是送別詩，亦大都是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如王維《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全詩情景交融，以明麗之景，襯出依依惜別之情。而詩人灑脫高遠之致，自在言外，其美全在情辭。同是寫離別，蘇軾的《贈別李琪》便大不相同： 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 全詩純然議論，然而正因有此議論，反更使讀者領略詩人之離情別緒，與前詩相較，意思似更深刻，完全以氣骨見長，但情辭之丰贍則遠遠不如。 宋詩好言理，詩富理趣，如蘇軾的《天目山聞雷》： 己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 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權勢的威赫，對浮雲富貴者而言，渾如閑事，而對熱衷功名者來說，則失去常態，諷世之深，可謂入木三分。唐詩則不如此，例如韓冬郎（韓偓）的《夏夜雨》： 猛風飄電黑雲生，霎霎高林簇雨聲。 夜久雨休風又定，斷雲流月卻殘明。 詩中不著議論，純乎寫景，以奇麗之景襯出悠閑淡遠之情。當然，唐詩也有富理趣者，如王維的《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在南禪看來，自性本自清凈，此心若靜，何來窮通？王維所闡揚的即是此理。然而他只是敘事寫景，松風山月，解帶彈琴，皆可資以悟道，最後以不答作答，耐人玩味。寓理於景，意餘於詞，這是唐詩言理的特色。再看黃山谷《次韻斌老病起獨遊樂園》： 萬事同一機，多慮即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蓮花出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本凈，何須多慮？斌老有見於此，以新詩排悶，終能得意忘言。知喜與嗔同了一性，猶如蓮花與淤泥共在一池，便能心源澄澈，與晚色幽香共靜。試比較二詩，山谷之作更為曲折，說理更為透辟，不過，言盡句中，不及王詩的含蓄，這是宋詩言理的特色。 宋詩中亦有寫景抒情之作，如蘇軾《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山蒼蒼，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參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峨峨兩煙鬟，曉鏡開新妝。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全詩一氣直下，不換韻腳，詩的優美與文的流暢兼而有之，結尾二句，忽發奇想，真是匪夷所思，唐人之詩則喜換韻，款款道來，音節舒徐，不似宋人詩如急湍下注，可謂雍容有致，如太白之《花間獨酌》。（這種急促的押韻方法，如《贈衛八處士》從老杜昌黎處學來。至山谷發展到極致。） 唐人為詩，大抵出語自然，言必己出，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李白）；“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秦時明月漢時關”（王昌齡）、“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 宋人為詩，則講究錘煉，好用典故，如“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成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王安石）、“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蘇軾）、“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陳師道）……相傳蘇、黃、佛印的“飲酒聯詩”，要求前二句是眼前景，後二句均用儒家經典語，便是顯例。東坡云：“浮雲散開，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末二句出《論語》）；山谷云：“浮萍吹開，魚兒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末二句出《孟子》）；“舢板掀開，佛印出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蓋蘇黄欲避佛印，相約泛舟江心，而佛印探知，事先藏身于舢板之底也）。 就對偶來說，宋人也大變唐人之舊。試看楊萬里“雁來野鴨卻驚起，我與舟人俱仰看”一聯，似乎不對，而實無字不對，不僅兩句一氣呵成，而且單看上句，是極難猜出下句的。此種句法，在宋人詩中，俯拾皆是，如： 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蘇軾 燈裏偶然同一笑，書來已似隔三秋。——陳與義 舞陽去葉纔百里，賤子與公俱少年。——黃庭堅 唐人對偶則格局大，氣勢雄，如： 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杜甫 永憶江湖歸白髪，欲廻天地入扁舟。——李商隱 就音律而言，宋人（特別是江西派）故意用拗體，該用平聲的故意用仄，該用仄聲的，則故意用平，如： 人言九事八為律，倘有江船吾欲東。——黃山谷 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山谷 常與貧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黃庭堅 拗體的運用，使得詩句挺拔瘦勁，而唐人多用律句，鏗鏘渾雄，如：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杜甫 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李義山 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夢得 還有一個值得註意的地方，唐詩之中，愛情佳作甚多，如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李義山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而宋人詩中，愛情之作卻微乎其微，其原因，是宋人言情，大都以詞的形式來表達。柳永、晏幾道、秦少游、李清照，即使是豪放派詞人蘇、辛等人，亦多以美人香草來寄托其幽思。 總之，宋詩勝於唐詩之處在於技巧的進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擴充。而文學技巧愈進步，天籟愈失，愈難免斧鑿之痕，也就愈失雍容渾厚之美，這是勢所必至，無可奈何的事。同時，一味求新求奇求深，如無新意可得，便只得留意於字句之間，舍本逐末，有損詩的意境。所以宋詩不及唐詩之處也在此。如果奉唐詩為圭臬，宋詩自然不及唐詩。不過就文學發展而言，貴獨創而不貴一成不變，宋詩在唐詩極盛之後，難乎為繼，不變則窮，於是開山辟道，涉足唐人未到之境，另創一格，與唐詩分庭抗禮。元、明以後詩盡管有變化，但越不出這兩派的藩籬以外。所以說，最善學唐詩的，無過於宋人。（1990年10月在江西省老同志書畵學會講課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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