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派、江湖体及其他

扬之水

江湖派、江湖体及其他

作者/季品锋

    钱锺书关于江湖诗派的一些论述，虽已见于《谈艺录》、《宋诗选注》，却一直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江湖诗派研究相关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似尚未得到很好的利用。下面笔者就这些资料，结合已有的江湖诗派研究，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其有违失，识者正之。   
    一、问题的出现   
    《札记》第452则:   
    刘过（改之）《龙洲道人诗集》欲为豪雄，徒得粗犷。《瀛奎律髓》卷二十四评其《送王简卿归天台》（集卷五）谓太欠针线者，是也。古体学太白，近体不江西不江湖，自成野调。
    《札记》第494则:   
    刘过《龙洲道人诗集》十卷，前第四百五十二则论《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六册已及。改之诗七古七律五古较为擅场，气机壮浪，于江湖游士诗中差为别调。
    《札记》第438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八册:刘仙伦（叔拟）《招山小集》。粗豪尚气，似龙洲道人，非江湖亦非江西也。《贵耳集》卷中记当时有二庐陵二刘之号，洵非不伦。   
    这与我们对江湖派的已有研究结果是相冲突的。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张瑞君的《南宋江湖派研究》是两部江湖诗派研究的代表性专著，这两部著作都将刘过作为江湖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来专节讨论。但在上述几则札记中，钱锺书反复指出刘过诗歌“不江西不江湖”、“于江湖游士诗中差为别调”，甚至在评论刘仙伦诗歌时，也不忘带一笔“似龙洲道人，非江湖亦非江西也”。一个诗歌特色上呈现“非江湖”风貌的诗人，能作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吗?   
    这是“大人物”，再举《札记》中论及的几位“小人物”:《札记》第438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八册:黄文雷（希声）《看云小集》，五七古颇动荡，非江湖体也。
    《札记》第446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十二册:敖陶孙（器之）《臞翁诗集》二卷。纯乎江西手法，绝非江湖体，虽与刘后村友，却未濡染晚唐。观《江湖后集》卷十八《借山谷后山诗编》分明自道宗尚矣（第四百五十三则）。《小石山房丛书》中有宋顾乐《梦晓楼随笔》一卷，多论宋人诗，有云臞翁虽不属江西派，深得江西之体，颇为中肯。   
    黄文雷、敖陶孙及刘仙伦，都为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确定的一百三十八位江湖诗派成员，钱锺书却认为他们的诗歌“五七古颇动荡，非江湖体也”、“纯乎江西手法，绝非江湖体”、“粗豪尚气，似龙洲道人，非江湖亦非江西也”。既然诗歌作品都呈现出非江湖体的特色，那作者能属江湖诗派吗?《札记》第366则:   
    王迈《臞轩集》十六卷。实之以谠直名，词章其余事也。虽出真西山门，无儒缓妪煦之态，气盛言汹，然嚣浮乏洗炼，故出语每俗。如卷五《真西山集后序》“一片赤诚”等句是也。诗亦慷慨流走，乃江湖体中气势大而工夫不细者。最推诚斋却不相似。《札记》第420则:   
    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六卷。卷一有《投后村先生刘尚书》，卷二有《古意答胡苇航》、《送远曲别苇航》、《送梅峰阮监镇东归》，卷四有《和胡竹庄韵》、《寄胡苇航料院》、《友人余兄归小诗寄胡苇航》，卷五有《再用韵和苇航》，可以考见其吟朋啸侣，与胡仲弓尤友善。所作近体亦江湖滑薄之体，而笔力开展，颇能自振拔，然未得为陈宗之所网罗也，声名寂寞，遂更在二胡下矣。   
    《札记》第490则:   
    郑震（叔起）《菊山先生清隽集》一卷，只四十首，仇山村选自《菊山倦游稿》者，亦南宋晚唐体，可入《江湖小集》。   
    《札记》第509则:   
    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亦江湖派，尖薄而未新警。《札记》第541则:   
    刘黼《蒙川遗稿》四卷。声伯虽笃志洛闽之学，时以性理语入诗，至和紫阳《感兴》二十首（卷一），然实得法于四灵，《四库提要》乃云:“其诗亦淳古淡泊，虽限于风会，格律未纯，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别，下视方回诸人，如凤凰之翔千仞矣。”盖蒙然莫辨其为江湖派之晚唐体也。《札记》第562则:   
    姚勉《雪坡舍人集》五十卷。述之诗为江湖体之近晚唐者。《札记》第587则:   
    连文凤《百正集》三卷，即月泉吟社征诗第一名之罗公福也。江湖派晚唐体，琢润而无警策，惟《春日田园杂兴》一律（卷中）为佳。   
    王迈、蒲寿宬、郑震、董嗣杲、刘黼、姚勉、连文凤，在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的一百三十八位诗派成员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在“不属江湖诗派成员”的三十二人名单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在已有的江湖诗派的著作或论文中，也没有人提及上述几位诗人。《札记》或直言“亦江湖派”、“江湖派晚唐体”，或言“可入《江湖小集》”，都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七位诗人都与“江湖诗派”有莫大的关系，为何我们已往研究却将他们集体疏漏了?   
    今人研究与前人研究的矛盾，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何解释，问题又出现在什么地方?   
    二 、江湖体   
    问题的解决还得从源头入手。诗派成员判断上的争执，还是源于江湖诗派的自身界定的模糊。据现有的资料，最早明确提出“江湖诗派”这一说法的应该是《诗家鼎脔》的“小序”。   
    宋季江湖诗派以尤杨范陆为大家，兹选均不及，稍推服紫芝、石屏、后村、仪卿，其余人各一二诗止，隘矣。疆事日蹙，如处漏舟，里巷之儒犹刊诗卷相传诵。且诸人姓名，有他书别无可考、独见之此编者，存以征晚宋故实也。倦叟。《诗家鼎脔》二卷，不著选辑人姓名，四库馆臣以为“其书乃宋末人所录南渡诸家之诗”，又云:“卷首有小序，署曰倦叟，亦无姓氏。案:倦圃为曹溶别号，此序当即为溶所题。”（《诗家鼎脔提要》）曹溶是清初人，卒于康熙二十四年。小序的作者“倦叟”是否为曹溶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宋季江湖诗派”的说法看，“倦叟”为宋以后人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在“倦叟”提出“江湖诗派”这一概念后，四库馆臣始大量地使用。   
    可以说“江湖诗派”是个“后视性”概念，即后人对这段存在过的诗歌历史做出叙述时提出的概念。与宋代另一诗派江西诗派相比较，江湖诗派没有明确的宗派成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诗歌主张。作为南宋后期真实存在过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复杂与流变，超出我们的想象。笔者以为，要对江湖诗派作出科学的界定、客观的描述，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人，一是诗，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的紧密结合，这是将江湖诗派研究深入进行下去的唯一可选择的路径。作家研究中，我们已经认识到:“江湖诗人”、“《江湖》诸集收录的诗人”与“江湖派诗人”三个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但绝对不能完全等同。以往对江湖诗派的界定中，将这三个概念交叉、混合使用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关于这一点，张继定的《论南宋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已经有清晰的阐述，可参看，本文不详加讨论。刘过的例子就是混淆了“江湖诗人”与“江湖派诗人”的概念。   
    作品研究中，现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往偏重诗歌作品的收录考察，轻诗歌作品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夸大了《江湖》诸集在诗派界定与成员判断中的作用。   
    《江湖》诸集对江湖诗派的界定有重要意义，但不是决定性的。如果将其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混淆了“《江湖》诸集收录的诗人”与“江湖派诗人”这两个概念，最著名的例子是梁昆的《宋诗派别论》。梁将四库本《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所载一百零九位诗人，统统列为江湖诗派成员。这一做法，已得到当代众多学者的修正。   
    但在实际的研究中，江湖诗派的诗歌本体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对江湖派诗歌到底呈现哪些特色，在其发展进程中又有哪些变化，还远未描述清楚。这种模糊，导致研究者在遇到具体的成员判断问题时，往往回避从作品的风格入手，而选择比较“硬性”的标准———作品入选情况来做判断。这样还是无法摆脱对《江湖》诸集的依赖。如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的《江湖诗派成员考》就明确地说:“据目前所知，残本《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九种江湖诗集，明清人的影、抄、刊本江湖诗集，也有十一种以上……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这些江湖诗集，连同当时一些笔记、诗话、书目中的记载，就成为我们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这与梁昆的只据《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相比，似乎是进了很大一步。而且研究者也认识到“收入诸江湖诗集中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江湖诗派成员”，剔出了一些诗人。但这似乎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未收入江湖诸集中的诗人，就一定不是江湖诗派成员吗?   
    这样，像王迈、蒲寿宬、郑震、董嗣杲、刘黼、姚勉、连文凤等作品没有入选《江湖》诸集的作家，自然是不会进入研究范围的。   
    从这意义上说，钱锺书提出的“江湖体”这一诗歌本体概念，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它使得我们从对《江湖》诸集的依赖性中摆脱出来，回归到对诗歌流派自身风格特征的判断上来。它提醒我们回到对诗歌作品本身的注意，这正是我们当前研究界的薄弱环节。在方法论上，它提醒我们从偏于作家研究回归作品研究，从作品收录转向作品分析，从求证走向解析。   
    例如在归属问题上争论较多的方岳，张瑞君的《南宋江湖诗派研究》认为把他说成江湖诗人可以，但不应该归于江湖派，理由是方岳很少与江湖派的其他成员来往唱酬，方岳的诗不见于《江湖》诸集及其他与江湖派有关的诗集;而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则主张列入，并且作为江湖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专节论述，但对于方岳没有作品入选《江湖》诸集的问题，他在附加的五条判断标准安排了一条“传统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钱锺书的判断:   
    《札记》第252则:   
    方岳《秋崖先生小稿》三十八卷。巨山为江湖体诗人后劲，仕宦最达，同时名辈，惟戴石屏姓字挂集中……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余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颇能自战;巨山写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   
    在这一则中钱锺书没有拘泥于方岳诗集是否入《江湖》诸集，而是直接从方岳诗歌风格入手，直言“巨山为江湖体诗人后劲”，同时将方岳与江湖诗派的刘克庄、戴复古作了简要的诗风比较，并推他们三人是继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后的三大家。并且指出方岳与刘克庄存在着诗歌创作上的相似之处:“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   
    随后在征引、剖析了方岳诗学近人的七个例证后，钱锺书论述到:   
    拈此六七例以概其余，亦征江湖诗派之渊源不远，蓄积不厚矣。方虚谷《瀛奎律髓》卷二十七选《咏杨梅》一首，尊之曰:“吾家秋崖先生，其诗不江湖不江西，自为一家云。”盖回护掩饰之词也。   
    刘克庄作为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这是得到大家公认的，而方岳诗风与刘克庄诗风有其相似性，除了上述的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外，“渊源不远，蓄积不厚”也是一个通病，《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钱锺书就指出刘克庄“作诗备料”的毛病。最后钱锺书指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吾家秋崖先生，其诗不江湖不江西”的说法是“回护掩饰之词”，进一步肯定了方岳的江湖体诗风。   
    当然，我们已经提到，诗派成员的判定得结合作品与作家两因素。“江湖体”（作品因素）是必要条件，如刘过、刘仙伦、黄文雷等人没有满足这一必要条件，理应被剔出江湖诗派行列;而“江湖体”也非判断的充分条件，上面提到的那些“江湖体”诗人，是否归属“江湖诗派”，还得考察作家的身份、交游等情况。在方岳这个例子上，钱锺书也提到了“仕宦最达，同时名辈，惟戴石屏姓字挂集中”，从他的身份、交游看，是否归属“江湖诗派”，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从方岳这个例子，钱锺书为我们研究江湖诗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他提出的“江湖体”这个依据更具文学意味，更注重文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摆脱单纯依靠作品是否收入《江湖集》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以上是《札记》中的一些关于诗派成员判断的问题，以及江湖体概念的问题。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钱锺书对江湖诗派的论述与分析，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理解“江湖体”。   
     三、江湖派与江西后派的关系   
    《札记》第453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二十八册:赵师秀（紫芝）《清苑斋集》，虽仍苦拘露，四灵中推巨擘矣，方虚谷之言是也（见《律髓》卷四十七《桃花寺》批，又卷四十八《一真姑》批）。然以江西与江湖、四灵与二泉分茅设□（上草下绝），一若矛盾水火者，却非情实。虚谷甚推曾茶山，而当时称茶山者有赵庚夫仲白，则四灵同声也（参观《律髓》卷十四，又《梅涧诗话》）。江湖派集中多与二泉唱酬，二泉所作亦不主江西手法，涧泉尤为江湖体（集中与水心、四灵、巩仲至唱酬甚多，卷八《昌父题徐仙民诗集因和韵两首》其一云:“眇眇三灵见，萧萧一叶知。”自注谓灵芝、灵渊、灵舒及水心也。卷十四有《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七律一首）。紫芝即有《敬谢章泉赵昌甫二十韵》、《访韩仲止不遇题涧上》、《寄赵昌父》、《贵溪夜泊寄赵昌父》诸作。《芳兰轩集·题信州赵昌甫林居》且明曰:“谱接江西派，声名过浙间。”   
    （行间注）《水心集》卷六《和答徐斯远兼简赵昌甫韩仲止》七古、卷七《送周明叔王成叟并上昌甫仲止二兄》五古、卷八《次韵韩仲止》七律、卷十二《徐斯远文集序》:“ 斯远与赵昌甫、韩仲止扶植遗绪。”《石屏集》卷一《章泉二老歌》、《寄章泉先生赵昌父》、卷二《寄韩仲止》（何以涧泉号，取其清又清）、《玉山章泉》（姓自章而立，名因赵以传）、《别章泉定庵二老人》、卷四《哭涧泉》。《后村大全集》卷一《寄赵昌父》、《寄韩仲止》两七律。   
    历来研究南宋诗歌史，都以江西、江湖两派并称，且多着眼于两派各自的发展过程，而较少注意到两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各个不同流派的作家在创作方面相互间仍然有着联系和影响，艺术上也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复杂而具体存在的现象。这种论点对理解宋诗各种流派的形成、发展中所出现许多问题，也是适用的。《宋诗选注·徐玑小传》中有一段话论述江湖派与江西派的关系:“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   
    这一段话，在以往研究中引起过颇多的争议。现在，结合《札记》看来，钱锺书对江湖、江西的认识是很全面的。他既看到了江湖派在开创时期对江西派诗歌创作上的反思:“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也注意到了两派之间的相互吸引。以尊茶山为例，既有方回也有赵庚夫。从交往来看，江西后派的代表人物“二泉”与江湖派的交流还是比较密切的，既有江湖派前期代表人物四灵，也有江湖派后期中坚力量刘克庄与戴复古，钱锺书在上面列举的大量唱和之作即是有力的证明。从创作上说，江西派也受到了江湖派的影响，除了上面的“二泉所作亦不主江西手法，涧泉尤为江湖体”，此外还有裘万顷。   
    《札记》第265则:   
    裘万顷《竹斋诗集》三卷、附录一卷。朱竹垞、宋牧仲等序皆以元量江西人而不作江西派诗为言……不知南宋中叶以后，章贡间作者每不乐土风，诚斋、白石是其显例。与高菊涧、宋伯仁等唱和，已是江湖体而仍有江西句法也。元量词致疏爽，非江西之襞积，然格调槎枒，仍时露江西句法也。陈元晋《渔墅类稿》卷五《跋裘元量〈竹斋漫存诗〉》云:“某生晚，不及识竹斋裘公。尝见章泉老先生言公之诗气和韵远，当入江西后派”云云。   
    从江西人裘万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江西、江湖两派的融合与相互吸引。一方面裘万顷的诗歌“词致疏爽，非江西之襞积”，虽“不乐土风”，但“格调槎枒，仍时露江西句法也”，所以赵章泉以为裘万顷诗“气和韵远，当入江西后派”;另一方面裘万顷与江湖派的高翥、宋伯仁却有着唱和，而且他的唱和诗已不知不觉染上了江湖风味，已是“江湖体”。   
    这一现象也同样发生在江湖诗派成员身上。以戴复古为例，“他活到八十多岁，是江湖派里的名家。作品受了‘四灵'提倡的晚唐诗的影响，后来又掺杂了些江西派的风格;他有首《自嘲》的词说:‘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贾岛是江湖派所谓的‘二妙'的一‘妙'，杜甫是江西派所谓‘一祖三宗'的一‘祖'，表示他的调停那两个流派的企图。”（《宋诗选注·戴复古小传》）江湖派诗与江西诗派的这种微妙的关系的探析，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江湖派的诗风。《札记》第346则:   
    南宋江湖派诗，盖出入于晚唐、江西二派之间，然不无偏至，秋崖则偏于江西，后村则偏于晚唐。   
    这是对江湖诗风的高度概括，据此，钱锺书将江湖诗风大致划分为两类，各举三例:近晚唐者:   
    《札记》第584则:   
    戴复古《石屏诗集》十卷，弘治时马金（汝砺）编本。   
    石屏诗亦江湖派诗中之近晚唐体者，特才情较富，于小家中卓为雄长，终苦根据浅薄。《瀛奎律髓》卷二十数斥其轻俗，是也。然言“高处颇亦清健，不至如高九万之纯乎俗”，则未为公允。菊涧有脆辣处，鲜爽醒心。石屏较为甜熟，且有伧鄙气，七绝尤无一可采。《札记》第438则:   
    张弋（彦发）《秋江烟草》，与赵紫芝最善，刻意守二妙四灵家法者，如《江楼饮客》云:“老菜羹迟熟，冻油灯屡昏。”《移菊》:“稍觉微根损，须迟数日开。”皆寒瘦语，惜未臻深微耳。《札记》第438则:    张至龙（季灵）《雪林删余》，亦姚、贾体，心思颇刻，易成纤佻。近江西者:   
    《札记》第530则:   
    萧立之（斯立）《萧冰崖诗集拾遗》三卷。谢叠山跋谓江西诗派有二泉及涧谷，涧谷知冰崖之诗。夫赵、韩、罗三人已不守江西密栗之体，傍江湖疏野之格，冰崖虽失之犷狠狭仄，而笔力峭拔，思路新辟，在二泉、涧谷之上。顾究其风调，则亦江湖派之近江西者耳。《札记》第438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一册:危稹（逢吉）《巽斋小集》，已参江西派，古诗颇老健，近体寒薄。   
    《札记》第438则:     
    陈鉴之（刚父）《东斋小集》，较典重，稍参江西法者。观其《题陈景说诗稿》第一首，足见不以晚唐自域矣。    江湖诗派一向被认为是“亲四灵”、“反江西”的，江湖诗派中诗学晚唐的现象不会引人异议。而当我们认识到江湖、江西复杂的关系后，江湖诗派中出现诗风近江西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江湖派好作理学语   
    《札记》第302则:   
    陈杰《自堂存稿》四卷。好于近体诗中作理学语。如卷二《题濂溪画像》云:“翠叶红莲地，光风霁月天。几神千载悟，纸上更须圈。”《和叶宋英》云:“风叶静千林，归根深复深。江山皆本色，天地见初心。”《归梦》云:“人事扰多智，天机行不言。”《天人》云:“圣贤惟任道，两不系天人。”《醉乡》云:“酒亦有何好，离人而趋天。”卷三《携碧香酒赏红白桃因观江涨》云:“言之浅矣乾坤大，逝者如斯昼夜滔。”《恶讲义不逊者》全首。《天命》全首。《穷举》云:“幸生朱鹭相鸣后，犹忆羲文未露前。”山谷虽偶有此类句，江西社中人只作禅语，放翁则喜为之，江湖派遂成习气。   
    （行间注）《刘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一十一《吴恕斋诗稿跋》谓:“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卷九十四《竹溪诗序》云:“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浑忘专骛吟咏者亦每作此体也。  
《札记》第453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四十册《夜听诵太极西铭》:“六经宇宙包无际，消得斯文一贯穿。万水混茫潮约海，三辰焕烂斗分天。鸢鱼察理河洛后，金玉追章秦汉前。遥夜并听仍暗昧，奎明谁敢第三篇。”   
    按，纪文达《瀛奎律髓刊误序》斥方虚谷论诗三弊，其二曰“攀附洛闽道学”，诚中其病。然此乃南宋末年风气，不独虚谷为然，江湖派中人亦复如是，芸居此诗其一例也。《札记》第464则:   
    卫宗武《秋声集》六卷。淇父华亭人，宋之遗老，卷二有《和家则堂韵》七古一首，即家铉翁也。诗亦沿南宋江湖体，颇纤滑，时以理学语掺入（舍卷一《理学》、《赠潘天游》等五古外，如同卷《钱竹深招泛西湖值雨即事》云:“烟霭渺无际，宛类太极初。”《赋南墅竹》云:“有体兼有用，迥异凡草木。”卷四《春日》云:“化工溥至仁，生机运不停。”《望霁》云:“重明丽乎正，万象生辉光。”正复当时结习〔参观第四百五十三则〕）。《札记》第438则:   
    《南宋群贤小集》）第一册:罗与之（与甫）《雪坡小稿》二卷，好以七律为理语，如卷二之《动后》、《文到》、《卫生》、《谈道》、《默坐》、《此悟》诸首，皆《击壤集》体之修饬者。《札记》第346则:   
     吴龙翰《古梅吟稿》六卷。式贤奉刘方为师……而所作以濡染晚唐处为多，却无新秀语可采，多袭本朝人词意。《四库提要》谓其好言金丹炉火，未及其好攀附道学。如卷二《天目道中》之“三色俨如严父面”，即道学作怪，不特同卷《读先曾大父遗文》之“道参太极本无极，易论先天与后天”而已。   
    学界提出了对江湖诗派的研究要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去进行，去体认，也作了许多工作，如张宏生关于江湖诗人行谒的分类考析就是很好的尝试。而《札记》中提到的“江湖诗派与理学”，这是一个新的话题。诗歌中作理学语，“山谷虽偶有此类句，江西社中人只作禅语，放翁则喜为之，江湖派遂成习气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习气，这种习气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如何?从上面列举的诗人来看，江湖派中的诗人好作理语的不在少数。看来，我们的江湖诗派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扬之水

“江湖诗派”是个“后视性”概念，即后人对这段存在过的诗歌历史做出叙述时提出的概念。与宋代另一诗派江西诗派相比较，江湖诗派没有明确的宗派成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诗歌主张。作为南宋后期真实存在过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复杂与流变，超出我们的想象。

扬之水

          夜听诵太极西铭
六经宇宙包无际，消得斯文一贯穿。
万水混茫潮约海，三辰焕烂斗分天。
鸢鱼察理河洛后，金玉追章秦汉前。
遥夜并听仍暗昧，奎明谁敢第三篇。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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