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诗歌

扬之水

正始诗歌

作者/叶嘉莹

    大陆上有一位叫侯外庐的学者，他在一本《中国思想史》中谈到魏晋时代的思想时特别提出了嵇康这个作者，他认为如果以诗歌创作而论，阮籍的诗比嵇康写得好，而如果就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应该说嵇康比阮籍更深刻、更具思辨性。嵇康写过许多篇论文，最有名的像《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此外还写过《宅有吉凶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他讨论了许多天人之间的问题，他认为人若是顺乎自然，依其天性就可以延长你的生命，反之你若做了许多损害自然天性的行动，你的生命就会受到斫丧；他认为音乐是没有哀乐之别的，是由于听音乐的人有哀乐不同的感受，所以才说音乐是有哀乐的；他认为宅是有吉凶的，可是宅自身不能单独有吉凶，要与人配合起来才有吉凶的作用。无论他的这些论点是否可靠，总之嵇康确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侯外庐在谈到他的姓氏问题时认为他们自称本姓“奚”，后为避冤仇而改姓“嵇’’的说法不完全可靠，因为假如为“避冤仇”就应该逃离本地之后，然后改姓，可据历史上的考证，嵇康他们根本不曾离开过本地，因此改姓一说是不可信的。那么侯先生的看法是如何的呢?他以为嵇康是谯郡人，曹魏的曹操也是沛国谯郡人，他们是同乡，而从谯这个地方出来的人，有许多都存在着家世出身的疑问，我在讲曹操诗的时候讲过，曹操的家庭是起于微贱之中的。在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己就说他出身微贱，惟恐当时的人们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才能和价值，所以才渴望建功立业。后来当他们曹氏家族得意之后，他们就任用了许多故乡的人，这些人也同样都是出身微贱的。根据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的考证，我们只知道嵇康的父亲叫嵇昭，当曹操起兵之后，嵇昭曾经协助督运军粮，并以此得到了仕宦地位的。至于嵇昭以前的祖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记载了。所以侯外庐的意思以为，嵇康与曹操一样都是家世出身背景不详的微贱门第中人。在当时谯郡，“奚”姓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大姓，所以嵇康他们就借此自称本来姓“奚”，只是后来才改姓“嵇”的，其实“嵇”正是他的本姓。以上所说都是根据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做过考证，我只是把前人的看法介绍给大家。关于嵇康与曹操家族的关系，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他所娶的长乐亭主是曹操一个孙子的女儿，这就是说嵇康与曹氏家族有宗亲关系。

至于说到嵇康的为人，其实毋须我来介绍，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对自己的详细介绍，我上次谈过他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他为人的自白书。山巨源就是山涛。山涛到后来依附了司马氏，在司马氏的手下做了“吏部郎中”，后来又升为散骑常侍，这时他想要“举康自代”，想推举嵇康来接替自己的“吏部郎中”之职。如果按照当时这几个诗人的年龄采看，山涛应该是年龄最大的，我推测很可能山涛是以长者的身分劝荐嵇康来接受这个官职。但以嵇康与曹魏家的关系而论，他显然是反对司马氏的，如果接受了山涛的举荐，那无异于也投靠依附了司马氏，所以他当然不会接受的。不但不肯接受，他还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与山涛断绝交往的信，即《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虽然写过关于养生的文章，也知道人应该泯除喜、怒、哀、乐的感情，因为这些情感是足以斫丧你身体、生命的根源。他虽然能知，且说得很有道理，可他这个人能知不能行。他是个性情刚直的人，这点不论从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歌里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诗文的好处与缺憾都正在于此。他文章写得刚直峻切，喷薄而出，具有一股气性。世上有些人不管受到怎样的委屈、羞辱也不轻易发火，而另有一些人气性很强，他们一点屈辱、污秽都不能包容和忍受，嵇康正是这样的人，从历史上记载着的与他同时代的几个人对他的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讲阮籍时说过，魏晋之间的名士在当时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大多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志意在仕途上发挥才能、施展抱负，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才能寄托在饮酒、服药、弹琴、吟啸之上。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其中就讲到魏晋名士们饮酒与服药的事。据说那时的文人名士们所服的丹药有很多种类，最有名的一种药叫“五石散”，说是取许多矿物质，什么紫石英、什么‘‘白石乳’’等多种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熔炼，待炼成粥状之后就可以服食了，服用之后就需有许多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衣服不可穿得太紧了，因为服食的药效一旦发作起来，皮肤就会变得很敏感，很容易因摩擦刺激而产生痛痒的症状，所以你看魏晋时那些名士的衣服都是宽袍、缓带、大袖的样子，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生活上的背景。

    《晋书·嵇康传》上记载说，当时还有一个服药的人叫王烈，有一次他在山上得到一种“石髓如饴”的东西，我想一定是某种岩石的浆乳，他们认为吃了这个东西可以长生，就把这东西视为宝贵之物，王烈他就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准备留给嵇康吃，没想到留下来的那一半很快就凝固成石头了，于是他们就说嵇康这个人没有长命的因缘。

    《晋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当时文人名士们弹琴、吟啸的故事。阮籍不是说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吗，而且阮籍的侄子阮咸就是中国古乐器“阮咸”琴的发明者，这种乐器名称的来历显然是依据创制者的名字而命名的。

嵇康也是一个擅长弹琴的音乐家，历史上记载说嵇康临死前，人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请把我的琴拿来，我要最后弹一支琴曲，并说从前有一个叫阮孝尼的年轻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不肯教他，可现在我要死了，这支曲子从今以后再没有人会弹奏了。这就是被称之为他，临终绝唱的《广陵散》。

    而关于这曲《广陵散》，历史上也流传着一段故事：据说有一次嵇康到外地出游，一天夜里他在野外的一个叫作“华阳亭”的地方留宿，夜深不眠，他就取琴来弹。忽然他发现附近有一人影在听他弹琴，后来这人渐渐与他接近，并与他共谈音律，还要过琴来弹了这曲声调绝伦的《广陵散》，并且还把这支曲子教给了嵇康，不过他嘱咐嵇康说：这支曲子你可以学，却千万不能再教给别人了。说完，那人就不见了。这当然只是传说，我讲这些是为说明嵇康与当时那些文人名士们在寄情酒、药、琴、啸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以及他们对嵇康为人的评论，现在我要特别提出那个擅长吟啸的孙登对嵇康的评价。

    在讲阮籍时我不是说有一次阮籍登上苏门山去拜访孙登的故事吗，要知道孙登才是一个真正的高隐之士，阮、嵇两人都无法与他相比，因为他们都不能做到既洁身又自保的程度：阮籍为了苟且全身，内心充满了那么多抑郁痛苦却不能抒发；而嵇康呢，—为了洁身全节轻易地得罪了司马氏，最后惨遭杀身之祸。由此可见，真正能够洁身远祸、保全身心的人是孙登。历史上记载着嵇康也去拜访过孙登，并与之交谈了很久，而孙登的表现依然是不大讲话，最后嵇康临走时，孙登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意思是说，你虽然很有才气，但你的“识见”缺乏，所谓“识”者，就是“知几”的能力，中国古人说“知几其神乎”，是说在一个人的修养上，你不但要读书、明理，还要知几，“几”是微弱细小的意思，是事件将发之前的细微征兆。比如古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里的“月晕”与“础润”就分别是“风”与“雨”的征兆。所以“知几”是一个人洞察、预料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见识。孙登这位高隐之士认为像嵇康这种“才多而识寡”的人生当“今之世”这样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很难幸免于难的。这种征兆，不但像孙登这样的人一望即知，就连嵇康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看到了。后面我们要讲他的《赠秀才入军》一诗，有人说这里的“秀才”就是他的哥哥嵇喜，从诗中我们能看出他与他哥哥嵇喜在出处的态度上是很不相同的，何谓“出处”，“出”是出仕，“处”是隐居独处，不去做官。

    根据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嵇康以前做过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于他与长乐亭主结婚之后，作为曹魏宗亲、皇亲国戚，·当然得有一个官职了，所以就给了他一个中散大夫之职，不过这种官职是比较闲散的，对政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等到司马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嵇康便连这个闲官也不再做了。所以山涛才推荐他出来接任自己的“吏部郎中”，但他没有接受。这时他哥哥嵇喜却出仕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他与嵇喜兄弟二人互相赠答的诗作中了解到他们各自所持的态度。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答赠朋友的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答二郭》诗，“二郭”是嵇康的两个姓郭的朋友。在他们的赠答诗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位朋友对嵇康的忠谏和规劝，这些话与嵇喜和孙登的看法很相似，都是奉劝他不能如此讦直地得罪这许多人，要知道保全自己，尽力与世俗“和其光，同其尘”(《老子》五十六章)。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就是说要涵蓄光芒，混同尘垢，与世俗做一些妥协，这样才能免除身家性命的危险。你看，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与他同时代高人孙登、他的哥哥嵇喜，以及他的朋友二郭等人对他的评论与劝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嵇康的为人是如何的。除此以外，更能表明他为人处世态度的，还是他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没有时间讲他的全文，只能摘出其中的几段话念给大家听一听，从中你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嵇康这个人。

    在文章的开头他说：“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意思是说，从前我们最初刚刚在颖川相遇的时候，你就称赞我，那时我常常认为你是我的知己，不过我也很感奇怪，因为我们以前并不熟悉，怎么会刚一见面你就能认识我呢？接下去他又说：“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这句是说，前年我就听我的朋友说你要推荐我代替你去做吏部郎中，这个事情虽然没有成，但我由此知道了你原本是并不了解我的。后面的话就越加激切了：“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他说你这个人是四面“傍通”的，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很少有什么事情是认为奇怪而不可为的；而我则是个“直性狭中，多所不堪”的人，他这几个字很准确地概括出自己性情，“直性狭中”是说自己性情耿直，气量狭窄，对一些不合于自己心意的事情无法容忍，所以“多所不堪”。由此可见我们彼此性情不合，不可能真正了解、认识对方，只是偶然与你相识罢了。近闻您又仕途迁升了，我深为忧虑不快，你推荐我来代替你空下来的职位，恐怕就像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一样。 “庖人”是厨师，这里指那些宰杀猪羊的屠夫。“割”即宰杀。他的意思是说我恐怕你是不愿意一个人动手弄得满手鲜血，于是才“引尸祝以自助”，“尸祝”是古代行祭祀之礼时那个扮演神灵的人，这个人是保持清白、冷静，决不参加杀猪宰羊的工作的。嵇康认为山涛做了官，还要拉嵇康也出来做官，就像那屠宰牲畜的厨夫，不好意思看到自己一人双手沾满淋漓的鲜血，于是就要把那清白的尸祝也拉出来，“手荐鸾刀，漫之膻腥”，“荐”是用手托着，“鸾”是宝刀上的装饰，他说你一人操刀还不算，还要把刀也传递给我，满不在乎，随随便便地也引我走到那个鲜血淋淋、膻腥污秽的场合去，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能去做的。你看，在这封信的开头一段嵇康就把山涛讽刺了一顿。

    后来他又说：“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他说我从前读书时，常从书中看到有一种耿介、正直，不随俗沉浮、苟且迎合的人的，那时我不相信天下真会有那种宁可冒着犯上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自己耿介孤直本性的傻瓜。而现在我才相信世上果真是有这样的人的，因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如果你天性中有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真是不能勉强去做的。就像陶渊明，他宁肯去躬耕南亩，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也不能忍受“口腹自役，违己交病”的仕途生活，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那他就会觉得满身是“病”。“交”者，极言其多，“交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交织在一起的痛感。嵇康说，他现在才终于发现自己之所以在众人的劝告之下（他哥哥的劝说，他朋友二郭的劝告，隐士孙登的劝诫……）不能改变的原因是，他天性中具有许多“不堪”与“不可强”的事情。那么哪些是他所“不堪”与“不可强”的天性呢？他又是怎样形成了这样一种天性的呢?在后面的一段话中他做了清楚明确的回答。他说“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他认为自己形成这样一种性情是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疏懒”散漫的人，再加上少时“孤露”，无父曰孤；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故曰孤。“露”是裸露，没有上面的荫蔽和保护的意思，正因为“少加孤露”所以才愈加地致使“母兄见骄”，被母亲和长兄所宠爱、娇惯、任纵。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讲到这里，就顺便谈一下，这里说的“母兄见骄”的兄，有人说就是他《赠秀才入军》诗里的嵇喜。可是根据侯外庐与《嵇康集校注》的作者戴明扬先生的考证，这个娇纵他的兄长不可能是嵇喜，证据有二点：一是嵇康曾经写过怀念家里亲人的《思亲诗》，在这些诗里有“思报德兮邈已绝，嗟母兄兮永潜藏”的句子，他说我想要去报答家里亲人对我养育的恩德，可是我所应该报答的这些亲人却都已去世，离开我那么久远了，我只有对“永潜藏”，永远深埋在地下的母亲和长兄表示我深切的悲悼之情了。

    从这诗里可以看出嵇康的那位从早宠爱娇纵他的兄长早已先他而逝了。而且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当嵇康临死前要求取琴来弹时，那个把琴拿给他的人就是嵇喜，这说明嵇喜是死在嵇康之后的，这是一个证明。此外还有一点也可证明即他的那个有恩德于他的哥哥应该是比他年长得多的，而从他给嵇喜的赠诗中所记载的他们同辈兄弟之间的嬉戏游玩的事情中看，这个嵇喜不像是那个比他年长很多的长兄。

    无论嵇喜是不是曾经娇宠过嵇康的哥哥，总之他确实有一个从小对他倍加宠爱的哥哥，所以他说“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他自云“不涉经学”，没读过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这实在是嵇康的客气，其实他不是没读过这些经学，而是不受这些儒家礼法观念的束缚罢了。后面他又说自己“性复疏懒”，“疏”是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又很懒惰；“筋驽肉缓”，我身上的肉与筋都是松弛的；这还不算， “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我的头发跟我的脸常常一月之中有十五日不梳洗，不到闷痒得难以忍耐时，我都不洗头。后面他说得就更妙了：“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他说我连上厕所都懒得去，直到实在忍不住了，才往厕所跑。你看他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嵇康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他天性中就有这种耿介、孤傲、率直的本色，另一方面他是要故意说这些不登大雅、不合礼法的话给山涛听。你山涛不是那么正经、那么严肃地跟我大谈规矩礼法吗？我偏要说这些难堪的话给你听，让你明白我对你那套规矩礼法根本就不屑一顾!

    非但如此，下边他又进一步历数了他天性中的“必不堪者七”，一定不能忍受的七件事，和“甚不可者二”，别人认为我一定不可以这样做的二件事。他说“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我喜睡懒觉，早上起得很晚，我若接受你的推荐去做官，那看门的人很早就要催我起床，这是我首先不能忍受的。“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我喜欢抱着琴随便走到哪里吟诗歌唱，我还喜欢到草野之间去游玩钓鱼，要是做了官，平时身边跟着大群随从，我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了，这是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让我直呆呆地正襟危坐，身不得动，腿不能摇，我受不了，因为我不喜欢洗头，也不喜欢洗澡，身上长了许多虱子，一痒起来就要抓个不停，可一旦做了官，身上就要穿起礼服，头上也得戴上礼帽，还要给长官作揖叩拜，不能妄动，这是我无法忍受的第三件事。“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我平时就不喜欢写信，而人间的繁杂之事如此之多，如果做了官，桌子上堆满让我应付处理的公文，我若不去应酬，就不合乎规矩职责，若勉强应付，又不能坚持很久，所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四件事。“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世俗之上有许多需要礼尚往来的应酬，如吊丧等等都是我不喜欢的，但人情世俗对此却很看重，我如果不去，就会遭人责备，而且我已经因为这些事情招致了许多人的怨恨和中伤了，我虽然有所意识，可本性终不能改，总之我无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因而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五件事。“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这里嵇康无异是在骂人了，他说我不喜欢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可我一旦做了官就要与这些人一起共事，有时满座都是宾客，他不说人家讲话，而说人家是“鸣声聒耳”，在我耳边吵闹。后边的两句就是骂人的话了：“干变百伎，如在目前”，我们都知道魏晋时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仕宦途中险恶丛生，那些做官之人要想仕途平稳，有所升迁，就得学会八面逢迎，机巧伪饰，所以官场上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表面看上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满座“宾客”，背地里什么营私舞弊的花招和伎俩都使得出来，所以他说这是我第六件不能忍受的事。“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我本来就没有耐心，如果做起官来，有那么多公事要处理，那些事务的繁琐乏味与世故人情混杂在一起要费去我的许多思虑与精神，这也是我不能够忍受的第七件事。

    至于说到在别人看来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两件事，他也十分清楚：“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其实这才是他后来得罪司马氏，遭致杀身之祸的原因。每非”就是常常非议批评的意思。“商武’’指商汤与周武。他说我平常总爱批评、非议像商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帝王，而且我还鄙薄、轻视像周公、孔子这些极力推行、维护礼法的人。这在当时那些世俗的、讲究礼法和教化的人们眼里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所以他说是“甚不可”，最危险、最·不应该做的事了。事实上嵇康所非议、指责和鄙视的真正对象是司马家族，因为你知道在魏晋之交的时代，司马氏他们是假借着商汤、周、孔等儒家禅让的美名来做暗中篡逆夺权的事情，所以儒家的那一切礼法美名都被司马氏利用了作为篡夺的手段。嵇康之所以说不赞成商汤、武王，还不是说不赞成革命，而是不赞成司马氏的这种篡夺的手段。而“薄周孔”，是因司马氏把孔、周变成了一个虚伪的外表，变成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且后来的专制君主也都假借一些名教礼法来控制人民。这当然不能说是儒家本身的错误，儒家的主张和理论有许多都是好的，只是后来被统治阶级利用了、败坏了。你若仔细考察魏晋之间的时代，就会发现司马家族在此其间是言孝，不言忠的。在他们所标榜的儒家礼法中，他们特别推崇孝道。

    以前我讲过，司马集团在为别人罗织罪名时就常常以“不孝”为口实，像嵇康后来被下狱不就是由于他为无辜背上  “不孝”之名的朋友吕安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到牵累的吗?这个故事我前面讲过，据说吕安的哥哥吕巽污辱了吕安的妻子，吕安要去告发他哥哥，而嵇康与吕安、吕巽都是朋友，就出面为他们兄弟调合，劝说吕安自家的事情不宜太张扬了，吕安就听了嵇康的话没去告吕巽。可没想到吕巽竟先下手为强，反而以“不孝”之名把弟弟吕安给告了，于是一个“不孝”的罪名就把吕安下到监狱去了。

    嵇康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正直人，他听说后就亲自到狱中为吕安辩护，但因为嵇康的“刚肠疾恶”，得罪了许多司马氏集团的人。以前我在讲“竹林七贤”时提到过钟会这个人，历史上记载着说嵇康喜欢打铁，有一次钟会带着人来看他，他不理钟会，等钟会要走的时候，他忽然问人家：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以后钟会就非常痛恨嵇康这种傲慢的态度。就在这种情况下嵇康来给吕安做证，当然像钟会这些人是不会听信嵇康的话的，所以嵇康非但没把吕安洗刷出来，反而给人家提供了机会，把自己也送了进去。可总不能平白无故地制裁他呀，于是钟会他们就摘取了嵇康给山涛信里的这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为罪证，告他“破坏礼法”，就这样嵇康也被关进了监狱。上次我还曾经讲过，嵇康被关之后，当时的太学生有三千人公开请愿，要求释放嵇康，而朝廷不但不答应，反而更加快了嵇康的死期，他们惧怕嵇康在学生中的影响，于是就急忙把他斩首了，因此有许多人都说，天下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吕安和嵇康二人的死了。有人说这可能是山涛故意诬陷嵇康，置他于死地的，因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本来是写给山涛的，如果山涛不对别人讲，别的人，如像钟会这些人怎么会知道的呢？可见山涛是落井下石、蓄意报复嵇康的。对此，我倒觉得山涛还不至于这样坏，我以为很可能是山涛看嵇康这封信后非常生气，这是很自然的，你在信里劈头就把人家讥讽漫骂了一顿，人家能不生气吗?于是山涛当时就拿给别人看了，并且为自己辩白：我推荐你去做官，你不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写出这样伤人的话来呢。这种辩白确实是很容易唤起别人的同情，当然也会更损害嵇康的形象和声誉的。所以当嵇康后来下狱了，那些有影响的人非但没有为他说情，反而觉得借此机会杀了他，也算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

    我讲了“非汤、武而薄周、孔”是他所说的“甚不可者二”其中的一个，那另一个呢?他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你看嵇康其实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内心的心肠，即心胸是刚强、正直的，我对于那些邪恶不公正的事情是深恶痛绝的。这就是他前面说的：从前我读书时，以为只有书里有耿介之人，“今乃信其真有耳”，而且深知这种人是因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所致，比如我就正是这种性情刚直、遇事就忍不住一定要说、一定要发作的人，这种人的做法是世上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该、不可以的，而我偏偏具有这种天性，这就像这封信中另外一段话所言： “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段话意思是说，我的天性固执就好比是动物，你要从小就驯化它，它才会听话、温顺。若等到它长大了，野生的天性已形成了的时候再把他约束起来，那就好比原野上的一匹野马，即使你用珍贵的金笼头、金鞍辔把它装饰起来，它也不会领会你那一番好意，而照样狂跳挣脱奔腾，即使前途有刀山、火海，它也在所不顾，因为它忘不了它所生活惯了的·长林丰草、千里原野。嵇康这段话所用—的比喻实在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天性和为人。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嵇康的生平和性情为人，等会儿我们就开始来看他的诗了。

张庆东字恕鸣

文坛交流，美辞留香。点赞学习，问好老师！！

扬之水

阮籍为了苟且全身，内心充满了那么多抑郁痛苦却不能抒发；而嵇康呢，—为了洁身全节轻易地得罪了司马氏，最后惨遭杀身之祸。由此可见，真正能够洁身远祸、保全身心的人是孙登。

扬之水

一方面他天性中就有这种耿介、孤傲、率直的本色，另一方面他是要故意说这些不登大雅、不合礼法的话给山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