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庄子 ——读《前赤壁赋》

鲁卑陬

苏轼与庄子               ——读《前赤壁赋》 苏轼一生，仕宦路途坎坷不平。宋神宗元封二年，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以“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的罪名被捕，后来有幸保全了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于是《赤壁赋》应运而生。 人在逆境中，由于心态和行为各不相同，所以结局也会各不相同。苏轼在黄州期间，没有颓废，没有沉沦，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使他化出种种新奇。他的超脱旷达源于何处？是浩如烟海的经史？浩如烟海的经史只能使人满腹经纶，秉承治人治于人，张扬入世的那一套，而正是因循着那一套，他才远离京师，背井离乡，被流放到他方。他困厄中而不委顿，这种精神到底来自哪里呢？苏轼毫不隐晦，他说他喜好庄子，他曾感慨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在诗中有“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的句子。他的一些诗文，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他是多么感激庄子，感激庄子的超脱和旷达，感激庄子给他带来的立于天地之间的力量，他的精神力量就在庄子那里。 《前赤壁赋》先写天、地、人，写天、地、人三者浑然交融的境界。《前赤壁赋》开端就交代“苏子与客泛舟”。苏轼在诗文中，不只一次写到泛舟，他把解脱精神桎梏，争取精神自由的希望写入泛舟的意象中。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余生何其短暂，江海却永恒，把余生寄于江海，寄予永恒，是一种多么旷达超脱的境界！读他这样的词句，对理解与客泛舟的蕴含很有帮助。苏轼笔下的泛舟意象，大抵都是他在下文所要说到的不系之舟，即任其所为任其所止之舟。“苏子”与“客”泛舟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环境里，于是产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苏子对这种美妙的心理反应，其文令读者立刻联想到庄子《庄子.逍遥游》中的“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文字。 《庄子.田子方》有孔子请教老聃的记述：“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原来“苏子”所说的“遗世独立”，也出自庄子。形体好似枯槁之木，好似遗弃了万物，其实恰恰是遨游于清虚空寂的独化之境，那是庄子笔下得道者的形象。形象枯槁似乎缺乏光彩，可是精神却能够得到自由和无比快乐。摆脱精神桎梏，遨游于逍遥之境，那才是道家所主张的理想境界。老聃回答中的“物之初”，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状态，本始之境至真至虚。孔子和老聃的一问一答，揭示出得道者之所以成为得道者的原由。庄子崇尚自然，主张绝对的精神自由，所以才通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来宣扬他所谓的至真至虚的大道之境。 “苏子”与“客”泛舟，物我相融，缘于一种化境的出现。苏轼的“遗世独立”与庄子的“遗物离人而立于独”，都是“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的描述（参见《庄子天地》）。人如果不成为外物的奴隶，能摆脱物欲所带来的困惑，才会体验到回归自然的美好，苏轼身在黄州，面对壮丽江山，心灵得到净化，他怎么会不感激先哲庄子！ 在黄州期间，苏轼写的一首《临江仙》，其下片全由《庄子》化出，他写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湖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庄子笔下有“汝身非汝有也”的文字（参见《庄子知北游》），有“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的文字（参见《庄子庚桑楚》），苏轼这首《临江仙》，与庄子的这些文字，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是多么的清楚，它们完全可以共同为《前赤壁赋》作注。 《前赤壁赋》写乐与哀，乐是至乐，哀是极哀。“苏子”与“客”因何“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又因何使洞箫如泣如诉，令潜蛟和嫠妇为之动容？《庄子知北游》可以为之作解：“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乐之未毕，哀又继之，哀乐互化，会使人心动荡不宁，世人可悲之处就在于此。“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对世人的同情，对世人的批评，人们会如何是想？庄子的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对苏轼笔下的那位吹洞箫者的注释和解读。 细想一想，人的一生，不过如此，哀乐总是自然不自然地与你相伴，它们总是交替出现，究其原因，不过是一个“物”字作怪。人们怎样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呢？当你不物于物，当你精神境界达到一定程度时候，也就没有这类烦恼了。 作者笔下，乐是“苏子”之乐，哀是“客”之哀。所以才有苏子之问，展开主、客问答。主、客问答，讨论人生境界，探究物我二者间的关系，势必要关涉到宇宙时空。既然是游赤壁，于是他们从赤壁谈起，从历史云烟谈起。他们论及曹操和周瑜的功业，感叹天地无情，万物自化；感叹自身渺小，时不我待；自是哀生乐中；目遇清风朗月，大江高山，又自愧弗如，于是哀复生哀。 庄子的《至乐》篇有对乐与哀的讨论。“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庄子批判这种世俗之乐。庄子认为，这种世俗之人所刻意追求的乐，恰恰是损害性情自取祸患。他说，“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所说的这些，是在强调无为，所谓无为，目的是无不为，他告诉人们，“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庄子强调至乐与身心的关系，而无为才能使至乐永存。但是，人心不古，庄子感叹世风日下，所以也颇有些无可奈何：“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世俗之人当然不会到达至乐之境，可是当你放弃世俗之想，放弃世俗所为，那么你就能够到达至乐之境。这样看来，修道、悟道就十分重要了。 庄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他的学说会给人以抵御诱惑战胜自我的力量。苏轼被贬谪黄州，精神面貌一新，文学创作硕果累累，是与参悟庄子有必然关系的。 宋哲宗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城，官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可是，苏轼又因为拂逆旧党意旨，不得不到外地做官，待到新党再度执政，又先后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他在遭贬海南遇赦回归途中，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诗，他诙谐地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很诙谐，因为他的平生功业，竟是被贬黜三地之时建树，其实又不是诙谐打趣，而是进行严肃地一生回顾。这首诗的前两句，也由庄子化出。《庄子齐物论》写一个寓言故事。颜成子游看到他的老师南郭子綦神态有些特别，于是问他的老师：“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回答：“今者吾丧我”。死灰槁木，是寂寞无情之状，是“吾丧我”，即“我遗弃了自己的旧日形体”。《庄子.列御寇》写有一位得道者，名字叫伯昏瞀人，这位得道者告诉列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南郭子綦和伯昏瞀人都是悟道得道之人，庄子笔下的得道之人，看来虽然不免消极，但是想到他们要矫枉过正，要鞭挞伪道德、假仁义，揭露腐朽没落的达官显要，我们定会读出他们的良苦用心来。儒家讲入世，佛家讲出世，而道家讲遗世，苏轼在苦闷之中能得以自拔，超脱物外，道家学说是他的一大法宝，而他自己所写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则是对《前赤壁赋》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自我评价。倘若没有黄州之贬，倘若没有惠州儋州之贬，苏轼的历史地位或许湮没无闻，或许平淡无奇，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的推测想象。 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得到逍遥游，得到精神自由呢？“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即可得到这些，庄子这样教诲他的学生，昭告世人。而“苏子”又以庄子的思想去诱导启发他的“客”。“苏子”提出的关于水与月的盈虚消长认识论，是源于庄子的“天地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庄子齐物论》）关于盈虚，庄子在《秋水》篇中说道，“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同时又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苏子以“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来劝说吹洞箫的“客”，正是源于庄子的“消息盈虚”，即消亡、生息，充满、亏缺运化道理。通观“苏子”的滔滔宏论，读者还可以联想到庄子笔下的人物谆芒和苑风的对话。谆芒告诉苑风：“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大壑，指的是浩瀚无边的海洋（《庄子天地》）。庄子在《齐物论》中亦有这样的文字：“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为葆光。”苏轼把这些庄子笔下的文字化为己用，来说服“客”：“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子”最终使“客”“喜而笑”，化哀为乐，他们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而不知东方之既白”。至此文章戛然而止。 《前赤壁赋》主、客问答，意蕴繁丰；在意蕴繁丰的种种意象中，隐含着庄子的魂魄气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道：“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苏轼的旷达源于庄子，我们用章学诚的观点帮助品评《前赤壁赋》，来解读苏轼，是否可以呢？

鲁卑陬

发重了，劳请版主删除。谢谢！

扬之水

古代士子，面对不可期的仕途命运，往往会借助释道思想来平复自己人生坎坷所带来的失意与彷徨。苏轼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儒道释思想杂糅最成功者的典范。从这角度来看，比之杜甫的纯儒和李白的仙道精神在哲学意义上表现更加成熟。一则因为文化发展因时代的不同，二则也是苏轼本身对古代文化接受更加全面而在其人生经历上的体现。

扬之水

在苏轼人生哲学体系中，儒家为民思想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故而其不管贬到何处都能有所作为，即便“江海寄余生”的诗意也是脱胎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句。

扬之水

苏轼的不幸与其说是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政治立场对立，还不如说是其“为民”与“忠君”思想偏重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言论看似经典，但是在历代帝王思想意识上或许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苏轼的不幸正在于此，苏轼的庆幸则在于其本人哲学思想的成熟缔造出其豁达的人生观。《前赤壁赋》中所表达的“人生可以不幸，精神却可以自由”正是其思想杂糅融通的结果。

扬之水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可反映出其思想意识上的取向，苏子有一首词写到：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菩萨蛮）
       但是苏轼不会像陶渊明那样“归园田居”，因为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儒家意识还是主要的。苏子选择的是“吏隐”，与白乐天一样，都属于“中隐”。

鲁卑陬

扬之水 发表于 2024-9-15 22:28
古代士子，面对不可期的仕途命运，往往会借助释道思想来平复自己人生坎坷所带来的失意与彷徨。苏轼是其中的 ...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说到：“昔周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苏轼自评自己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大致若此。

鲁卑陬

扬之水 发表于 2024-9-15 22:46
苏轼的不幸与其说是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政治立场对立，还不如说是其“为民”与“忠君”思想偏重问题。“民为 ...

人们在遭受重重挫折后，自会思悟或冥想。

鲁卑陬

扬之水 发表于 2024-9-15 22:52
苏轼对陶渊明的认可反映出其思想意识上的取向，苏子有一首词写到：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 ...

陶渊明描述他的经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壮时颇有宏图远志，却无以实现，这是什么缘故？t他“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陶渊明是有资望的，然而迟迟不出仕，直到二十九岁才为官。
陶渊明与桓玄交往有世袭关系，很深厚。他在桓玄手下为僚属，在为母亲守制期间，桓玄发动政变，称帝。刘裕被众方镇推为盟主，共同起兵讨伐桓玄，桓玄节节败退，出逃路上被杀。陶渊明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跟随主子桓玄败退，然而没被桓玄株连，转而在刘裕麾下行走，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人们似乎多有不解。其实这恰恰说明陶渊明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任刘敬宣建威将军府参军仅三四个月即辞职归乡。八月，陶渊明再出任彭泽县令，在彭泽县令任上八十多天后又挂印归乡。此后写下《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出仕为江州祭酒，直到辞掉彭泽令而归田园，已经度过十三年了，十三年的曲折历程，让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他终于在彭泽令任上翻然醒悟，看透刘裕的心思，是据天下为己有，做出永不再出仕的决断。此后多年，刘裕完全执掌东晋大权，派人请陶渊明出山，陶渊明拒绝。他知道，天下已不再是司马氏之天下，从这一点看，陶渊明是忠于东晋的。

鲁卑陬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是东晋的中梁砥柱 忠于国家。桓玄的父亲桓温拥兵捍卫东晋江山，又觊觎东晋江山 ，只因有谢安和王坦之等人在，桓温才不得逞。而刘裕曾是三反将军刘牢之手下的一个走卒，却最终夺取东晋天下。陶渊明对刘裕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当把刘裕的野心看破后，才义无反顾地告别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