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戏剧家。他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现存杂剧18部,散曲套数14篇,小令57首。他的散曲表达了鄙视传统伦理的思想和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激情。如《仙吕·一半儿·题情》:“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就是热情赞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的一篇代表作。 散曲只有短短五句。“碧纱窗外静无人”,这一句写一对青年男女幽会的环境。不仅托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更重要是突出一个“静”字,为什么“静”,因为“无人”,所以“静”是为“无人”而张本。因为只有这“无人”,才为两情欢悦的幽约提供了条件。也正因为“无人”所以,幽会的机会不可多得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当然是不能轻易错失的。于是,那一位热恋中的男子才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跪在床前忙要亲”。这个“要”字通“邀”,即“求爱”、“求欢”的意思。男子的感情表露很简单,很外露,也很急躁,就是这一个“忙”字,把男子的情感表达方式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可谓一字千金,一泻无余。如果这时女子也急忙草率就范,那就是这首散曲的败笔了。这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圭皋。“痴情女子负心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子作为弱势性别而形成的千年共识,因此,当一个男子向一个女子求爱的时候,女子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伤痛,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就不难理解此时女子就是屈就而是不略加思考的“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转过身是转过身了,但一味推托人家生机勃发的爱情邀约那就又成了刀枪不入的清教徒。真这样的话却又违背了性爱的常理。所以,作者在这里准确地把握了爱的尺度与情的分寸。男子以刚克柔,女子刚柔相济。女子说:“刚才我的话只不过是娇嗔之语,你且莫要见怪就是了。”接下来就进入了“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的欢爱境地。这一句是全曲的点睛之笔。如果一味推辞就失却了人性的活力,反之一见钟情地行欢爱之事又埋没了爱情含蓄的魅力。在人性与伦理的层面上,作者达到了巧妙的折中。 既是写约会,人们会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无数例证。欧阳修写男女约会时那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生查子》)的情境是含蓄的。黄昏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只好凭借读者的想象了。诗词的表现手法以含蓄蕴藉为高,追求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反对一泻无余,实际上中国的男女爱情故事要比西方含蓄得多。歌德在看了《西厢记》后很有感慨地说:“中国的一对男女青年,他们在后花园谈了一夜的话,却谁也没有挨谁一下,这说明中国的爱情比西方来得更纯洁,更崇高。”(《歌德谈话录》)歌德作为一个西方大师,他没有理解错,的确含蓄之美是中国爱情的特色。可惜的是,歌德没有读到这首《仙吕·一半儿·题情》,也许这是一个例外,这里描写了晚上男人跪在床前要与子女相亲的场面以及女子半推半就,故作嗔怒的情态,都表现得十分直,十分露,毫无扭呢之状。虽然恋爱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恋爱文明上的重合,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无论距离是多么遥远。既然要写真人性,所以散曲不能不大胆颠覆诗词的表现手法。诗词多用比喻、象征手法,而散曲则讲究写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味。于是多采用直陈白描的赋的手法。曲与词的表现手法正好相反。故有所谓“宋词之所短即元曲之所长”之说。 (201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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