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

扬之水

叶燮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将中唐定位为“古今百代之中“, 对韩、柳、元、白诸人诗之格调声情的变化予以深刻的揭示, 从而凸显了中唐诗在自唐至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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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一方面指出了元、白诗贪多务得、读之易厌的弊端, 另一方面则对白诗令老妪可晓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不是为白诗的浅俗辩白, 而是客观地指出白诗还有“寄托深远”、“言浅而深, 意微而显”、“属对精紧, 使事严切”等特点。而这些特点, 一言以蔽之, 便是“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俗中有雅, 雅俗相包, 这乃是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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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韩愈、白居易作为承接杜甫的最佳人选, 分别拈出; 继谓韩得杜之变, 白得杜之正, 总谓之“造乎其极者”。而就白诗言, 其特点: 一是辞旨畅达; 二是有锤炼之功; 三是无斧凿痕迹。至于世人将白体视为浅率或轻俗, 则未免太过。这里, 汪氏不仅给予白诗一个很高的评价, 而且对他在杜甫以 后的诗史地位作出了明确的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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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将白居易与李、杜、韩相并列, 谓之为高过名家的大家, 足见评价之高; 其二, 将年龄本小于韩愈的白居易置于韩之前, 又见其对白的重视; 其三, 选录白诗, 看重的是其“平易而最近乎情“的特点, 而“平易”在此前论家那里往往是被视作“浅俗”予以批评的; 其四, 比较元、白优劣, 明确指出“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 元不如白; 其五, 认为此选“权衡至当, 洵千古之定评”, 其意在为后世提供诗家典型和诗作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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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选唐宋诗醇》之编纂, 实在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并且是为其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服务的。而这样一种目的, 恰恰在客观上玉成了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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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白诗与六义、杜诗之关联, 揭示其“温厚和平”之意与“流丽安详”之貌, 又对杜牧等人非毁白诗的说法予以有力辩驳。尽管编者并不否认白诗有“体之重复、词之浅易者”, 但就总体而言, 这只能是白璧微瑕。历代耳食者多集矢于白诗之浅易、冗漫, 而忽视了其真正价值, 这样一种蚍蜉撼大树的行为,“何损于香山居士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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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选本的功用便远非一般选本所可比拟, 它实质上是以帝王意志和国家行为对唐、宋诗学作出的价值评判, 是对纷纭众说予以整齐划一的规范性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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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评说分别对白诗予以较高的肯定: 前者将白氏其人其诗与杜甫相提并论, 而“变少陵之沉雄浑厚, 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一语, 直接袭自《御选唐宋诗醇》评白语而略有变化; 后者则径将元、白作比, 肯定白诗“皆雅音”, 而元诗“意拙语纤, 又流于涩”, 由此见出苏轼所评“元轻白俗”之“白俗”为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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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性灵, 固然与晚明公安派之性灵说有渊源关系, 但更重要的, 则是基于他天姿骏发的才情、对自我个性的强调、通脱放浪的生活情趣, 以及对王士祯之胶著神韵、沈德潜之标举格调而压抑真情的反拨。袁氏的这种特点, 与白居易等人之闲适随意、心性平和、重情重性颇有相通处, 故他对白诗不无好感, 其诗风亦近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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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由最初之无意效白而终竟似白, 说明两人心性之天然契合; 至于早谋先定, 明于进退, 天性多情, 喜好女乐, 诗谢雕琢, 心由自主, 则是袁、白两人的主要相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