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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杜甫乐府和唐代乐府诗的嬗变 学界论述李杜乐府文章多矣，多认为李白是古乐府集大成者，而杜甫是新题乐府开创者。笔者总览李杜乐府，感觉李白拟古乐府不仅为集大成，而且还有很多新变。杜甫并非新题乐府作始者，李白等才是新题乐府的开山者之一，经杜甫的继承扩展，加上元藕、白居易等的推波助澜，方使得“新乐府”得以大行其道。而李白乐府兴讽等精髓，在中晚唐绵延不绝，张籍、王建、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更是对其一脉相承。在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逾元、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李贺、温庭筠等，变化之极也。 一 乐府与歌行的内涵和关系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学界至今对此无定论。这关乎新乐府定义和李、杜（尤其杜甫）新旧乐府诗数量界定问题。目前，争论焦点集中在歌行是否属于乐府范畴，李、杜（如杜甫“三吏”、“三别”等）部分作品是否属于新乐府诗，及杜甫新乐府诗有哪些等问题上。 宋敏求本《李太白文集》，杨齐贤、萧士赞《李太白集分类补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全唐诗》，及今人郁贤皓《李白乐府与歌行异同论》等认为歌行不属于乐府；裴斐《太白乐府述要》，乔象钟等《唐代文学史》，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和《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王辉斌《论杜甫“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一—兼及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等认为歌行属于乐府。杜甫作品个案争论上，周振甫《唐代乐府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杜甫“三吏”、“三别”是新题乐府。葛晓音界定出狭义新乐府的三尺度，并据之定杜甫诗的新题乐府共有32首，包括“三吏”、“三别”；而上述王辉斌文则认为“三吏”“三别”既非“凡所歌行”之属，更难以“播于乐章歌曲”，故其并非新乐府。 李、杜乐府诗歌的界定，历代乐府选本、文章总集、李杜本集等也众说纷纭。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分类补注》与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同，皆收李白乐府诗149首；清代赵翼《瓯北诗话》中认为李白乐府有115首；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李白乐府诗总118题161首，录杜甫乐府诗总12题28首；《文苑英华》选杜甫诗总24首，其中《少年行三首》、《出塞五首》、《后出塞三首》、《苦寒二首》、《苦寒二首》总15首，为《乐府诗集》收录，《苦战行》、《短歌二首》、《聪马二首》、《白马》、《苦热》、《忆昔行》、《幅仄行》总9首，为《乐府诗集》未取。 什么是“新乐府”呢？ 白居易《新乐府诗序》云：“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曰：“仆数月来，检讨囊筐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白居易认为新乐府有三特点：形式上，每篇字句可自由发挥，不受齐言束缚；结构上，取首句字词，因事立题，结尾发议论点题；内容上，重实用，歌时事，便讽易唱。 至于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撞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葛晓音据此，列杜甫这些篇目入新乐府诗实不确，联系此句上下文，实指“风雅比兴”多寡，非定杜甫新乐府诗之言。 元《乐府古题序》说：“自况《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习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残。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谢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认为新乐府应具有“刺美见事”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二特点，“即事名篇”指用唐代时事而制新题。“凡所歌行”是针对列举的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而言，王辉斌上文认为“凡所歌行”是新乐府界定标准，非也。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叙”曰：“乐府之名起于汉魏……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有因歌而造声者……有有声有辞者……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日新乐府。……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麻几焉。” 郭茂倩不仅将乐府溯源、分类、举例，而且对新乐府进行了说明。郭指出新乐府有如下三特点：唐代新歌；有入乐的弦歌，有不人乐的徒歌；不必尽“讽兴当时之事”。郭之不必尽讽世观点实符合唐乐府发展实情。 要之元、白、郭三家，可见“新乐府”有如下三“不必尽”特点： 声乐配合上，不必尽被乐，辞类也可；内容要求上，不必尽兴讽、咏时事，讽时为主，不讽为辅，新歌即可；结构手法上，不必尽齐言，制题现代，重意轻文，叙议结合。 元、白并未明确定义新乐府概念，也没界定出杜甫新乐府范围，而郭茂倩《乐府诗集》“成书于北宋后期”，“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刊刻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诚乐府中第一善本”。冯班《钝吟杂录》曰：“郭茂倩《乐府诗集》为诗而作，删诸家乐志作序，甚明而无遣误，作歌行乐府者，不可不读。”北宋李防等编的《文苑英华》为“宋四大书之一”，“所录则起于梁末”，“上续《文选》”，“六朝及唐代文章”多赖之而得以保存流传，该书分卷收录李白、杜甫乐府多首。明高棵自称能“辩尽诸家，剖析毫芒”，其《唐诗品汇》“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四唐”、“九品”分体选唐诗，见识独特高妙，千古卓立。《唐诗品汇》五古中选李白乐府20首，杜甫乐府21首，七古选李白乐府23首，七古杜甫选诗未以乐府命名。故本文拟依上述新乐府三“不必尽”特点，本郭本所界定的李、杜新、古乐府，并参以《文苑英华》、《唐诗品汇》适当添取。 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载李、杜乐府列表格如下： | 分类 | 李白 | 杜甫 | | | | | 诗量 | 诗名 | 诗量 | 诗名 | | 古乐府 | 鼓吹曲辞 | 汉铙歌 | 6首 | | | | | 齐鼓吹曲 | 1首 | 《入朝曲》 | | | | 横吹曲辞 | 汉横吹曲 | 4首 | | 14首 | 《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 | | 梁鼓角横吹曲 | 2首 | | | | | 相和歌辞 | 相和六引 | 6首 | | | | | 吟吧曲 | 2首 | | | | | 平调曲 | 6首 | | | | | 清调曲 | 4首 | | 4首 | 《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 | | 瑟调曲 | 6首 | | | | | 楚调曲 | 9首 | | | | | 清商曲辞 | 吴声歌曲 | 5首 | | | | | 西曲歌 | 5首 | | | | | 江南弄 | 8首 | | | | | 舞曲歌辞 | 杂舞 | 6首 | | | | | 琴曲歌辞 | | 8首 | | | | | 杂曲歌辞 | | 46首 | | 4首 | 《少年行三首》《丽人行》 | | 杂歌谣辞 | | 9首 | | 1首 | 《大麦行》 | | 近代曲辞 | | 11首 | | | | | 新乐府 | 新乐府辞 | 乐府杂题 | 17首 | | 5首 | 《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 | | 诗量总计 | 118题161首 | 12题28首 |
若按上述新乐府的三“不必尽”特点衡量，《文苑英华》选的9首《乐府诗集》未录的杜甫乐府诗，笔者认为《苦战行》、《幅仄行》、《忆昔行》皆杜新创题，首句标目，字句不拘，抒怀写事，叙议结合，可列为新乐府。其他7首《短歌二首》、《马二首》、《白马》、《苦热》、《苦寒》，前人如魏武帝、庾抱、沈约、梁简文帝等人已多有同题乐府，实皆为古乐府。《唐诗品汇》之《夏日叹》、《夏夜叹》为杜甫“以旱热起兴”，叹“河北之贼未平，盖悯旱忧时之作”0，《留花门》系杜苦唐朝廷请回统助兵，皆为新乐府。其《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为古乐府，并与《乐府诗集》重复，“三吏”、“三别”非乐府诗，而是一组“写时事”的五言古诗。《文苑英华》、《唐诗品汇》李白乐府诗选录皆未出《乐府诗集》范围。这样杜甫乐府总41首，其中新乐府11首，古乐府30首。表一可见，李白161首乐府分布为：鼓吹曲辞7首，横吹曲辞6首，相和歌辞33首，清商曲辞18首，舞曲歌辞6首，琴曲歌词8首，杂曲歌辞46首，杂歌谣辞9首，近代曲辞11首，新乐府辞17首。李白古乐府诗多集中在相和歌辞（33首）、清商曲辞（18首）、杂曲歌辞（46首），共占其古乐府总量133首的72.9%。古乐府总量133首占全部乐府总诗量161首的82.6%。新乐府28首占其全部乐府诗总量161首的17.4%。看出李白对古乐府的偏爱和擅长。 李、杜同种类但题面不同的乐府有：汉横吹曲，李4首，杜系组诗总14首；相和歌辞的清调曲，李、杜各4首；杂曲歌辞，李此类诗最多，46首，杜4首，其中李、杜皆有《少年行三首》，这是二人诗题字面唯一相同的乐府；杂歌谣辞，李9首，杜1首；新乐府辞之乐府杂题，李17首，杜5首。 李白乐府总量远远超过杜甫乐府，是其3.93倍。李白古乐府总数133首，是杜甫古乐府30首的4.43倍，李白新乐府28首，是杜甫新乐府11首的2.55倍。 二 “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也是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选录最多的作家，其《蜀道难》、《梁甫吟》、《乌栖曲》、《长干行》等乐府诗，当时就闻名天下。 李白曾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复古道，就是想纠补“大雅久不作”和“王风委蔓草”之弊，以上承风雅为己任，从而达到“文质相炳焕”的至境诗美，这恐是李大力写古乐府的原因之一。 李白乐府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太白乐府“根植《风》、《骚》，驰驱汉魏”、“多有古辞”，其“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太白古乐府窈冥悄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常“以己意己才发之”。兹简举例谈李白古乐府之变如下： 1.“言多讽兴”，意有寄托，借古讽今，多寓时事，含蓄蕴藉，得风雅之旨 清代陈流《诗比兴笺》收李白乐府24篇，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的实更多。元萧士赞认为李白乐府诗多有讽喻，虽遭清代王琦、赵翼等批评，但萧说多确。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兴讽君臣遇合，正如王琦云“（李白）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如《上之回》借汉武巡幸回中，不为求贤，而是溺志于神仙之事，讽谏明皇好神仙；《战城南》本古词意，而“语尤惨痛，意更切至”，“刺默武而戒穷兵者深矣”；唐玄宗喜事边功，宠任番将。《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登高丘而望远海》借古秦皇、汉武，讽当时最高统治者求仙开边；《白鸠拂舞歌》“警夫在朝之臣无德而贪残者。使圣人在位，必不容之，亦可以见当时朝廷任人之不当也”@等等。 元代《诗法源流》认为李白诗“正者多而变者少”。李以复风雅自任，本儒家温柔敦厚之旨，兴讽多含蓄委婉，这造成了其乐府诗歌的多解性。如《公无渡河》，萧士赞认为是“讽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而陈流《诗比兴笺》认为是“悲永王磷起兵不成诛死”；《蜀道难》赏析的歧义综之有四：罪严武，讽章仇兼琼，讽玄宗幸蜀，即事成篇，无寓意。兴讽但不确指，婉而不迫，耐人寻味，这正是李白乐府的特点之一，也反映出他追步汉魏六朝而知变。 2.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 “凡太白乐府，皆非泛然独造，必参观本曲之辞与所借用之曲之辞，始知其源流之所自，点化夺换之妙”，“点化夺换”正是太白之作与原辞的不同处。《战城南》前半截本古意，后半变古；《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等长篇，都是李白扩大古乐府容量的代表。“长篇不失古意，此极难”，“若无太白本领，不易追逐”。 3.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 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的灵活多变，结构的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的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胡震享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 如《幽州胡马客歌》，“梁鼓角横吹曲本词言剿儿苦贫，又言男女燕游，太白依题立义，叙边塞逐虏之事”。又《有所古辞写烈女“闻君有他心”，而毅然与之决绝，齐王融、梁刘绘言离思，宋何承天写生罹茶苦，哀慈亲之不得见，李白变之为求仙。 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的句法形式。如汉曲《上之回》为三、四、五、七言杂用，李白此诗形式上本梁武帝《上之回》，全用五言，有继承有变化；又《有所思》古辞为五、七、八、十三言杂用，李白变换古句式，五、七、十一言交叠；《蜀道难》句法灵活多变，三、四、五、七、十一言参用；古乐如《天马》等歌，则有三言五言或七言，体制不一。后人效之者则有四、五言或七言，如魏武帝之《短歌行》，文帝之《善哉行》《燕歌行》，与陈思王《签筷引》《美女篇》。李白却用三、五、七以至九言或十一言而变化之。 李乐府诗擅长结构的变化多姿，文脉的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变的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并自况，皆为确例。 李白善于发明古题意。如《君马黄》曲辞，旧无其解，之前拟者只作咏马解，李白含蓄近厚，“得国风之体”，拟之“自能驰骋，不与古人同圈模”，以“古交友相责望之辞”创作发明之，实千古卓识。 4.以赋法、散文笔法及虚字入诗众所周知 主客问答是汉大赋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李白古乐府中就化用了大赋的这种手法，又类似民间歌谣的问答式。如《上留田行》“借问谁家地……古老向余言言”等。设问句若“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独不见》）、反问句如“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歌》），在李集中更是不胜枚举。 赋法讲究铺排手法，这也是李白古乐府擅长的。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能给人细细品味思考的时间。《朗月行》曲始于鲍照，叙闺阁玩赏月亮。而李诗以儿童视角去审视，天真烂漫，趣味横生。诗中首四句始终围绕“不识月”着笔，喻月为“白玉盘”“瑶台镜”，接着写仙人、桂树、白兔、蟾蜍等，上下句互应，节奏舒缓，结尾归讽。整首诗在想象中展开，似用赋法铺写着一个月宫的神话传说。李诗中还常用排比句，增强感染力。 李白古乐府诗题目中能用虚字，如《登高丘而望远》，《李太白诗醇》称其“如赋如骚”。至于诗句中“乃在”、“之”、“而”、“于”、“但”、“又”、“似”、“与”、“已”、“哉”等虚字，更是随处可见。 李古乐府中不仅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采莲曲》）的类口语散化句，而且常用“君不见”、“安得”、“安在哉”、“其如何”、“唯有”等散文句法。李白很多古乐府似乎不像诗，更像是随笔而写、脱口而出的白话散文。 5.好发议论，点明主旨 议论句位置，有常放诗歌末尾议论的，这种句子多为篇眼，升华主题。如《战城南》结二句“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虚议作收”。这种反战主题的议论，在李白古乐府结句中不乏其例，如“穷兵膜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登高丘而望远海》）、“何时天狼灭，父子得安闲”（《幽州胡马客歌》）等。《日出行》言人生短暂，生死正常，求仙不如委顺造化。以天之方虐，喻君喻臣，愤激反语。结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漆同科”，发议论，点明主旨；“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属夹叙夹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维子斑》），则是诗句中间和结尾皆发议论的集合体。 6.借旧题抒写怀抱，自怜自叹，自慰自解，用典多 经查比郭茂倩《乐府诗集》，后人拟乐府中的述志咏怀之作，多取、鼓吹曲辞和三类，李白亦然。 “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自慰解”于《将进酒》；《长歌行》辞本古义，融入自叹之词；李诗中喜大量用典故，且一篇之中正反交叠运用，以古证今，以显自己的不幸遭遇，如《门有车马客行》正反用典，自伤知音难觅，怀才不遇。又《猛虎行》古今结合，穿插时事，自况遭遇，悲时遇艰难，又自慰自解，“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终喜结交挚友；《豫章行》，陆机、谢灵运“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傅玄“言尽力于人，终以华落见弃”。李白诗变化前人，“词意危苦，笔墨沉郁”@，“咏永王磷事自悼”。 7.雄奇奔放，清新俊逸，气格高华 李白古乐府中多歌行，其想落天外，局自变生，笔势纵横，无法度，又从容于法度之中，“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笔下，“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蜀道“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头发能“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咳唾可“落九天”，并“随风生玉珠”（《妾薄命》）。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学前人知变，玉阶白露侵袜、水晶帘后望月的清凉（《玉阶怨》），“长安一片月”下，听取“万户捣衣声”，兴“秋风吹不尽”的戍妇之苦（《子夜吴歌》）等，韵味无穷，实为“唐诗妙境，一毫不像晋宋”。 以上李白古乐府诸新变特点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几个特点常交并于一篇。唐子西曰：“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太白辈或失之。”“或失之”恰从反面说出了太白古乐府对前人的变化。李白古乐府既有新变，当然就有继承。 李诗对前人乐府转益多师，要之有以下两方面： 1.本古意反前人。李白常不继承变化古辞的前人乐府诗，而是返承古辞。 如《白头吟》，宋鲍照、陈张正见、唐虞世南，皆自伤清直芬馥，而遭铄金玷玉之谤，君恩以薄。李白本古意叙男女之情；《紫瘤马》古辞“盖从军久，怀归而作也”。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徐陵诸作，多咏马。白反正之，上接古辞之意；《乐府解题》曰：“（《陌上桑》）古辞言罗敷采桑，为使君所邀，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晋陆机变古，但歌美人好合，与古词始同而末异。白白反正陆诗，重本古辞。 另，李诗也有直接本汉魏古辞的。如《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离别也。”李诗本古辞意，写成客思归等。 2.本两晋南北朝反古。 据统计，李白拟两晋南北朝、或沿用两晋南北朝篇目，或受两晋南北朝乐府启发而写的乐府诗，约占其乐府总诗量的三分之一。如晋曲《折杨柳》为“兵革苦辛之辞”，李诗反古本晋歌意，写女子苦兵役，思征夫。他如《洛阳陌》本梁简文帝词义，写潘岳；《白鼻》词义与后魏温子升同，写骑着白鼻去饮酒；《对酒二首》李诗叹人生短暂，劝酒。词义变魏武帝之颂德政，而同梁范云之“言但当为乐，勿徇名自欺”；《王昭君二首》本石崇同题“远嫁难为情”之义；《短歌行》本魏文帝及晋代陆机，言当及时行乐等，不一而足。 要之，李白是“复古的健将”，但其复中有变，此变不仅体现在他古乐府自身的演变上，而且体现在其古乐府对杜甫等后人新乐府的影响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李白是古乐府的集大成者和新乐府的先行者毫不为过。 三 明代高棅曾评价李白“乐府古调，若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这里高所列的都是盛唐作家，或者说是李白同时代的人，强调李白乐府胜出各家的还是古乐府成就。其实李白乐府新调也很有特色，宋杨万里曾赞“太白自翻新乐府”，从下文表二可见，李白、王维都是乐府大家。数量上，李、王新乐府分别是28首、12首，特别是李白超出杜甫11首很多；诗体上，李白近代曲辞11首：《清平调三首》七绝、《宫中行乐词八首》五律，新乐府辞17首：《江夏行》、《黄葛篇》五言歌行，《笑歌行》（按：一说伪作）三、五、七、九、杂言歌行，《横江词六首》七绝，《静夜思》五绝，《塞上曲》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分为三首五言绝句，《塞下曲六首》五律。王维新乐府辞9首：《老将行》、《桃源行》、《洛阳女儿行》系七言歌行长篇，《塞上曲二首》、《塞下曲二首》、《平戎辞二首》为七言绝句。近代曲辞3首：《太平乐二首》、《渭城曲》皆七言绝句。杜甫新乐府《苦战行》、《僵仄行》、《忆昔行》、《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等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王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诗基本皆写战争。不过李、王泛论边事以讽，尤其李白《塞下曲六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王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要之，李白、王维才是乐府古调向乐府新调变化的先驱，杜甫是继之而变化、放大现实战争题材的第一人。 清李慈铭云：“乐府自太白创新意以变古调，少陵更变为新乐府，于是并亡其题。香山从而和之，明乎得失之迹，咏叹讽谕，令人观感。”李氏认为少陵创作的新乐府，是在李白乐府创新意变古调基础上实现的，只是取李白变调之神，并另自拟题而已，并指出白居易由杜学李的乐府诗路径。此论实具慧眼。无独有偶，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曰：“乐府体裁，历代不同。唐以前每借旧体发挥己意。太白亦复如是，其短长篇什，各自成调，原非一定音节。杜老知其然，乃竟自创名目，更不借径前人。”这里可见三方面信息：1.历代乐府都有创新。2.李白创己调己意。3.杜甫深解李白，从李白乐府诗中取法而变化，自创新题。清田雯云：“少陵则不作（乐府），《哀江头》、《哀王孙》等篇，《东阿笔鹰》云： ‘乐府之变，其实皆古诗也。”也即后人所谓的杜甫新乐府，是对古诗的变化而来。杜甫自己从没有提过新乐府概念，也没有说过自己刻意创作新乐府的话。乐府流变史上有两个重大转折处，曹植一变其父兄乐府之质实特点，虽“骨气奇高”，但“词采华茂”，已开六朝乐府声色。而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知变而集大成，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正如明王世贞云： “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六朝乐府之变自李、杜始”。诸先贤所言甚确，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尤其古乐府），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 总览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 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正如清薛雪言：“乐府最得《风》《骚》神理……唐人乐府，首推李杜”；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诗通》云：“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迄今称诗者，推白与少陵为两大家，曰李杜莫能轩轻。”@点出李杜皆独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的特点，实启元白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多置句尾，杜诗中议论渐多，元白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三、四句分别绍述第一、二句的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的问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借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的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的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炼”，“悲欢穷泰，发敛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骤虎伏，容止有威”。 如《杜诗解》云杜甫《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李侯诗，每好用神仙字，先生（杜甫）亦即以神仙字成诗”，前八句皆说自己，后四句方转入写李白，宾主虚实之法，“似摹李格而作”，“雅调亦近李白”；《春日李白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思不群”因创新，也是“诗无敌”的原因。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并指出李白诗歌风格是“清新”、“俊逸”。《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杜甫仰慕当时就名满天下的李白如此，而李白闻名天下与其擅写乐府诗密不可分，结合杜甫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句，“细论文”中应该包括杜甫向李白学习怎样作乐府诗歌的讨论。《杜诗镜诠》云：“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杜甫）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行之篇什也。”正说出了杜甫对李白的心服，及向李白虚心学习诗法。《杜诗镜诠》评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杜甫）古意亦超超元著，同太白，便类太白诗。”@杜甫学李白诗歌昭然。《读杜心解》评杜甫《天末怀李白》：“太白仙才，公（杜甫）诗起四句（凉风起天末，君子竟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亦便有仙气，竟似太白语。”《诗薮》评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杜赠李，豪爽逸宕，便类青莲。”指出杜甫有意学习李白豪放飘逸跌宕多姿的诗风。 《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诠》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 作家姓名 | 各家现存乐府诗总量（首) | 《乐府诗集》 收古乐府诗总量（首） | 百分比% | 《乐府诗集》收新乐府诗总量（首) | 百分比 % | | 近代曲辞 | 新乐府辞 | | 李白 | 161 # | 133 | 82. 6 | 11 | 17 | 17. 4 | | 王维 | 103® | 24 | 23. 3 | 3 | 9 | 11. 7 | | 杜甫 | 41 # | 23+7※ | 73. 2 | | 5 + 6※ | 26. 8 | | 元结 | 27 # | | | 5 | 22 | 100 | | 元稹 | 50多② | 12 | 24 | | 24 | 48 | | 白居易 | 约110③ | 25 | 22. 7 | 30 | 52 | 74. 5 | | 张籍 | 70多 | 29 | 41. 4 | 4 | 16 | 28. 6 | | 王建 | 近90 | 34 | 37. 8 | 7 | 13 | 22. 2 | | 李贺 | 41 # | 33 | 7. 3 | 1 | 7 | 19. 5 | | 李商隐 | 7 # | 1 | 14. 3 | 2 | 4 | 85. 7 | | 温庭筠 | 58 # | 18 | 31 | 9 | 31 | 69 | | 皮日休 | 9 # | | | | 9 | 100 | | 总计（首) | 767 | 339 | 44. 2 | 72 | 215 | 37. 4 |
由表二可见，李白是盛唐乃至整个唐代乐府大家，其乐府诗总量居诸家之冠，占十二家乐府总量之和的21%。其次是白居易占14.3%、王维占13.4%、王建占11.7%、张籍占9.1%、温庭筠占7.6%、元藕占6.5%、杜甫和李贺并列第八占5.3%、元结占3.5%、皮日休占1.2%、李商隐占0.9%。 李白古乐府133首，也在十二家中独占鳌头。其他各家古乐府总诗量由多到少依次为：王建第二34首、李贺第三33首、杜甫第四30首、张籍第五29首、白居易第六25首、王维第七24首、温庭筠第八18首、元第九12首、李商隐第十1首。元结、皮日休无古乐府。 再看诸家新乐府诗总量的多少排序：白居易第一82首、温庭筠第二40首、李白第三28首、元结第四27首、元第五24首、张籍王建并列第六皆20首、王维第七12首、杜甫第八11首、皮日休第九9首、李贺第八8首、李商隐第十一6首。 盛唐王维和中唐元、白、张、王（建）乐府诗歌较多，晚唐乐府诗歌较少。各家乐府诗总量的多寡，可见出乐府诗歌的总体演变轨迹：盛唐之盛，中唐变而再盛，晚唐渐趋衰落。值得注意的是，跨盛、中唐时代的杜甫乐府诗较少，这也旁证了杜甫可能只是因其少量新乐府的写实叙事等特点，暗合了元、白的写实思想，而得到元、白极力追捧，并夸大其词。 十二家古乐府诗量总计339首，占各家乐府诗总量767首的44.2%；十二家新乐府诗量总计287首，占各家乐府诗总量767首的37.4%。可见唐代古乐府较之新乐府仍占优势。不过优势表象下掩藏的是流动的乐府诗史，因李白一人古乐府就占诸家古乐府诗总量的39.2%，古乐府诗总体发展趋势是盛唐为盛，中唐其次，晚唐较少。这既符合乐府诗史变规律，也显示出中唐对盛唐李白等人古乐府的继承嬉变，正如冒春荣云：“拟古乐府则以太白为正宗，而少陵及元、白、张、王其变也。”不仅指杜甫、元、白、张籍、王建等古乐府是变化李白古乐府而来，而且包括他们新乐府对李白乐府的学习。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之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张籍、王建时代，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矛盾继续深化，本儒家思想的他们欲作唐诗风歌以达上，虽“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土”，但二人继承较多的，一如白居易曾称张籍古乐府“六义互铺陈”、具有风雅比兴特点，仍然是李白古乐府上接风雅、含蓄兴讽的特点，正如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云：“张、王乐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莲后之变体也。” 开元、天宝之后，诗歌“愈趋卑弱”，李贺处于元、白“浅率糜尔”的“元和体”“天下传讽”时代，李贺想“力挽颓风，”故集中“惟古体为多”。“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李贺古乐府寓今托古，比物征事，“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这是李贺乐府同于李白之处。“李贺诗变盛唐，尚怪奇巧，设色浓妙”，“有李白之语，无李白之才。太白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李白乐府主于意，不仅李贺得之，而且李白的主意少文，又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乐府多理，即多议论，本于李白，流波杜甫，泛滥元、白，李贺弃之，这正是各家继承变化的体现。表二诸家新乐府诗排序貌似无序，实律寓其中，盛唐新乐府诗最多者为李白，中唐为元结、元藕、白居易，晚唐为温庭筠。杜甫仅高于皮日休、李贺、李商隐居倒数第四。这透露出李白仍不失新乐府大家地位和先驱作用，元、白提出新乐府之说，并大力创作，实是李白古、新乐府的变体。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 元、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白居易貌受李绅新题乐府启发创《新乐府五十首》，实本李白乐府。元新乐府相对于白居易有变化，他重视新乐府意新语新精神，故其诗形式灵活多样，有以新题作古题的，有不标明新题乐府的，有径直以《乐府古题十九首》为题的，这实亦是对李白善变古乐府精神的继承。元、白新乐府理论和实践实相互发明影响，及社会现实、时代变化，是他们新变古乐府的外因。而面对李白、王维（尤其李白）等盛唐大家树立的乐府高峰，他们无力超越，故只能在乐府诗歌的创作上新变，这既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乐府诗歌自身嬗变的必然趋势。元、白所谓的新乐府，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呼喊，乐府诗歌的新旧，只是相对的，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新乐府和古乐府的精髓传承，是剪不断的。李白是古乐府集大成，或者说是乐府诗歌的正宗，是毫无疑问的。而现行的杜甫是新乐府的开创者之说，实与元对其新乐府赞誉有关，“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只不过是元的一家之言而已。这样说并非是抹杀杜甫在乐府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只是说元作为大家，振臂一呼，后代多少有人云亦云之嫌，将杜甫乐府诗歌抬高到和李白相提并论，或者说将其定位为新乐府的开创者，实在有过誉之嫌。我们只要从元藕那篇应杜甫孙杜嗣业之请而写的墓系铭对杜甫无上的吹捧，及对李白过分的贬低中，即可看到元评价的个人主观偏向性和不公允。相反元穗对乐府所谓的变古为新，及又变新为古、亦古亦新等做法，本身就是对自己新乐府说法的不断调整过程，这也侧面证明了元、白新乐府的界定本身就存在模糊性和摇摆性。更不用说元、白所谓新乐府写时事以讽、凡所歌行、能入乐等特征，本身就是古乐府所具备的，并非元、白的新发明了。《乐府诗集》将乐府分为新乐府辞，郭茂倩说得很清楚，认为是唐世新歌，是从时代变化和唐代独创性角度分类的，并非是将乐府一刀两断分为古乐府、新乐府。若按元、白所说，那魏晋南北朝历代皆有自己创作的变古乐府诗，岂不都应该称为新乐府吗？这样新乐府之说岂不是成了一具空壳和毫无意义之说。 笔者认为现行的新乐府只是一说，将新、古乐府对立并不能符合乐府诗歌的发展实情。 盛唐气象和精神，加上李白才情，及李白使从乐府演化而来的歌行一体臻于成熟完善，从而孕育了乐府诗变的条件和可能。若说乐府诗发展到中唐，因歌行体盛行和社会变迁影响，及一批务实诗人的出现，使其方向偏离了传统乐府诗轨道，内容形式发生了变化，放大了传统乐府诗歌讽时叙事等特点，还是符合乐府嬗变史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元结《系乐府十二首》、《补乐歌十首》，虽名为新乐府，实属古意。正如元结序《系乐府》曰“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引其义以名之”，又序《补乐歌》云：“自伏羲至于殷，凡十代，乐歌有其名亡其辞。考之传记，义或存焉，故采其名义以补之。”元结目睹战乱频仍，社会黑暗，哀民生凋敝，渴望能以诗纠补，实为盛唐乐府的接武者。 造晚唐，温庭筠“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被誉为“晚唐之李青莲”。温庭筠乐府风格浓艳绚丽，想象夸张大胆，擅长铺陈描述，多写男女之情，已为李白乐府之变。而皮日休一反温庭筠乐府浓艳诗风，近接盛唐乐府，远绍国风采诗之制，取《橡温叹》等“可悲可惧者着于歌咏”，名为《正乐府》。至此，似乎又反正到盛唐李白乐府，但如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晚唐乐府气数衰煞，已不能与盛唐气象同日而语了，皮日休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至此，唐代乐府诗也走向了末路。 总之，若借用高棵《唐诗品汇》的“九品”正变观看唐代乐府诗，“初唐四杰”乐府的歌行化，沈全期、宋之问乐府的律化，是初唐“正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盛唐王维羽翼李白，为“名家”；张籍、王建、元结乐府诗复多变少，为“接武”；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元、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至于李贺之诡怪奇巧，温庭筠之浓艳靡丽，唐风飒飒，变态至极，已为乐府“余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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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4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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