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长安道”

扬之水

无形的“长安道”

    长安是士人科举应试的最终站，也是行卷、纳卷、备考、应试等活动发生地。登科后，放榜庆功、宴饮集会也发生于此。除武后朝两都并试及一些特殊情况外，全国性考试都安排在长安。通过科举，大批庶族士人进入统治阶层，也就进入天子及中央政府所在的帝都长安。与此同时，旧有的郡姓大族为了参与这种相对公平的文化竞争，也不得不离开世代经营的庄园故地，迁徙至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京畿一带,即所谓“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并序》,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科举，成为唐代各阶层知识分子走向长安的一条通衢大道。终有唐之世，这条无形的“长安道”，始终吸引无数人才奔走其中，穷尽心血，皓首白头。

    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被打破，大批庶族士人得以晋身。这给唐代上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对科举及其相关活动的描写，成为唐代文学的新题材。而歌行一体由于容量巨大，篇幅自由，善于叙事议论，比律、绝更细致地表现了科举活动的方方面面，并承载了文人对这一制度更全面深入的思索。

    按照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所考，唐代举子分为生徒与乡贡两部分。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叫生徒；“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乡贡由县、州、府次第考核，选拔若干名报送到中央，然后会同生徒一起参加尚书省的有关机构考试。王定保《唐摭言》记载：“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可见从高祖时起，通过州县考核的士人，若想取得“进士”功名，就必须“随物入贡”，从各地赶到长安应试。因此，各地俊杰才子从四面八方汇聚于长安，与两都国子监学生汇合，人数可达上千之多。按照当时制度，举子要在衣袍外面加上一件白色的麻衣，故长安城中会出现穿着麻衣的士子充斥街道的盛况：“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这些汇聚于京城的士子们，进入这座城市，并展开一系列活动，为长安城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他们为了取得榜上功名，便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叫做行卷，在考试前又须向礼部交纳习作，称为纳卷；举子们又互通声气，甚至结成朋党，造成声势，唐代习称叫做棚（或朋）；也有眠花醉柳，游宿于倡妓之家，直等到把钱财花尽为止，甚至有流落为乞丐的；真是各色各样。”

    除了获得跻身士流、参与政治的资格外，到长安应试的举子们还能通过参与谢恩（拜谢主座）、期集、过堂（参谒宰相）、题名、燕集等带有礼仪性质的活动，结交权贵，聚拢人脉，为一生的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活动中，又以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最为知名。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是天子礼遇，也是无形的“长安道”上一个个荣耀的驿站，让幸运的士人们得以暂洗风尘，并为下一旅程打下基础。

    《唐摭言》记载，曲江宴会本是为安慰下第举子而设，但渐渐演变成及第进士的庆功宴。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亦谓：“曲江宴，唐初设以慰下第举人。其后废弛，而进士会同年于此。开元时造紫云楼于江边，至期，上率宫嫔垂帘观焉。”帝王后妃皆“垂帘观焉”，可见朝廷对曲江宴的重视。这种盛况亦多见于唐代诗文，如李山甫《曲江二首》其二：“千队国娥轻似雪，一群公子醉如泥。斜阳怪得长安动，陌上分飞万马蹄。”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藉群仙占胜游。

    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在新晋士子眼中，此时的曲江宛如仙境，而他们本身也宛如神仙中人，一时荣耀无双。

    金榜题名成为唐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新科进士则是长安城中人人艳羡、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士人登科后情绪、状态、宴集交游等活动都常见于诗歌。这些描写曲江盛宴、杏园探花的诗文中，以七律、七绝较为多见。如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与士人登科后情绪激昂、无心结构长篇有关。亦有一部分歌行作品直接抒发了及第后欣喜若狂、志得意满的情绪，如周匡物《及第谣》：

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遥望龙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醉。骅骝一百三十蹄，踏破蓬莱五云地。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

    韦庄歌行《长安春》表现士子及第之后，留宿娼家的情景：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以“杏园探花”的习俗，巧妙双关，这些少年进士，探取的不仅是名园中的花朵，也是青楼画帘子后的如花美人。“何人占得长安春”一问，将世人对这些探花长安的士子们的艳羡表现得细致而生动。举子们的身影，就这样从通衢大道散入了里巷狭邪，更深地进入并短暂占有了这座城市。

    另一部分涉及科举制度的歌行作品与此类不同，由于容量更大，善于抒情叙事，不仅仅满足于片段场景、单一情绪的表达，而是更全面地展示士人的心态变化，以及对科举制度的思索。如黄滔《成名后呈同年》：

    业诗攻赋荐乡书，二纪如鸿历九衢。待得至公搜草泽，如从平陆到蓬壶。虽惭锦鲤成穿额，忝获骊龙不寐珠。蒙楚数疑休下泣，师刘大喝已为卢。人间灰管供红杏，天上烟花应白榆。一字连镳巡甲族，千般唱罚赏皇都。名推颜柳题金塔，饮自燕秦索玉姝。退愧单寒终预此，敢将恩岳怠斯须。

    诗人出身贫寒，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东峰书堂苦学，唐咸通十三年(872)北上长安求取功名，由于无人引荐屡试不第，直到唐乾宁二年(895)才考中进士。客居长安已历二纪（二十四年），身如飞鸿，辗转九衢，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诗人五十五岁时终于得到了主座赏识，一朝及第，获骊珠、登蓬莱，雁塔题名，殊荣无二。“一字连镳巡甲族，千般唱罚赏皇都”等句写出登科后无限风光；而“蒙楚数疑休下泣，师刘大喝已为卢”则道出成名途中的艰辛。诗人曾如张仪在楚时数度蒙受猜疑，勉励自己无需饮泣；如刘裕一般大喝呼卢，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彩头。如今虽然登第，亦不敢过分享乐，害怕辜负恩岳的期许。与孟郊等人春风得意的情绪不同，本诗情绪较为复杂，叙事有始有终，描写铺叙富丽，议论层次分明，体现了歌行一体容量上的优势。在“人间灰管供红杏，天上烟花应白榆”的绚烂景象外，笼罩着一层辛酸之情。可以说，歌行一体中的曲江盛宴、雁塔题名所表达的情绪，较其他诗体更加复杂，对科举制度的反映也更为深入，层次丰富。

    走向长安的道路如此艰辛，士人们仍乐此不疲。因为道路尽头的那座城市豪门争聚、权贵云集，是国家文明鼎盛之地，而同时，长安城风云变幻，贫富良贱可以须臾改易，这也使之成为人人向往的冒险之地。白居易《劝酒》则从儒生借“登龙门”而改变命运之事发挥开来，谈到了长安城中贵贱变化不定、宅邸须臾易主的社会现实：

    昨与美人对尊酒，朱颜如花腰似柳。今与美人倾一杯，秋风飒飒头上来。年光似水向东去，两鬓不禁白日催。东邻起楼高百尺，璇题照日光相射。珠翠无非二八人，盘筵何啻三千客。邻家儒者方下帷，夜诵古书朝忍饥。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东邻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风势，金榜高张登上第。春闱未了冬登科，九万抟风谁与继。不逾十稔居台衡，门前车马纷纵横。人人仰望在何处，造化笔头云雨生。东邻高楼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犹在。金玉车马一不存，朱门更有何人待。墙垣反锁长安春，楼台渐渐属西邻。松篁薄暮亦栖鸟，桃李无情还笑人。忆昔东邻宅初构，云甍彩栋皆非旧。玳瑁筵前翡翠栖，芙蓉池上鸳鸯斗。日往月来凡几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东邻为钟鸣鼎食的豪门大族，门客三千，珠翠盈门。西邻则为寒窗苦读的儒生，年已三十，仍未入仕，此时仰望东邻之盛，只有“安可期”的感慨。而一朝金榜题名，门前顿时车马如云。不到十年已居台衡，做到宰相之位，“人人仰望在何处，造化笔头云雨生”，点出了其从忍饥挨饿到位极人臣的原因——凭借笔墨诗文之才，一步登天。中唐之后，宰相主要由进士出身者担任，科举对士人命运的影响尤其重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人及第，可使整个家族门户生光。反观东邻主人已经亡故，金玉车马皆不复存在，楼台亦渐渐归于新贵西邻。诗人回想起东邻宅邸新建时的盛况，不由有“荣华易逝、盛衰更迭”的感慨。以科举为切入点，写出长安城中贵贱须臾改易、荣华难久的社会现实，角度颇为新颖。

    君心难测，京城居不易，长安既是歌舞升平之地，亦是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唐中兴名将马遂在长安安邑坊内有苑囿，遂死后，其子鬯“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德宗以为未尝见，颇怪鬯。令中使就封其树，盖惧宅废，为奉诚园也”。后成为盛衰无常的典故。薛逢于《君不见》中感慨的“奉诚园里蒿棘生，长兴街南沙路平。当时带砺在何处，今日子孙无地耕……盛去衰来片时事。人生倏忽一梦中”，所言即此。长安政局变幻，今日势焰绝伦的高门大户，一朝失势，富贵便如梦幻泡影。而科举制度的施行，又使得一些新贵得以执掌权柄。“王侯宅第皆新主，文物衣冠异昔时”（杜甫《秋兴八首》），随着上层政治势力的新旧交替，长安大道两侧的甲第豪宅亦不断更换着主人。

    京城是天子居所、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因而成为古代士人得以实现政治理想的舞台。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长安是获取功名的最佳场所，游学、行卷、交游、干谒、应考，都是进入仕途的途径。汉魏六朝时期起，士人从各地云集京城，交结权贵，献赋天子，希望像司马相如、鲍照一样，因文学才能获得上层赏识。士子们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城市，仅仅欣赏其壮丽恢弘的景观是不够的，必须在此有所收获，才不辜负离乡背井之心。正如汉学家宇文所安言：“七世纪上半叶的诗人在长安面前惊叹不已，它是最伟大的城市，是当代的奇观，是大唐帝国威力的生动证明。在长安任职意味着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当官则表明失意。”在京城获得官职，进入统治阶层，意味着士人们不再客居于这座城市，而是真正成为长安的主人。否则，看到富丽堂皇的宫室，四通八达的大道，也只能发出“京城居大不易”的感慨。杜甫客居十年，得以参与权贵宴饮，尽享良辰美景、美酒佳肴，宴罢后也不免有“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之伤。

    在唐代，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对政治特权的垄断，成为庶族士人实现政治理想、入主长安的新途径，并在施行之初，显示出强大的容纳力和相对公正性，因而得到了新兴阶层的认同。同时，为了广纳英才，帝王大力提倡，极力向公众展示进士及第者的荣耀。曲江盛会，雁塔题名，成为整个长安城的节日。科举文学天然地与都城文学发生了联系，它记录的不是长安街道、宫室，而是一条无形的通衢大道，通往普通士子梦想中的长安城。与现实中四通八达的道路不同，由此抵达长安者，不仅仅是“进入”这座城市，还能分享统治权，真正“享有”这座城市。这是一条无形的“长安道”，唐立国近三百年间，引得无数士子奔走其中，也留下了无数诗篇，歌咏其间的悲喜苦乐。而歌行一体由于容量巨大，善于叙事及议论，从更丰富、深刻的层面上表达了唐人对科举制度的思索，而将“科举”这一京都的新元素全面、细致地表现于篇章中。

    中唐以后，反映科举制度的歌行作品还表现出了一种新内容——即对科举制度乃至都城制度的反思。

    薛逢《邻相反行》就是典型的例子。与白作不同，薛作中欲投身科举、光耀门楣的“西邻”被放在了被批判的位置上：

    东家有儿年十五，只向田园独辛苦。夜开沟水绕稻田，晓叱耕牛垦塉土。西家有儿才弱龄，仪容清峭云鹤形。涉书猎史无早暮，坐期朱紫如拾青。东家西家两相诮，西儿笑东东又笑。西云养志与荣名，彼此相非不同调。东家自云虽苦辛，躬耕早暮及所亲。男舂女爨二十载，堂上未为衰老人。朝机暮织还充体，馀者到兄还及弟。春秋伏腊长在家，不许妻奴暂违礼。尔今二十方读书，十年取第三十馀。往来途路长离别，几人便得升公车。纵令得官身须老，衔恤终天向谁道？百年骨肉归下泉，万里枌榆长秋草。我今躬耕奉所天，耘锄刈获当少年。面上笑添今日喜，肩头薪续厨中烟。纵使此身头雪白，又有儿孙还稼穑。家藏一卷古孝经，世世相传皆得力。为报西家知不知，何须谩笑东家儿。生前不得供甘滑，殁后扬名徒尔为。

    东邻少年耕牛垦土，务农为生，西邻少年则涉猎经史，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朱紫加身。两家互相讥诮，诗人则借此发表看法，东邻少年能够自给自足，常年在家奉养双亲，家庭和睦，妻贤子孝。而西邻少年年方二十才开始读书，就算十年及第，也已三十有馀，赴长安应试征途漫漫，又有几人能飞黄腾达？纵然得到官职，却忠孝难以两全，无法常在双亲身边侍奉。百年之后，当日富贵不过一蓬秋草，即便留下身后之名，又有什么意义？与白居易作品感慨西邻少年“造化笔头云雨生”，因诗文才华获取富贵恰好相反，作者的立场是劝慰西邻少年，不要被长安繁华、仕途功名吸引，与其皓首穷经、追求百中无一的进仕机会，不如留在故里持家守土，安守本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首反科举、反都城的诗歌。它的出现反映了中晚唐时期士人心态的变化，也是无形“长安道”的一种反向延续——这是一条归去之路，指向乡土宗祠，也正是士子们的来时起点。科举制度出现之初，打破了六朝时期上品无寒门的状态，下层士人能通过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进入统治阶层。这对于广大儒生而言，无疑打开一扇希望之窗。但现实却有微妙的差异，根据前人统计，唐代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进士科有人数纪录者263次，录取进士6637人。录取人数最少的贞观十二年（622）、显庆元年（656）、麟德元年（664），都是3人；最多为咸亨四年（673），因上两年停贡举而至79人；平均每届只录取25人。对于有近亿人口的唐王朝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数字中，世家大族又占据了大部分。有案可稽的唐代73名状元中，出身三品及以上（包括宗室）或历代名人之家的就有56人，占76.71%；四品及以下官僚家庭出身的11人，占15.07%；寒士出身的只有6人，占8.2%。因此，对于普通“田舍郎”，想要一朝登龙门，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新科进士们云集曲江、开宴杏园，“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景象，虽然荣耀至极、如列仙班，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远在天边的幻影。哪怕皓首穷经，也无法企及。薛逢等晚唐文人已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现实，并将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及世人离乡背土、追逐京城繁华的批判表现在歌行作品中。可谓从相反的角度，延伸了这条无形的“长安道”，给予其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

    反思都城生活的主题在唐歌行诗中常有展现。初盛唐时，王维《赠吴官》中就曾抱怨长安生活不便，苦热难当：“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空摇白团其谛苦，欲向缥囊还归旅。”表达了归去之意。“长安道”从六朝以来就是书写京都繁华的代表题目，传统主题即为表现帝都繁华及人们的艳羡。但中唐以后情况有所改变。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白居易《长安道》“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一反同题作品对长安大道的向往，对追逐都城繁华的风气有所反思，希望归隐山中。此类“反京都”题材歌行的出现，其实反映了长安都城文化发展到极盛后，人们对其思索的深入。

    对于奔走长安道的士人而言，金榜题名、曲江赴宴的后续是进入仕途，最理想的是得到京城清要之职，常伴天子左右。因此，以歌行体写朝觐者，可以说是“科举”题材的延续。而朝觐之路，则是无形长安道的延续。鲍防《元日早朝行》写天明时入大明宫朝见天子，文气雍容华贵，气势磅礴，与唐代著名的七律组诗《大明宫早朝》可以参看。由于歌行体独有的特点，对朝会场面的描述更为具体，诗作详细罗列礼乐、旌旗等意象：“东方岁星大明宫，南山喜气摇晴空。望云五等舞万玉，献寿一声出千峰。文昌随彩礼乐正，太平下直旌旗红。”语多夸饰，炫耀藻彩，将长安朝会之盛描写得淋漓尽致。强调了沿着旌旗与礼乐的道路，进入天子朝堂的过程。此类似的还有权德舆《奉和张仆射朝天行》，其“军装喜气倍趋程，千骑鸣珂入凤城”“仙酝尝分玉斝浓，御闲更辍金羁骏”“宫悬彩仗俨然合，瑞气炉烟相与春。万年枝上东风早，珮玉晨趋光景好”等描写，都发挥了歌行体铺叙的特长，渲染边将入京朝觐的浩大景象，写出“长安道”连接边疆与长安、臣下与天子、军营与朝堂的重要作用。相对于科举之路的艰辛，唐诗歌行作品中的朝觐之路更多强调了行走其中的荣耀与欣喜。

    宰相之位，位极人臣，是科举这条无形“长安道”的终点。唐人拜相时“白沙铺路”的习俗，似乎也暗合了这种关于道路的隐喻。张籍《沙堤行，呈裴相公》记录了一种风雅的特权制度：

    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宫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导骑丞相来。路傍高楼息歌吹，千车不行行者避。街官闾吏相传呼，当前十里惟空衢。白麻诏下移相印，新堤未成旧堤尽。

    宰相的马车设有专门的白沙路，从家门前直通宫禁。李贺《沙路曲》“柳脸半眠丞相树，佩马钉铃踏沙路。断烬遗香袅翠烟，烛骑啼鸟上天去”即言此。初盛唐时，谁即将入相，朝廷会提前派人把白沙从皇宫一直铺到门口。旁人见到这种情况，就知道这家人出了宰相。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白居易 《官牛》诗：“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昨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涂污马蹄。”入主台阁，位极人臣，这种白沙铺路的恩典，在唐代士人心目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由于唐代实行集体宰相制度，多时曾达十馀人，在政局动荡时，任免也十分频繁，于是有“白麻诏下移相印，新堤未成旧堤尽”的感慨。“长兴街南沙路平”（薛逢《君不见》），一道道象征着至高权柄的沙堤，在长安城中不断铺设更替，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特殊风景。

    歌行体篇幅宏大，体制自由，长于叙事铺排，因此更完整、全面地记录了唐代科举之路。以乡野小路为起点，士人们初入长安时游冶于九衢，金榜题名时驰马探花，朝圣时的千骑鸣珂，最后到宰相的白沙铺路，以及失意时的归去之路，无不入于笔下。唐诗歌行体中，这条无形的“长安道”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勾勒：它连接着书斋与殿堂，引得有唐一代士人们奔走其中，为之皓首白头。

扬之水

歌行一体由于容量巨大，篇幅自由，善于叙事议论，比律、绝更细致地表现了科举活动的方方面面，并承载了文人对这一制度更全面深入的思索。

扬之水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长安是获取功名的最佳场所，游学、行卷、交游、干谒、应考，都是进入仕途的途径。

扬之水

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对政治特权的垄断，成为庶族士人实现政治理想、入主长安的新途径，并在施行之初，显示出强大的容纳力和相对公正性，因而得到了新兴阶层的认同。同时，为了广纳英才，帝王大力提倡，极力向公众展示进士及第者的荣耀。

扬之水

，反映科举制度的歌行作品还表现出了一种新内容——即对科举制度乃至都城制度的反思。

扬之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首反科举、反都城的诗歌。它的出现反映了中晚唐时期士人心态的变化，也是无形“长安道”的一种反向延续——这是一条归去之路，指向乡土宗祠，也正是士子们的来时起点。

扬之水

此类“反京都”题材歌行的出现，其实反映了长安都城文化发展到极盛后，人们对其思索的深入。

扬之水

相对于科举之路的艰辛，唐诗歌行作品中的朝觐之路更多强调了行走其中的荣耀与欣喜。

扬之水

入主台阁，位极人臣，这种白沙铺路的恩典，在唐代士人心目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扬之水

以乡野小路为起点，士人们初入长安时游冶于九衢，金榜题名时驰马探花，朝圣时的千骑鸣珂，最后到宰相的白沙铺路，以及失意时的归去之路，无不入于笔下。

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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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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