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

扬之水

所谓的“经典化”过程，又是一个各种力量的协调过程，其中与“政治场域”的协调尤其重要，而且它就是与这种权力场域协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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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庆典”，“大团圆”结局体现的是一种“礼乐之和”、“治世之音”与“昌盛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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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圆”结局说到底，表现的就是这种政通人和的盛世之音和文明之象。这是对音乐是致“和”工具的透彻认识，也是对“曲”之文化渊源的精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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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集体理性”的“信念”也是它潜在的复制机制和生产机制。“大团圆”结局之所以被经典化，也与此有关。它比外在的宰制远为强大有力，更为深藏不露，因为“我们一降生在某个社会世界中，就有一整套假定和公理，无需喋喋不休的劝导和潜移默化的灌输，我们就接受了它们。”更重要的是它型塑和建构出我们的生活态度、精神世界、文化习性、美学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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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在结构上看，这种“信念样式”的宇宙论根据是人们对“天道”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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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信念而培植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尤其体现在剧作的结局中。这不但在“忠 孝”、“节义”剧或“功名”、“豪侠”剧中如此，就“风情”剧而言，其中也隐含着对“情”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仅仅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也是一种信念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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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习性”是指存在于不同圈子间的同型关系，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不但代表着人们相似的禀性倾向和偏好，并以“文化下意识”和“习惯力量”的形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销愁补恨，即是这一“文化习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它既合乎文人也合乎大众的心理期盼，所以表现在戏曲中，总要在结尾对人事的缺憾来一番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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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团圆”结局的“和合”状态看，它是“乐”之文化精神的传承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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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中，“乐”的文化精神在“戏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形式上讲，“曲”本身即是歌乐，或者说“乐”是戏曲的远祖，有着家族的血缘关系。从内在精神上讲，“曲”承续着“乐”的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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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圆”结局就是在这种“履中蹈和”观的导引下出现的一种“和合”景观，“乐”之“和”与“礼”之“序”，在其中得到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