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干和集体化

箫笛

单干和集体化

    从1962年到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约有一千七百多万，同期回乡的知识青年有一千二百多万。所以说，十八年从课堂读书转入务农的知识青年将近三千万。很奇怪，近三千万知青竟不见有人用具体事实探讨过我国农村单干和集体化优劣，而我是近三千万知青中一员，对此问题却亲身经历、调查、研究、比较过，如不将这活生生现实讲出来，便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真理，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尤其对不起人民中占人口比重相当大的农民。

    我插队所在地为龟洋村。龟洋村分三个生产队：洋头生产队，洋中生产队，洋尾生产队。洋头、洋尾人民公社化均百分之百。洋中生产队却独树一帜，留有资本主义尾巴。原因是洋中有一中农，他是哑巴，任凭工作队队员怎样说服动员，他却抓住入社自愿这一原则，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不肯入社。或许他是个哑巴，工作队员难以交流，最终放弃这一难以攻克之堡垒。其反而成为一道奇丽的风景，同时给我留下调查、研究、比较的对象。

    哑巴大约三亩水田，每亩可收六百斤左右稻谷，去掉稻壳和米糠，约摸一千两百多斤稻米。加上地瓜，他一年大约消费大米六百斤左右，余下的六百多斤可在墟上卖掉，换回盐、灯油和一些日用品。由于他是中农，地可能比入社社员平均土地多一些，因此他生活比一般社员相对宽松一些。

    首先对比劳动效率。由于他是单干，快干与慢干当然有差别，突击干活可以早回家，他自然不会老牛拖破车地应付了事。社员则不同，他们干活评工分，强劳动力一天十分，次一点劳动力八分，像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算孩子工，顶多五分，我仅是四分。评工分几乎固定，极少上扬和下调。活是公家的，干得多一点或少一点无损工分评定。所以干一阵子农民便停下来，抽抽烟，聊聊天。我这个人与别人不同，爱思考问题。当时有歌谣曰：“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康庄大道路一条。”歌谣词入心扉，由此我便认真观察单干与集体化的效率，发现哑巴田虽比社员平均水平多，但干活天数与集体持平有时更短。由此我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单干效率比集体高。

    其次比产量。常年，单干者收成好坏与其利益直接挂钩，故单干者深耕细作，下足肥料。生产队社员干活一般也认真耕作，个人与集体平均亩产产量相差无多，十几二十几斤而已。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颠覆性变化。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后，进口日本尿素，肥效极大。尿素集体凭票购买，个人无可问津。后来引进日本和西方国家化肥生产线，在一段期间内，集体可购买，个人却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亩产比单干亩产高得多。还有优良稻种的推广，集体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记得七十年代初，我们公社推广优质矮脚稻，比原来高杆稻矮了三分之一，这种矮脚稻遇到风不容易倒伏，产量比高杆稻增加不少。集体化优质稻连同日本尿素亩产把单干亩产远远抛在后头，形成如同篮球高个子跳起对矮个子的盖帽之势。当时我虽才十几二十岁，却始终十分关注粮食问题。毛主席解放后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他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搞工业化和护国盾牌两弹一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牺牲了农民利益，但仅是牺牲农民短期利益，却着眼考虑和布局安排农民长期利益。因为牺牲农民暂时利益，故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困难的七十年代初，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填湖填池填沼泽填坑。试举一例，泉州风景旅游区百源清池也填成田用来种粮食。为什么难于解决粮食问题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二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凭我国当时的工业水平，根本无力制造大型化肥生产线，因此我国农业化肥依赖程度极低。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六七十年代，近郊农民推粪车入城，家家户户均可以将自家粪便这种极其肮脏的东西卖与农家，可得几分至一毛多钱。这种情形仅有近郊农民可为，广大农民种田仍是自己酿肥积肥。后来粮食问题得以解决主要是毛主席打开中美建交大门，引进美国荷兰八套、法国三套、日本两套共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线，种田肥料困难问题几乎缓解。其次是毛主席在世时，依靠集体力量，修建九万多个水库，解决相当一部分田地用水问题。就泉州而言，七十年代修建的山美水库对农业产生的巨大效益显而易见。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应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对粮食增产也起了一定作用，但绝不是粮食够吃的主要因素，十分有力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我国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城里粮食供应不再搭配面粉、地瓜等。一九七七年后，引进的大型化肥生产线陆续建成，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不言而喻,何况还有优良高产稻谷品种的推广。

    对比社会贡献。单干者除了与社员同样须交一定的公粮外，对社会贡献几乎等于零。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六年间，我参加扑灭山火的行动多达五次。当时火光就是命令，生产队一声呼喊，能动的生产队社员包括知青一齐上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直至扑灭山火为止。你说，大家如像单干者那样，躺在床上睡大觉，国家财产不知要遭受何等大的损失。记忆尤深还有修公路，从龟洋村到葛坑公社羊肠小道约八公里，各小队承包一段，我们洋尾生产队任务数五百米左右，仅一个农闲时间段，即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国家不花一分钱，公路大功告成，可说是社员义务劳动的成果。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修公路付给社员采用付工分制，比如劳动力20个人，修路30天，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天付八个工分，总共4800个工分。这些工分生产队无钱另外支出，仍充进农业生产工分里，致使工分值下降，因此修公路是变相义务劳动。像现在分田到户，青年人纷纷到城里打工，如无推土机，碾压机，挖土机，装载机，十年都不可能修好公路。由修路我常联想大寨将七沟八梁改造成梯田，林县人工悬河红旗渠，全国数以万计的水库改天换地的宏业，如无依靠集体力量，凭个人之力，仅是空想。

    个人副业与集体副业的对比。毛泽东时代提倡集体主义。他三番五次强调，列宁说：“小生产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毛主席十分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可能认为，共产党如果搞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共产党替换国民党而已。如是这样，成千上万先烈的鲜血等于白流。所以，他领导党在舆论上、行动上、运动上碾压资本主义嫩苗。但是，我在上山下乡的六年间，绝无看到像电影《邓小平》演的，推行每户只准养两只鸭的政策。社员自养成十上百的鸭均被允许，梯田上经常可看到社员自养的鸭群。猪也不限头数。应该承认，个体养猪能拾捡烂菜叶、地瓜藤等废食材，有益无害。但是，毛主席更提倡集体养猪。一九七零年，我上调大岭大队文艺宣传队，闲时参加大队耕山队植树造林活动，也干过养猪活，亲眼看到集体养猪几十头到百余头。假如全国各个公社都搞起集体养猪，我们猪肉供|应绝不会那么紧张。社会主义是全新事业，毛主席进行艰辛探索和大胆实践，和邓小平比他可能有一点稍微逊色，即有一想法，全国推行。这样搞，如果正确，形势大好；如果偏差，全国一盘栏棋。邓小平较为谨慎，他先搞试验田，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好经验全国推广。邓小平比毛主席大为不足的是，毛主席发现错误，即要纠正。而四个经济特区暴露出来的黄赌毒，坑蒙拐骗等一些恶行不仅不扼杀于试验田摇篮里，反而让其星火燎原在全国各地畅行其道。毛主席改正什么错误呢？反右、大跃进时我仅四五岁，不甚了解。上山下乡时期，我已长大，对一些事物可辩明是非。毛主席后期，已是耄耋之年，却也相当敏锐地察觉一大二公的效率问题和速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相适应问题，因此不再强调全民所有制，而允许社办企业、队办企业，这些小集体企业遍地开花。我们龟洋村即买来柴油机和碾米机，办起碾米厂。城里社办企业如雨后春笋，争奇斗艳，这些社办企业、队办企业都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中一支强劲生力军。

   从建国初起，先富共富问题，走资走社问题，效率公平问题，常成为共产党内争论的焦点，我无意也无本事介入争论的旋涡，这篇文章仅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我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思。

刘会信

现代诗文版块佼佼者非您莫属！     向箫笛吟长学习致礼问好！

王彦儒

刘会信 发表于 2021-9-18 16:24
现代诗文版块佼佼者非您莫属！     向箫笛吟长学习致礼问好！

王彦儒

提起慢品
秋季安康

王彦儒

有空细品

王彦儒

从1962年到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约有一千七百多万，同期回乡的知识青年有一千二百多万。所以说，十八年从课堂读书转入务农的知识青年将近三千万。很奇怪，近三千万知青竟不见有人用具体事实探讨过我国农村单干和集体化优劣，而我是近三千万知青中一员，对此问题却亲身经历、调查、研究、比较过，如不将这活生生现实讲出来，便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真理，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尤其对不起人民中占人口比重相当大的农民。——责任心驱使

王彦儒

我插队所在地为龟洋村。龟洋村分三个生产队：洋头生产队，洋中生产队，洋尾生产队。洋头、洋尾人民公社化均百分之百。洋中生产队却独树一帜，留有资本主义尾巴。原因是洋中有一中农，他是哑巴，任凭工作队队员怎样说服动员，他却抓住入社自愿这一原则，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不肯入社。或许他是个哑巴，工作队员难以交流，最终放弃这一难以攻克之堡垒。其反而成为一道奇丽的风景，同时给我留下调查、研究、比较的对象。——同中有异

王彦儒

哑巴大约三亩水田，每亩可收六百斤左右稻谷，去掉稻壳和米糠，约摸一千两百多斤稻米。加上地瓜，他一年大约消费大米六百斤左右，余下的六百多斤可在墟上卖掉，换回盐、灯油和一些日用品。由于他是中农，地可能比入社社员平均土地多一些，因此他生活比一般社员相对宽松一些。——特别情况

王彦儒

首先对比劳动效率。由于他是单干，快干与慢干当然有差别，突击干活可以早回家，他自然不会老牛拖破车地应付了事。社员则不同，他们干活评工分，强劳动力一天十分，次一点劳动力八分，像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算孩子工，顶多五分，我仅是四分。评工分几乎固定，极少上扬和下调。活是公家的，干得多一点或少一点无损工分评定。所以干一阵子农民便停下来，抽抽烟，聊聊天。我这个人与别人不同，爱思考问题。当时有歌谣曰：“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康庄大道路一条。”歌谣词入心扉，由此我便认真观察单干与集体化的效率，发现哑巴田虽比社员平均水平多，但干活天数与集体持平有时更短。由此我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单干效率比集体高。——比效率

王彦儒

其次比产量。常年，单干者收成好坏与其利益直接挂钩，故单干者深耕细作，下足肥料。生产队社员干活一般也认真耕作，个人与集体平均亩产产量相差无多，十几二十几斤而已。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颠覆性变化。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后，进口日本尿素，肥效极大。尿素集体凭票购买，个人无可问津。后来引进日本和西方国家化肥生产线，在一段期间内，集体可购买，个人却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亩产比单干亩产高得多。当时我虽才十几二十岁，却始终十分关注粮食问题。毛主席解放后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他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搞工业化和护国盾牌两弹一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牺牲了农民利益，但仅是牺牲农民短期利益，却着眼考虑和布局安排农民长期利益。因为牺牲农民暂时利益，故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困难的七十年代初，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填湖填池填沼泽填坑。试举一例，泉州风景旅游区百源清池也填成田用来种粮食。为什么难于解决粮食问题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二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凭我国当时的工业水平，根本无力制造大型化肥生产线，因此我国农业化肥依赖程度极低。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六七十年代，近郊农民推粪车入城，家家户户均可以将自家粪便这种极其肮脏的东西卖与农家，可得几分至一毛多钱。这种情形仅有近郊农民可为，广大农民种田仍是自己酿肥积肥。后来粮食问题得以解决主要是毛主席打开中美建交大门，引进美国荷兰八套、法国三套、日本两套共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线，种田肥料困难问题几乎缓解。其次是毛主席在世时，依靠集体力量，修建九万多个水库，解决相当一部分田地用水问题。就泉州而言，七十年代修建的山美水库对农业产生的巨大效益显而易见。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应人们对私利的追求，对粮食增产也起了一定作用，但绝不是粮食够吃的主要因素，十分有力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我国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城里粮食供应不再搭配面粉、地瓜等。一九七七年后，引进的大型化肥生产线陆续建成，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不言而喻。——比产量

王彦儒

对社会贡献的对比。单干者除了与社员同样须交一定的公粮外，对社会贡献几乎等于零。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六年间，我参加扑灭山火的行动多达五次。当时火光就是命令，生产队一声呼喊，能动的生产队社员包括知青一齐上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直至扑灭山火为止。你说，大家如像单干者那样，躺在床上睡大觉，国家财产不知要遭受何等大的损失。记忆尤深还有修公路，从龟洋村到葛坑公社羊肠小道约八公里，各小队承包一段，我们洋尾生产队任务数五百米左右，仅一个农闲时间段，即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国家不花一分钱，公路大功告成，可说是社员义务劳动的成果。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修公路付给社员采用付工分制，比如劳动力20个人，修路30天，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天付八个工分，总共4800个工分。这些工分生产队无钱另外支出，仍充进农业生产工分里，致使工分值下降，因此修公路是变相义务劳动。像现在分田到户，青年人纷纷到城里打工，如无推土机，碾压机，挖土机，装载机，十年都不可能修好公路。由修路我常联想大寨将七沟八梁改造成梯田，林县人工悬河红旗渠，全国数以万计的水库改天换地的宏业，如无依靠集体力量，凭个人之力，仅是空想。——比贡献

王彦儒

个人副业与集体副业的对比。毛泽东时代提倡集体主义。他三番五次强调，列宁说：“小生产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毛主席十分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可能认为，共产党如果搞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共产党替换国民党而已。如是这样，成千上万先烈的鲜血等于白流。所以，他领导党在舆论上、行动上、运动上碾压资本主义嫩苗。但是，我在上山下乡的六年间，绝无看到像电影《邓小平》演的，推行每户只准养两只鸭的政策。社员自养成十上百的鸭均被允许，梯田上经常可看到社员自养的鸭群。猪也不限头数。应该承认，个体养猪能拾捡烂菜叶、地瓜藤等废食材，有益无害。但是，毛主席更提倡集体养猪。一九七零年，我上调大岭大队文艺宣传队，闲时参加大队耕山队植树造林活动，也干过养猪活，亲眼看到集体养猪几十头到百余头。假如全国各个公社都搞起集体养猪，我们猪肉供|应绝不会那么紧张。社会主义是全新事业，毛主席进行艰辛探索和大胆实践，和邓小平比他可能有一点稍微逊色，即有一想法，全国推行。这样搞，如果正确，形势大好；如果偏差，全国一盘栏棋。邓小平较为谨慎，他先搞试验田，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好经验全国推广。邓小平比毛主席大为不足的是，毛主席发现错误，即要纠正。而四个经济特区暴露出来的黄赌毒，坑蒙拐骗等一些恶行不仅不扼杀于试验田摇篮里，反而让其星火燎原在全国各地畅行其道。毛主席改正什么错误呢？反右、大跃进时我仅四五岁，不甚了解。上山下乡时期，我已长大，对一些事物可辩明是非。毛主席后期，已是耄耋之年，却也相当敏锐地察觉一大二公的效率问题和速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相适应问题，因此不再强调全民所有制，而允许社办企业、队办企业，这些小集体企业遍地开花。我们龟洋村即买来柴油机和碾米机，办起碾米厂。城里社办企业如雨后春笋，争奇斗艳，这些社办企业、队办企业都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中一支强劲生力军。——比副业

王彦儒

从建国初起，先富共富问题，走资走社问题，效率公平问题，常成为共产党内争论的焦点，我无意也无本事介入争论的旋涡，这篇文章仅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我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思。——真材实料

王彦儒

不比不知道，一比啥都明白。

王彦儒

很好的文字，为您点赞！

王彦儒

采用对比手法，不用评论，自有结果。

王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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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精共赏

山菊花

以事实说话，孰是孰非，尽在人心。高！

王彦儒

山菊花 发表于 2021-9-25 15:54
以事实说话，孰是孰非，尽在人心。高！

对的

王彦儒

山菊花 发表于 2021-9-25 15:54
以事实说话，孰是孰非，尽在人心。高！

深谢惠顾
祝您快乐